孤傲的背影

如果说标新立异、个性鲜明、浪漫热情成为了法兰西民族性格的标签，那么这种性格不但造就了法国的社会和国家特征，也成就了法国坦克独树一帜的设计风格。然而，这种风格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将在本文中加以探讨。

原创性贡献

作为坦克的发明国之一，法国人在坦克设计领域作出了原创性贡献，这一点毋庸质疑。事实上，在那段“混沌初开”的岁月中，一切皆无定式，法国人也因此尽情挥洒了丰富的想象力。然而，也许是想象力过于丰富了，法国坦克的设计一开始就呈“发散性”趋势。一战中法国的坦克是划归炮兵麾下的所谓“突击炮兵”司令部。也正因为如此，最初的法国坦克，在设计上带有浓厚的自行火炮色彩，从“施耐德”C1到“圣沙蒙”莫不是如此，以今天的标准，它们恐怕很难被归类为“坦克”。此后出现的FT-17虽然脱离了这一窠臼，被认为是一种“革命性设计”，奠定了现代坦克的设计基础，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如果将FT-17放到当时的大背景中，这也不过是一个试探性的作品而已……

“多样性”背后的无奈

两次大战之间，法国装甲部队在建设上被认为是“大体失败”的，然而其坦克设计却未必如此。旺盛的想象力仍然在继续发酵着，“多样性”可能是对这一时期法国坦克设计风格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一战结束不久的1920年，法国坦克部队发生了一次影响深远的分裂――大部分坦克部队由炮兵转归步兵，其名称也由“突击炮兵”相应地变更为了“战斗坦克”部队，然而同时还有一部分坦克部队却以“自行机关炮”的名义划给了骑兵部队。这种“分裂”也许对于法国装甲兵的整体发展是有害的，但对于法国工程师来讲却不啻于一个“天赐良机”。“分裂”后的法国坦克部队，就其需要承担的战斗类型范围来说，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这就意味着需要进一步拓展坦克设计的思路作为支撑。结果，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法国坦克设计，因此进入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

一方面，就划归步兵的“战斗坦克”部队来讲，其坦克设计风格呈现出一种“被束缚的多样性”。一战后，法国在军事思想领域产生了新的反应，“攻势至上”变为“守势至上”，全部思想作了一个180度大转弯，这种选择“完全是一种心理冲动，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事实上，尽管德国于1918年战败，《凡尔赛条约》对其武装部队和军事装备施加了严厉的限制，然而德国复兴必不可免，德国决心雪洗耻辱，而这就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军事思想家们的关注焦点。绥靖政策还未完全成为主流时，法国外交上制定了一套新的安全体系以防止德国再起，建立了“小协约国”体系，明显地“暗示将来有一天法国会保护它们，以对抗一个复兴的德国”。基于这种大战略安排，法国本应建立起一支攻势兵力，能够在必要时立即越过国界向德国发动猛攻，这样可以收到东西应援的效果。然而在现实上，法国的军事战略却完全相反，采取了消极的守势思想，防御作为一种手段竟然变成了目的。而且法国轻视正规军的作用，而青睐于预备役部队，结果这就对划归步兵的“战斗坦克”部队其技术装备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战斗坦克”部队直接从属于步兵，其规模注定是相当庞大的。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法国坦克部队已达27个营，近4000辆的规模，但按照给每个步兵师都配备一个坦克营的设想，“战斗坦克”部队的规模至少要扩充至70个营。这样一来，经济问题就成了一个必须被考虑的关键。为“战斗坦克”部队设计的坦克，首先在结构上要尽量简单，以免生产成本提高。其次，既然为“战斗坦克”主要用于伴随以要塞防线为依托的步兵实施直接火力支援任务，那么过高的机动性指标，在战术和经济上便是“有害的”，于是在绘图板上很自然地要偏向于火力和装甲防护，强调以火力最大限度地控制军事行动，而机动性则被置于次要位置。再有，由于法国军方在传统上认为将军队职业化和机械化加以结合的观点，不正常、不必要、不可行，这就意味着依附于步兵的“战斗坦克”部队的兵源问题，也要从“政治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全民皆兵体制”中去解决。

可惜如此一来，令人难堪的尴尬却也产生了。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关键时期，法国的国防努力不仅受到1929年后世界经济萧条的恶劣影响，而且遭遇征兵进入“荒年”时期的打击。英国外交部在1933年便注意到，“法国的公众舆论对于1936年、1937年和1938年三个亏空年里可以作战的兵员数量深感担忧”。结果为了让训练不足的义务兵能够很快“上手”，那么为“战斗坦克”部队设计的坦克，在操作上就必须足够简单，同时还要尽可能减少对乘员的需求数量，以应对兵源不足的窘境。然而为了达到这种目的，坦克的某些重要部件却又不得不被设计得精密复杂，用以弥补人手的不足和技能的生疏，这反过来又引起了坦克造价的攀升和可靠性的下降，最终与设计原则发生了根本性的抵触。

对此，“夏尔”B1重型坦克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种近30吨的重型坦克，以时代标准而言，其设计思想和技术水准都相当值得称道：厚重的装甲、小口径炮塔与大口径车体炮相结合的完善火力，以及先进的“尼德尔”液力差速器，都成为了其他国家羡慕和摹仿的对象。然而，如此先进、复杂而昂贵的坦克，法国设计师却只安排了4名乘员，这就使“夏尔”B1很难在实战中发挥应有的战斗效能，法国战役中，大部分“夏尔”B1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非战斗原因损失掉的。

另一方面，相比干“战斗坦克”部队坦克设计所呈现的那种“被束缚的多样性”，划归骑兵的“自行机关炮”部队，其坦克设计却在骑兵机械化的大框架中，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度。由于早在1933年，第1个相当于装甲师的机械化骑兵师便已经出现，并在事实上被赋予了直接介入主要会战的“战略性重担”，所以法军对机械化骑兵的装备要求，远远超出了原先赋予所谓骑兵“自行机关炮”部队承担的侦察职能。再加上骑兵出身的魏刚将军，顶住各届左翼政府要求省钱的巨大压力，维持了装备拨款，并将这些款项中的大部分用于改善骑兵而不是步兵的机械化程度。结果，不仅大量机动性良好的轻型坦克被设计出来，充实着法国骑兵机械化建设，多种更大、更重、强调纵深作战能力的设计，也在绘图板上被酝酿着，更有一些走下了绘图板，成为了活生生的实物，“索玛”S-35就是这样的一个产物。以时代标准衡量，它们的“均衡性”是令人惊异的，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国人在装甲部队建设上的失败比英国人更悲哀。与英国竭力避战求和的态度有所不同，法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确是在精心准备一场地面战争。他们已经认识到战争的不可避免，也给予坦克这一新式武器以充分的重视，并为此尝试了从轻型、中型、重型到超重型乃至突击炮在内的“一切”，但“风格的多样性”恰恰说明了法国坦克部队建设上的迷茫和无奈，这恐怕也是造成1940年6月毁灭性军事灾难的根源之一。

“极轻”与“极重”的偏颇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二次大战中的法国坦克设计出现了断档，本来在战前就因无所适从的“多样性”而难以定型的法国坦克设计风格，在战后更是产生了激烈的震荡，这与英、美、苏等国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二战的创伤使法兰西满目疮痍，法国在战争中损失1亿4千多万法郎，相当于战前3年的全部生产总值。结果，战后初期的法国很有被排挤出世界大国的感觉，尽管法国做出了很大努力，使得美、苏承认其战胜国的地位，争得了在处理德国问题上相同的权力，获得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但国力上的衰弱，还是使得它与当时大国间的距离拉大。事实上，在二战刚结束的1945年，法国的作用是很有限的，举例来说，波茨坦会议及会议期间关于管制德国问题的讨论其实并未邀请法国参加，这引起了法国的愤怒，法国临时政府甚至声称不受波茨坦会议上苏、美、英三国达成的管制德国及奥地利相关协议的约束，后来只是考虑到需要拉拢法国作为一个筹码，同苏联在德国问题讨价还价，美英才同意法国以战胜国身份加入到波茨坦会议框架中。从查理曼到黎塞留，从拿破仑到福煦，世界一流强国的荣光似乎―去不复返了。令人感慨的是，这种国力的衰弱，反映到坦克的设计风格上却成了一种“偏执”――在轻型与重型的两极摆动。

由于二战中法国本土被纳粹德国占领，军事工业基础遭到了严重破坏，军事技术的发展停滞了关键的几年，虽然经过战后几年的励精图治好歹恢复了些元气，但直到50年代，法兰西能拿出手的东西依然十分有限，在地面武器中AMX-13轻型坦克就算是勉强上得了台面的东西了。事实上，作为在一片废墟上仓促推出的战后法国第一种量产型装甲战斗车辆，AMX-13研制的初衷非常有意思。起初，作为德国人手中最有效的装甲战斗车辆，自由法国军队吃够了苦头儿，却也深知这种坦克的价值所在，所以利用战争中缴获的几百辆“黑豹”，战后的法国军队组建了一个“黑豹”坦克团，并在这一使用过程中加深了对“黑豹”坦克的进一步了解，以至产生了仿制“黑豹”作为法军标准中型坦克的念头。

然而，要在那些千疮百孔的工厂废墟里一下子生产出法国版“黑豹”谈何容易，无奈之下法国军方只好退而求其次，打算先将德国“黑豹”中型坦克的75毫米口径KwK 42 L/70坦克炮搬上一个结构简单、成本低廉、适合当时法国工业生产条件的10吨级履带式底盘，作为过渡性车辆使用。显然，以小博大是AMX-13强调的设计理念，并为此采用了独特的摇摆式炮塔以提高射速。作为一种因国力不足而在设计上片面强调火力和机动性的产物，AMX-13在后来漫长的岁月中被证明是一种很成功的经典设计，可以视为战后法国坦克设计师的信心之源。而在这种坦克的设计中，令法国设计师倍感自豪的无疑是其反传统的摇摆式炮塔设计，其设计在具备了外置式火炮方案和炮塔式方案双重优点的同时，还获得了令人满意的防护性与火力射速增益。然而，这对于法兰西来说却远远不够，AMX-13支撑不起一个大国的“伟大”，于是法国人对重型坦克念念不忘，又主导了战后初期法国坦克的设计理念。有意思的是，如果说AMX-13是对国力妥协的一种极端，那么以AMX-50为代表的重型坦克计划，却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对柏林阅兵式上的“IS-3冲击”，西方是动了大心思的，一些雄心勃勃的对等项目纷纷上马，美国研制了M103重型坦克，英国研制了“征服者”重型坦克，多少有些落魄的法国也横下心来要上自己的项目，以作为法国复兴的一种象征。毕竟身形高大的重型坦克若是出现在香舍丽榭大道这样的地方，很容易成为民族自豪感的精神图腾。不过，这样的决定对百废待兴的法国来说并不轻松。要知道，重型坦克的研发是一个庞大系统工程，更是综合国力的一种体现，需要整个国家的整体实力为后盾，然而法兰西的现实却“成了一个烂摊子”（戴高乐语）。由于缺乏战争经验的积累，法国人对现代化重型坦克的设计理念近乎于一片空白，需要的技术来源和国家工业状况同样不容乐观，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在战前的水平上徘徊，ARL-44的失败证明了这一点。不过俗话说，“穷则思变”。在ARL-44上走了一段不成功的弯路后，法国人意识到，要在短时间内突破窘迫的现实。测绘仿制与参照设计相结合不失为一条“捷径”。结果，由此出现的AMX-50，成为了一个混杂了德式坦克风格的“混血儿”：底盘参考了“黑豹”的设计，炮塔则由AMX-13的摇摆式炮塔放大而来。

AMX-50就纸面而言，似乎是一个“多快好省”的好主意，然而其最终结局却了法国人的乐观。如果在1946年法国军队能够得到这种重型坦克，那当然是一件十分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但在50年代中后期，事情却完全变了样。这种重型坦克要强行投产的话，法国军队得到的，将不过是一种只具有武装劝导价值的作战装备。但是，如果一种武器方案在技术上效能很低，在战术上不能充分达到目的，在战役上价值很小，在战区战略上几乎毫无作用的时候，如果不出现其它国家对这种武器效用的估计发生误差的话，或者蓄意对其进行欺骗宣传并获得成功的话，它能在劝导方面所起的作用将是微不足道的。同样，如果不考虑战斗中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这种武器也不会在战争中为己方增加多少取胜条件，反而却极大地消耗了己方的资源，削弱了己方的战争潜力，AMX-50似乎就是这个论断的一个典型例证，这种自以为是的“高明”，最终成了一个法国人的笑柄。也正因为如此，无论是AMX-13还是AMX-50，都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由于国力不足又缺乏宝贵战争经验的支撑，战后初期法国坦克的设计虽想象力有余但合理性却并不多见。

“圣女贞德”式的风格被奠定了

随着国力的逐渐恢复，法国坦克的设计理念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终于变得“固化”起来。1958年，第二次掌权的戴高乐所奉行的机械化战争观，其出发点在于要将机械化战役法理论作为工业化总体战的一种替代，即“质量”要能够取代“数量”，因此强调装甲机械化部队技术装备的性能优势。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1967年1月，第一辆生产型AMX-30B交付法国陆军第501坦克团试用，并于当年7月作为制式装备正式入列。至此，在祖国光复22年后，法国军队终于能够用自己的主战坦克进行重新武装了。AMX-30也由此成为法国人眼中能够与原子弹、“幻影”式战斗机相提并论的一个“军事图腾”，代表了法兰西的“伟大”。不过，今天很少有人意识到，自AMX-30B列装伊始，它在成为法兰西骄傲的同时，也成为了一个充满争议的焦点所在。

事实上，AMX-30在设计理念上完全有别于英美风格的西方坦克。虽然由于“欧洲联合坦克”这个“出身”的缘故，AMX-30的主要作战对象仍然被设定为苏联坦克，然而戴高乐二次掌权后，不但与苏联关系大为缓和，而且为法国制定的防务政策又是以“以弱制强”为出发点，强调以少量的核武器对敌进行威慑，从而达到减轻军备负担、保障国民经济发展的目的，这就使AMX-30的设计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又发生了“异化”，最终成为了一个瘦小但似乎又能扭转乾坤的“圣女贞德”。自此，一种“圣女贞德”式的风格在法国坦克的设计中被奠定了。

AMX-30并没有被定位成M60“巴顿”或是“酋长”那类高大、厚重、设备完善但造价高昂的“超豪华战车”，而是被设定为一种较轻（30吨级左右）、制造工艺较为简单、成本较为低廉、以火力和机动性见长、主要用于遂行大范围机动防御任务的“经济型战车”。换句话说，在与北约关系渐行渐远，与苏联关系又开始缓和的情况下，法国军队需要独立承担起本国防务，奉行一种事实上的“全向防御”战略，如此一来AMX-30的假想敌很难说究竟是来自东方还是来自西方。然而，要贯彻这样的一种设计意图，就需要将坦克造得尽量低矮紧凑、以良好的防弹外形换取厚重的装甲，将战斗全重控制在要求范围内，同时安装威力较大、有效射程较远的火炮，但车载仪器又不能过分的复杂精密，以免引起成本的大幅攀升。这样一来，结果最终得到的只能是一种与传统的西方风格大相径庭，却与苏式风格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异端”――将AMX-30视为一种法国版的T-55或是T-62并不是一种过分夸张的说法，无论是战斗全重还是设计理念都有相当的可比性。AMX-30B是同时期西方坦克中外形轮廓尺寸最小、战斗全重最轻的一个型号，除了车体略长之外，AMX-30B车体尺寸与苏制T-62十分接近，其36吨的战斗全重，甚至比T-62还要轻1.5吨……

当然，作为法国战后最为成功的坦克设计之一，AMX-30在设计风格上的“不同寻常”还应引起我们更深层次的思索。几个世纪以来，维护大国地位一直被法国外交奉为圭臬，也是战后法国对外政策的主线。历史上，法国始终作为欧洲和世界强国发挥作用，先进的政治文化孕育了法国自豪、甚至自大的民族心理，大国观念往往同道义使命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法国人特有的心理特征。保持大国地位，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独特作用，不仅是法国声誉和利益之所系，更被法国统治集团视为自己的历史使命。纵观历史，无论英法百年战争，还是戴高乐独身抗美，法国两次在历史关键时刻都破坏了当时世界实力最强的国家“一统天下”的企图，导致世界政治面貌发生很大不同。对此，正如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所言：“法国对世界事务的影响，总是远远超过人们对这么一个仅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4%的国家可能寄予的期望，而且不仅在戴高乐总统任期内是如此。”

事实上，法国的行动产生了远远超过法国本身实力的影响，以中等国家的实力发挥了一流大国的作用。有意思的是，在战后法国发展其第一代和第二代主战坦克的过程中，也自始致终贯穿着这条主线，对其过高的期望，使其风格难免变得“怪异”起来。结果，作为AMX-30替代品的AMX-56，也就是“勒克莱尔”主战坦克，继续保持着西方坦克中最小、最轻的“殊荣”。然而这样―来，法国人眼中的这些“龙骑兵”或许都是“圣女贞德”式的英雄，但在其他人眼中却可能是个无法理解的“异端”……

结语

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法国坦克的设计理念可谓几经更改，风格之善变、流派之多样几乎令人眼花缭乱，直到冷战中期AMX-30的出现才宣告基本定型。此后的AMX-32、AMX-4075至AMX-56都大体延续了AMX-30的设计理念，只是在技术上不断加以更新和替代。然而，虽然设计风格表现出了“稳健性”，但依然深刻地体现了其创造者的“民族性格”，结果也许是特色过于鲜明了，以致于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时至今日，法国坦克的设计意图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