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投十字路口

只有更多关注并投资支持中早期创业企业，才能更好肩负起“创投支持创业创新”的使命

7月29日早，一场不期而至的大雨浇灭了连日来的闷燥，但没有浇灭创投业内人士的参与热情。9点整，首届中国创业投资行业峰会暨评优表彰颁奖仪式开幕，会场内座无虚席。此次论坛一改以往动辄让政府官员、业界名人在台上侃侃而谈的例行安排，进行了大胆创新。

国家发改委财金司处长刘健钧总结指出，目前中国创投业走到了十字路口，一些创投机构“赚快钱”心态较浓。从现场的《中国创业投资行业发展报告2011》来看，近年来持股不到1年的短期投资案例数量和投资金额均持续增长，不利于真正发挥创业投资的作用。只有更多关注并投资支持中早期创业企业，才能更好肩负起“创投支持创业创新”的使命。

刘健钧认为，中国未来创投业发展的基本思路是：“扶持、引导、规范、自律”。之所以要突出“扶持”，是因为创投企业作为商业性投资主体，必须首先考虑为投资者谋取最大回报，并实现风险和收益的平衡。因此，光靠政府号召不行，而应拿出实实在在的扶持政策，引导创投企业更多地支持中早期创业企业，而不是热衷于Pre-IPO投资；同时需要适当监管，确保创投企业规范运作。

税收政策捉襟见肘？

中外实践证明，税收优惠是扶持创业投资发展最直接、最有效的政策。但是，现实的状况是，大量的资本集中在成熟项目，对早期项目投资支持力度明显不足，创投机构专业化能力、管理化水平还参差不齐，行业规范和统一管理问题越来越迫切。而这正需要综合利用各种手段尤其是税收优惠政策加以引导。

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总裁张伟指出，目前享受创投税收优惠政策，需要按“中小”和“高新”双重标准认定。从主观愿望上讲，这样规定可以引导资本更多地流向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但在实施过程中效果不佳，因为，能满足双重标准的企业数量偏少。

一方面，在创投基金所投资企业中，不少属于非技术性创新、应用性创新以及引进吸收再创新性的“二次创新”，这些创新也实实在在地促进了中小企业发展，但不一定符合“高新”标准。另一方面，一些涉及战略性核心技术的重大项目，虽然处于早期阶段，但其对资本要求高，投入动辄要以亿元计算，很容易突破“中小”标准。但它们的发展壮大，对助推新兴产业发展、促进结构转型升级重关重要，也应该是创投的重点支持对象。

因此，他建议享受创投优惠税收的标准应进一步放宽，门槛进一步降低。具体可考虑，在投资符合“中小”标准即可直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同时又符合“高新”标准的，给予更大力度的扶持。

同时可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将符合特定条件的创业投资机构，均视为“投资管道”，避免因组织形式、资本性质不同，而产生税收政策不均衡。当前，创投机构无论哪种形式、什么性质，其本质都在按照市场规则开展投资业务，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应该有相对统一的、比较均衡的税收优惠政策。

张伟认为，目前公司制创投需要在企业和投资者环节双重纳税，显然有失公平。公司制创投也因此无法得到社保基金垂青，融资和发展受限。而合伙制创投只需在投资者环节征税，这客观促使众多创投机构在设立时倾向于选择合伙制，但《企业所得税法》第一条明确规定，“合伙企业不适用本法。”因此，合伙制创投无法享受“31号文”和“87号文”有关投资早期项目的税收优惠政策。这又使得无法运用税收政策鼓励合伙制创投企业投资早期企业。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靳海涛则指出，在国家配套政策方面，应加快完善鼓励创业投资发展的税收政策，进一步完善实施细则，将优惠政策真正落实到位。例如对于税收抵扣和投资损失税前扣除的审批问题，应建立出台具体的实施意见，明确和简化申报财政加快审批。对于个人投资未上市的股权，上市后取得所得全额征税的问题，建议在IPO价格到卖出价期间进行免税。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的税收扶植政策。

对于加大对创投企业的所得税优惠力度，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副司长孙午珊表示，在国家宏观层面，目前首先需要对中小企业进行更多扶植，因为大型企业要获取融资渠道比较多，也比较容易，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比较突出。是不是今后我们要考虑对这一项政策适当放宽？目前我们对高新技术企业实际上已有很多优惠政策，比如可以执行15%的税率。今后是不是可以考虑把投资于符合一定条件的中小企业，不一定是高新技术企业，比如说其符合一些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的中小企业，就可以给它创投企业的税收优惠。

提起公司制创投企业和合伙制创投企业的税收待遇问题，她指出，“现在大家都提到待遇不平，存在双重苛税。现行的税收制度，要从几方面考虑：我国现在税收的基础就是古典制，古典制意味着对公司所得和个人所得作为两个税种，不同的征税依据，而且不考虑由于两个所得税可能有一部分的所得税是重合的，要消除重合是不可能的。不只是对创投企业，对其他企业也同样执行。从实际税赋来看，已经对公司制的创投企业，在企业所得税上给予了税收优惠。合伙制企业虽然没有征两道税，但是一道税是按超额累计来算。所以，在目前税收优惠条件下，公司制创投与合伙制创投待遇是否平等还需要测算。”

孙午珊表示，国家税务机关将会适时制定对创投企业税收政策具体的操作办法。

外资创投疏堵无致？

在创业板推出前，中国创投行业一直是外资创投在唱主角；本土创投在创业板的表现，外资创投看在眼里，自然心有不甘。然而，它们能够改变“两头在外”的宿命？

深圳市创业投资同业公会常务副会长王守仁指出，引进外资创投应重点实行由引进资金为主转为引进人才为主。国内资金充足，流动性过剩，但缺乏具有国际视野的创投专业人才和管理经验。在引进人才方面，要完善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体制和机制，使人才得以充分发挥其能力和潜能；要引导外资创投在境内合法注册并专注投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加强监管其投向。

他认为，同时应将国外先进经验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实施创业投资与并购投资专业化基金并行发展战略，从根本上解决PE认识误区问题；将《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上升到法律法规层面，强化其法治权威，并完善配套措施细则；要加快制定专业化并购投资基金管理办法，发挥并购投资基金对产业结构重组的重要作用，不应将创业投资和并购投资基金的规范化发展纳入修订的《证券投资基金法》，更不应为所谓的PE（股权投资）单独立法，以避免造成更加严重的认识和实践上的混乱。

商务部外资司综合处处长王军回应指出，“十二五”的主线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在吸收外资的战略方针上，我们鼓励更多的外资引进更多的品牌管理人才。对外资创投来说，我们更多要转向人才，但人才这个载体还涉及资金问题。对于外资踏踏实实地来发现企业、发现价值、培育企业、提升价值这样的一些投资，我们还是希望在“十二五”期间从政策的方面，包括引导基金，包括企业的各种运作方面给予一定的支持、引导和鼓励。

现在，内外资创投基本的政策都已经有了，但在很多政策衔接、配套方面可能还有待完善。创投这种新的投资方式，本身是一个创新。它的运作、管理模式，包括投融资、退出都会带来很多制度的创新。尤其是外资的管理体制和制度，确实也对我们从事公共政策研究和管理的政府部门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和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王军指出，“希望在下一步的工作中，就创投包括私募股权投资在运营过程当中出现的新问题和各个部门去沟通，去研究相应的方案。同时我们也希望创投机构，尤其是外资VC/PE，能够借鉴国外相关的制度经验来给我们提供一些宝贵的建议。”

引导基金名不副实？

创投引导基金的独特毋庸置疑。2008年引导基金管理办法出台前，苏州创业投资集团已经和国开行成立了一个引导基金，之后也成为了国内引导基金行业的另类。2010年，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基金改为国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年底，苏州创业投资集团与国开金融共同发起的“国创基金”的前身，也可以认为是国创基金的一个雏形。作为国有创投和当地政府如何用“国有创投”的市场化运作和政府的引导基金相结合？

苏州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总裁林向红建议：在现有的引导基金的管理办法上，对引导基金运作有更细的规定，能够真正发挥引导基金、引导创投资本投向种子期和初创期的作用。因为，在现在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引导基金不用参与市场充分竞争，不与市场争利。

他同时指出，“我们希望发挥从国家到省、市三级的财政引导基金的作用，从中央财政的层面一个全局性的引导基金，通过其来引导地方引导基金的设立与规范。中央的引导基金的用途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可以作为阶段性参股由产业引导的基金，即产业导向的基金。二是可以跟地方政府合作成立地方引导基金，来引导地方财政引导基金的投向。对地方政府的引导基金，它的导向应该是可以参与设立区域导向的基金。但重要的用途应该用于跟进。这样在中央和地方设立的引导基金，有一个明确的功能划分，又有明确的体系，这样才能够正确发挥财政资金设立创投引导基金对社会资本的引导作用。”

王守仁也指出，应尽快设立较大规模的部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吸引更多民间资金设立和运作专注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投基金，并重点扶持后进地区发展创投引导基金，从而建立和完善全国纵横交织而又高效规范运作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体系。

财政部企业司副司长朱宏回应指出，中国政府一直重视和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国家财政部是按照公共财政的原则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支持政策，初步建立税收优惠、资金支持等政策相协调配合财政政策体系，对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007年，按照国务院实施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的总体要求，财政部、科技部在认真研究和总结国内外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运作模式及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设立了首只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即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与此同时，中央财政还积极应用国有转持豁免政策，支持国有创投机构的发展。此外还出台了促进创业投资发展的特殊税收政策，并积极应用公共财政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和创业投资机构的创新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