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商二代≠“富二代”

“富二代”的话题,因为中国江苏卫视《非诚勿扰》这档综艺节目的崛起,再次坐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富二代,就真的是飙车族和啃老族的代名词吗?本刊将从华商这个群体中,挖掘一些关于富二代的信息,以期还原他们的真实形象。

2009年11月25日早晨,离9点钟的上课铃还有10分钟。北京大学陈守仁国际研究中心,晨风干冷,一群学员裹得严严实实,穿着花花绿绿,三三两两地来到门口准时签到上课。过往的北大学子也许并不知道,他们多是华裔商人和政客的二三代,家族在当地或国际上享有名望,但作为接班人的他们却行事低调,鲜有在媒体亮相。

这是由国务院侨办、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主办,广东省侨办、暨南大学承办的第七期华裔新生代企业家中国经济高级研修班在北京的行程之一。就在这之前的一个周末,他们当中的首富张茵之子刘晋嵩、深圳工业重地恩来工业城董事总经理张志伟、父子两代分别接待过和的马六甲“省长”颜天禄……齐聚东莞松山湖论道,连东莞副市长江凌也出马留人创业。

一身的“学生”气

担任此次研修班最后一课讲师的北大教授霍德明用了《蜗居》这个电视剧的内容,作为讲课由头,深得学生们的欢迎。课堂上,个别同学还谈了自己的看法,课间,只有个别时候出现了一些玩笑话,大多数情况都很安静。

讲课间,广州康和药业CEO鲁展雨,三次打断北大老师对国有企业的论述,按照西方经济学原理进行论辩。课后,这个课堂上“没大没小”的学生,却主动上讲台与霍德明握手:“老师啊,我打断你不是因为无礼。其实我看过你许多言论,早把你奉为偶像了。只是偶像说了我不赞成的地方,我也要提出。”他认为这次论辩受益匪浅,让他突然觉得西方经济原理也许在中国国情走不通,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是个很有水平的提法。

最后一课结束以后,马来西亚鑫基金投资的董事经理张国林将霍德明老师送出很远的一段路程,分别时突然请求他收自己为博士研究生:“我有国外大学的硕士学位,读过MBA,但真的能在课堂上读懂中国的,还是这一次研修。”意料之内的是,张国林没能被破格录取,而他的话在同学中产生共鸣。彭燕如等11位出生在英美澳国家的学员,自小接受的就是西方教育,而在场的大部分香港孩子,几乎都到国外念中学,直至最后完成高校学习。

下课后一开机,吴碧君电话不断,都是公司请示急需她解决的问题。这位董事长的女儿,用的是一款普通彩屏诺基亚手机,机身彩图已经褪色。去天安门城楼参观时,身穿正装的吴碧君还戴了一顶粉色补丁帽,并不介意这两种风格是否搭配。

被问及是否对名牌感兴趣,吴碧君大有莫名惊诧的样子:“我自己就是做纺织的,我知道一件名牌的成本与它的标价是严重失衡的,深谙其中商业逻辑,所以不会去盲目追逐。”但在经济能力允许的情况下,她觉得买名牌也不是件坏事。

虽说这些华商二代都不爱挥霍,但在物质生活上还是比许多普通家庭要丰裕,例如到哪里都以车代步,这是必不可少的。这次到了北京,大家没有车,25日晚又相约去唱卡拉OK,于是班长马来西亚国会议员罗国本提议:“干脆我们就体验一下真正平民的生活,奥运会后北京的地铁又那么发达,两块钱就能坐到任何地方。”立马有六七个同学举手赞成,约定钓鱼台国宾馆晚宴之后,一起挤地铁出行。

从艰辛中走出来

这些华商的二代,从小生长在父母打拼的环境里,吃过很多的苦,所以在很多时候,非常理解穷人的苦楚。这些历史最终影响到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

吴碧君说自己从小看着父亲做实业很辛苦,好生活来之不易,自己9岁的时候半开玩笑做同学的生意,卖小本册赚钱,在美国读书的零用钱全部是自己打工挣来的。

说起祖辈的小气家教,许多侨二代都深有体会。在东莞虎门开服装厂的马来西亚籍青年翁隆秋“抱怨”自己“受害匪浅”:“父亲是做服装发家的,在马来西亚当地相当于侨领,但他和母亲都是省吃俭用的,还比不上中国的普通家庭。”不仅如此,庞隆秋兄弟买车,会被家长训诫“旧的也能将就着开”,兄弟要投资,父母总是劝告“慎之又慎”。

翁隆秋理解祖辈这么痛惜钱的心情,他父亲1979年移民大马创业,当时面临产业转移的危机,家里不得不把最后一辆运货和代步的车卖掉。如今庞隆秋家六兄弟姐妹都已经接手了父亲的生意,业务遍及欧亚,但老一辈居安思危的警钟长鸣,“吃得饱的时候不要忘了肚饿的苦”。

在这些华商二代中,很多人非常明白父母培养自己的苦衷。有的已经在事业上担起了作为子女的重任。这其中就有张茵之子刘晋嵩。

也就是25日这天,钓鱼台国宾馆,内地前首富张茵之子刘晋嵩成为学员争相与之摄影留念的“景点”。他以27岁的年龄,于去年8月任玖龙纸业执行董事,坐拥2500万港元身家。对于同学的邀请,他一一配合,招牌笑容谦逊而温和。虽然研修期间他应母亲安排,低调地回避一些公开场合。

刘晋嵩初中以前在国内读书,小时候作文总会有《我的理想》这个题目。他在4岁时就跟随妈妈走遍全国好多个省市的国有企业纸品处理厂。第一次看到很高很宽敞的厂房,轰隆隆的大机器,流水一样的作业,刘晋嵩惊呆了。他清楚地记得,妈妈当时说了句,要是以后我们的厂子能够做得这么大,那该多好啊!

在创业初期,刘晋嵩跟着母亲吃尽了苦头。生意起步的时候家里很困难,曾经试过一个鸡蛋要一家四口人分着吃。这些都对刘晋嵩的人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次研修班准备从广州坐飞机到北京的时候,刘晋嵩怕天气冷,买了一双手套,还很孩子气地问他,“老师,你猜我这手套多少钱?”老师猜:“怎么说也要20块吧。”刘晋嵩还很欢喜地说:“不对,是6块。”

不当“甩手族”勇挑大梁

前些年的舆论认为,华商的第二代大都走和父母分道扬镳的道路,充当“甩手族”。但是近些年,随着他们自身素质的逐步提高,很多华商第二代,敢于挑起历史的重担,继承其父母的事业,并且有所作为了。

刚刚进入而立之年的林超群是广东伟雄集团的新掌舵人。2006年她从加拿大学成回国后,按照父亲的培养计划,她用了两年的时间熟悉集团的整体情况。

与众多富二代不一样的是,她待人接物没有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子,谈及生活和工作时语调相当平实,假如不是看到她的名片上写着“总裁”的头衔,你很难想象她就是伟雄集团新的掌舵人。

为什么要接班?―――她没有思考太多,她认为接管父辈的事业,是自己的责任。林超群很平淡地说:“我的想法很简单,企业是父母创下来的,从小已经耳濡目染,读书出来后就要去做这一行。我的未来和别人不一样。”

作为二代的她,这种想法早在选择经济学作为自己的大学专业时,可瞧出端倪。

在这个风起云涌的创业关键时刻,林超群认为父母将企业发展到今天拥有11家子公司、三大知名品牌的企业很不易,所以她更懂得基业常青,需要更专业的管理团队和科学的管理机制。“要想拉开与竞争对手的距离,我们必须要培养一个核心智囊团,覆盖人力、财务、战略等领域。”林总说。

这一代人,最明显的特点是,接受西方教育,受西方的管理、经营理念影响很深。所以做起事来雷厉风行,敢于下手。林超群认为,企业需要从“人治”向“法治”转变。于是她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得到了业界的广泛认同。

这些华商二代树立起来的不只是事业形象,同样包含家庭形象。

在生意场上,林超群自认为不是影视剧中那种干练的女老板,而是一个很传统的普通女性。

她说:“在家里,我只是父母的女儿、丈夫的妻子、孩子的母亲,我和每个员工一样准时上下班,下班后基本都是陪伴家人,比如带女儿时,我也会和其他母亲一样唱起儿歌,逗孩子笑。”

暨南大学MBA教育中心副执行主任邓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华商第二代思维很开放,这跟他们受到的教育有关。不像外部猜想的那样,沾染一些不好的习气。

邓地认为,华商第二代与我们国内通常意义上讲的富二代有明显的区别。这跟两者受到的中西教育差异有一定关系,也跟侨商背井离乡创业,相对艰苦有关。而后者,例如说,广东有些地区的农民,把土地圈起来租出去,就一夜之间成为富翁,这些技术相对较低的创富形式,他们的第二代就不能体会创业艰苦。所以,这些富二代形成的人生观、价值观就很难和前者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