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传记文考论

［文章编号］1009-3729(2011)05-0111-05

［摘 要］范晔的《后汉书》笃信儒学，提倡以儒家人格标准评价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主张积极入世，极力颂扬仁人志士的忠义节行和杀身成仁的高贵精神，猛烈抨击违背儒家礼义、丧失人格的丑恶行径。其传记文构思周密精当，旨意幽深，藻采华美，笔法纵横驰骋，叙议结合，句兼骈散，分析透彻，气脉朗畅，音韵圆转，表现了作者敏锐、深刻的史学洞察力和娴熟、高超的文学表达力。

［关键词］后汉书；传记文；儒家礼仪

［中图分类号］I207.5 ［文献标志码］A

一、《后汉书》以秉笔直书、义正词严蜚声文坛史苑

南朝史传散文主要有范晔的《后汉书》、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南齐书》。沈、萧之作带有浓厚的官修色彩，基本上是为统治阶级立言，很难见到作者本人真实观点的流露，且所叙史实范围狭窄，尊崇皇室正统思想并以之为立言标准，虚美隐恶等缺陷非常突出。无论传主选择还是内容表达，两书都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尽管史书的撰写强调实录的原则，但作者为迎合当世君主的口味，不惜粉饰事实或代之以隐词晦语，这样一来，被奉为正史的官修史书就无法展示历史的原貌或“更多地贴近于历史的实际情状”［1］。若将二者稍加比较即可以看出，《宋书》尚继承了前代史书的叙事技巧并有所发展，但叙述过于详尽乃至流于繁芜，而且过重藻采。针对其繁复之弊，裴子野、李延寿均曾大加删改。如果说《宋书》还有一些见地的话，那么《南齐书》则几无创新之处，其人物传记只是单纯的史事叙录，在叙事笔法上沿袭此前史家的叙述风格，并无拓展之处，亦无文学性可言。

唯有范晔的《后汉书》，虽亦属“删烦补略”而成，然颇具“精意深旨”， 实为范晔精心结撰之作。范晔不屑于以诗赋杂文谋取声名，认为史家之文不同于篇什之文且高于篇什之文。正因他撰出了成一家之言的《后汉书》，所以蜚声文坛史苑。这不仅体现出作者高度的史才、史学与史识，而且体现出作者非同寻常的史责。《文心雕龙•史传》云：“然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之劳。”［2］范晔本着对历史、对社会、对后世高度负责的态度撰后汉之史，按照实录的原则秉笔直书，斥恶扬善，义正词严。东汉中期以后，君主昏聩无能，外戚与宦官相互勾结，窃取权柄，为非作歹，陷害忠良之士，朝政大乱，社会岌岌可危。在东汉政权摇摇欲坠的危急关头，一批正义之士挺身而出，置生命于度外，奋力与邪恶势力作斗争。对于这样一些忠诚正直之士，范晔在《后汉书》诸传中都予以高度称赏，如：驰骋疆场、为国家复兴做出巨大贡献的邓禹、吴汉等中兴二十八将以及马援、班超等，不惜牺牲生命而勇于同宦官做斗争的陈蕃，坚持忠义节行的李固以及《党锢列传》《独行列传》《逸民列传》中的传主等。除歌颂外，范晔对社会中的黑暗现象也予以猛烈抨击。与《宋书》《南齐书》相比，范晔的史著无疑更忠于史实，同时也更能吐露自己的心声、表达自己的真实性情。

二、《后汉书》传记文的史学成就

在中国传统史学经典“二十四史”的前四史中，《史记》《汉书》早出，《后汉书》所记史实要早于《三国志》，但其成书时间在南朝刘宋时期。

《后汉书》成书于社会大动乱初步平定之时，虽然当时总体局势稍趋稳定，但刘宋皇族内部的争斗没有消歇，而且北方少数民族仍在等待时机以图再起。范晔崇尚儒学，主张以儒家思想及其人格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因此他在《后汉书》中对于仁人志士的忠义节行和杀身成仁的精神予以高度称颂。东汉士人不满当时污浊的社会现实，极力与世俗相抗争，这一方面与他们的“社稷为大”之心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得力于他们重视气节名誉的独特品质。这正与范晔的价值评判标准相契合，故范晔对此多有栩栩如生的描写，其对东汉历史人物、事件所做出的准确评价及写人叙事笔法，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党锢列传》《李固传》《陈蕃传》等篇章都体现了范晔表彰节行仁义、推崇儒家杀身成仁的思想。

1.对耿直忠义的表彰

对于东汉清流之士的耿直磊落、桀骜不驯的品格行迹，范晔在《后汉书》中丝毫不吝惜笔墨，常常语带深情地予以抒写。如《党锢列传》中《范滂传》所刻画的范滂的形象，读之令人深感敬佩与同情。范滂位居“能以德行引人”的“八顾”之行列，初仕为清诏使时便有澄清天下之志。至任三府掾属，因不满于刺史、权豪结党营私，为害乡民，遂一举弹劾20余人，可谓正直以尽忠。汝南太守宗资仰慕其名而任之为功曹政事，滂受职，“严整嫉恶，其有行违孝悌，不轨仁义者，皆埽迹斥逐，不与共朝。显荐异节，抽拔幽陋”。应该说，范滂体现出的儒家仁义孝悌思想正是《后汉书》作者自己的思想倾向。刘熙载《文概》云：“叙事有寓理，有寓情，有寓气，有寓识。无寓，则如偶人矣。”［3］于此篇可见范晔理、情、气、识之所寓。范滂为汉之一介清流，其耿直刚烈性格难为朝中党人所容，遂屡遭诟谤，竟至下狱。本传写其以身践义、临死不惧及其与母、子诀别一节，尤为感人。文曰：“建宁二年，遂大诛党人，诏下急捕滂等。督邮吴导至县，抱诏书，闭传舍，伏床而泣。滂闻之，曰：‘必为我也。’即自诣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绶，引与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为在此？’滂曰：‘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其母就与之诀。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顾谓其子曰：‘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行路闻之，莫不流涕。时年三十三。”范晔通过传主立言，传达出对儒家节行忠义的激赏，读至此处令人顿生激昂悲壮之感、赞叹崇敬之情。诸如此类典型细节的描写在《后汉书》中比比皆是，尤其是通过言语对话彰显传主性情的写法，在该传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这一方面增强了所写人物的立体感与真实感，使之形神毕现，另一方面也使传主的人格魅力得以明晰展示。刘熙载《文概》云：“文以炼神炼气为上半截事，以炼字炼句为下半截事。”

《后汉书》虽是经作者加工而成的，但所叙人物与事件基本符合史实。能够塑造出如此成功的人物形象，无疑应归功于作者掌握材料和使用材料的能力，比如选取典型细节以凸现人物性格的技巧，即非人人皆能为，至少难得其佳。《文概》曰：“言此事必深知此事，到得事理曲尽，则其文确凿不可磨灭。”《后汉书》刻画人物形象无不如此。范晔在刻画范滂的形象时，不但选取其与当朝权豪的正面冲突等一系列大事件来展现其刚正忠直的性格，而且选取其被害前与家人的对话等小细节以显示其节行孝义。范晔纂史特别注意对细微材料的运用，他在人物形象刻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显然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所谓“史莫要于表微，无论纪事纂言，其中皆须有表微意在”，即指此意。这种从细微之处落笔来塑造人物的方法，的确是史家不可缺少的技艺。

2.对杀身成仁气节的赞赏

除表彰有志士人耿直刚烈的品行及忠义节操外，一些传记还体现出对杀身成仁气节的高度赞赏。对于仁人志士的杀身取义之举，范晔总是不惜笔墨，详细抒写，极力歌颂。如李固、陈蕃等人为保持朝政清明而不顾生命危险，与邪恶势力作英勇斗争，他们都是作者重点颂扬的对象。据《李固传》记载，固性格直爽，对外戚、宦官把持朝政深为痛恨，针对“淳厚之风不宣，薄之俗未革”的社会现状，他不顾生命危险弹劾朝廷宠臣，力斥那些贪婪无度、“专总权柄”、“不知自损”的劣行。奏策呈上后，“顺帝览其对，多所纳用，即时出阿母还弟舍，诸常侍悉叩头谢罪，朝廷肃然。以固为议郎。而阿母宦者疾固言直，因诈飞章以陷其罪”。汉冲帝崩殂，固议立清河王刘蒜，大将军梁冀不从，乃立乐安王之子刘缵，是为质帝。后来梁冀又多次诬陷李固，均未得逞。冀忌质帝聪明，恐有后患，遂进鸩杀之。欲立桓帝，李固、杜乔不从，冀深愤恨，乃说太后先策免李固，后又构陷以诛之。范晔于传中详述李固之言行举止，尤重对其名德与杀身取义之节的彰显。如叙其临终前劝谏朝臣一节，足令人感佩。文谓：“临命，与胡广、赵戒书曰：‘固受国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顾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图一朝梁氏迷谬，公等曲从，以吉为凶，成事为败乎？汉家衰微，从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禄，颠而不扶，倾覆大事，后之良史，岂有所私？固身已矣，于义得矣，夫复何言！’广、戒得书悲惭，皆长叹流涕。”何焯赞赏曰：“李（固）之气识，在杨震以上，使清河得立，可以致主文、宣，天不祚汉尔。”［4］言词中流露出惋惜之意。

范晔所强调的仁义之士的杀身成仁之美在诸多传论中也有明确的论述。晚清李慈铭曾赞及《后汉书》中的著名传论，称《郑康成传论》《左雄周举黄琼传论》《陈蕃传论》《李膺传论》《宦者传序》《儒林传论》为“最佳者”，并誉其“兴高采烈，辞深理精，以云奇文，实超前古”；另有《曹褒传论》《丁鸿传论》《邓彪张禹胡广诸人传论》《蔡邕传论》《李固传论》《张奂传论》《孔融传论》《樊英传论》《张俭传论》《卢植传论》《窦武何进传论》，“皆抑扬反覆，激烈悲壮，令人百读不厌”；至如《李通传论》《桓荣传论》《臧洪传论》《郭林宗传论》也多有卓识。李慈铭总评《后汉书》传论曰：“大抵蔚宗所著论，在崇经学，扶名教，进处士，振清议，闻之者兴起，读之者感慕，以视马、班，文章高古则胜之，其风励雅俗，哀感顽艳，故不及也。”［5］ 如《李固传论》对东汉仁人言出必践、笃尚气节、舍生慕义、心念社稷的人格特质加以评价云：“夫称仁人者，其道弘矣！立言践行，岂徒徇名安己而已哉，将以定去就之概，正天下之风，使生以理全，死与义合也。夫专为义则伤生，专为生则骞义，专为物则害智，专为己则损仁。若义重于生，舍生可也；生重于义，全生可也。上以残暗失君道，下以笃固尽臣节。臣节尽而死之，则为杀身以成仁，去之不为求生以害仁也……李固据位持重，以争大义，确乎而不可夺。岂不知守节之触祸，耻夫覆折之伤任也。观其发正辞，及所遗梁冀书，虽机失谋乖，犹恋恋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顾视胡广、赵戒，犹粪土也。”

范晔在《班固传论》中曾指责班固《汉书》漠视儒家仁义志节与杀身成仁之美，因此他一反班氏作风，极力推崇忠义节行和舍生取义之举。据《陈蕃传》载，陈蕃性高峻，有清世之志，因不满朝中宠臣飞扬跋扈，曾多次进谏圣上选贤任能，黜退奸佞。其正义之行令宦官痛恨至极，但也一筹莫展。在皇帝面前，陈蕃毫不隐晦，仗义直言，有善必褒，有恶必斥。李膺、杜密、范滂等忠义之臣遭诬下狱时，他曾指责桓帝听信佞臣谄谀之言，陷害忠良之士。陈蕃这一形象寄托了作者崇奉儒学、心存治世的思想，因此其传论立意高远，见解精深。

范晔《后汉书》张扬正义的思想还体现在一些列传中。如《独行列传》所记皆为操行卓而不群之士：有极重节义、冒死救主或代主受戮者（如刘茂、卫福、周嘉、所辅、索庐放），有深明大义、守节不移者（如李业），有不受挟迫、伏剑自刎者（如温序），有直言进谏、殒命疆场者（如彭），有珍视友情、笃于信义者（如范式、张劭）等。作者在刻画这些人物时总能贯注深挚感情，因此这些人物写来栩栩如生，足令人感怀。《逸民列传》是为另一人群所作的传记：有讽谕光武帝世事凶险、应保持高度警惕者（如野王二老），有蔑视富贵、甘心贫贱者（如向子平），有痛恨朝纲废弛、鄙视权贵、愤而隐居不出者（如逢萌），有身怀高才而守志不移者（如周党、王霸），有弃绝世事、乐于归隐者（如严光、梁鸿、高凤、台佟、韩康）……他们虽避世隐居，但皆属有识之士，其志节行止远超一般，绝异流俗。作者叙写他们的事迹，实亦寄托了发自内心的赞赏之情。

3.对阿谀权贵的批判

除表彰有识之士的忠义节操、杀身成仁的壮举外，《后汉书》中还有许多传记对为谋取私利而不惜丧失人格者、违背儒家礼义任意而行者进行了揭露与讽刺。他们或贪慕高位，或迫于威势而向邪恶势力低头，虽然有时得以保全身位，但名声落入低俗不堪的境地，如《李固传论》中所提及的胡广、赵戒等人。另据《陈蕃传》载，赵宣葬亲后而不闭墓道，并居其中行服20余年，乡人称其至孝，州郡亦多次延请。就是这样一个看似谨守儒家礼义之人，行服期间竟生五子。范晔借陈蕃之口对赵宣的劣迹加以猛烈抨击，将虚伪之人的丑行揭露无遗。又如朱并曾因向朝廷告发张俭而得以晋升，亦属小人之流（《党锢列传•张俭传》）。南阳樊陵因慕李膺名声而求为门徒，膺辞不受，陵遂阿附宦官以邀取荣利，虽至位太尉，却为节义者所不齿（《党锢列传•李膺传》）。张显、郭防、曹陵、冯方亦入此列（《党锢列传•羊陟传》）。马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但也无法摆脱物质利益的诱惑，“遂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将军《西第颂》，以此颇为正直所羞”。针对马融的行径，范晔没有隐晦，而是直书其事，唾其丑行。

范晔写人叙事，选材立意，虽以儒学为主导思想，但在阐发对某个问题的看法时又多有独到之见。如《宦者列传》备言宦官制度发展过程之后，又历叙郑众、蔡伦、孙程、曹腾、单超、侯览、曹节、吕强、张让、赵忠诸人为宦之事，至为详尽。传末纵论“衅起宦夫”之因，可谓发人之所未发，新颖而精辟：“刑余之丑，理谢全生，声荣无晖于门阀，肌肤莫传于来体，推情未鉴其敝，即事易以取信，加渐染朝事，颇识典物，故少主凭谨旧之庸，女君资出内之命，顾访无猜惮之心，恩狎有可悦之色。亦有忠厚平端，怀术纠邪；或敏才给封，饰巧乱实；或借誉贞良，先时荐誉。非直苟恣凶德，止于暴横而已。然真邪并行，情貌相越，故能回惑昏幼，迷瞀视听，盖亦有其理焉。”东汉朝败，几至倾覆，确与宦者有着密切的关系。作者从宦官生理上及心理上的缺陷入手分析，认为这些正是他们蒙蔽并骗取统治者信任的关键所在；他们熟悉朝中政事与典制，因此多有与上层接近的机会，而一旦得逞，就巧言令色，谲诈多变，颠倒事实，惑乱君主；此类人看似忠厚，实藏阴险之心。范氏论述一针见血，分析深刻而精当。

当然，《后汉书》的传记文也有缺点。清代史学家王鸣盛曾指出该书在叙次上有颠倒的现象，如《胡广传》《马融传》，而且《班超传论》《卢植传》有脱漏的现象。此外，《后汉书》的思想内容也有局限性。如《窦何列传》指出窦武、何进谋诛宦官不成，一方面是由于权有余而智不足，另一方面却又归之于天命；又如《独行列传•范式传》叙及范式与张劭笃于友情，张辞世后给范托梦，乃至下葬时因范未至而灵柩不入墓穴；《独行列传•王传》则言及王夜宿亭中遭遇女鬼之事。这说明《后汉书》中仍有封建迷信思想的成分。综观全书，范晔之史瑕瑜互见，但终究瑕不掩瑜，足称良史。

三、《后汉书》传记文的文学价值

尽管《后汉书》以史名世，但其文学价值亦不容小视。范晔撷取众家之长而为一家之说，叙述精谨，文贵变化，矜尚藻采，终致彪炳文坛，名声甚显。范氏曾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称，其作与《汉书》相较，“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从内容及笔法来看，《后汉书》以简约精练为胜，可见其整理剪裁之功确实不在《汉书》之下。谈及对其书的评价时，范晔又说：“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后汉书》体例基本承沿《史记》《汉书》，却又新增《文苑》《列女》《独行》《逸民》等列传，每类皆有传序，作为传前述意之用，诚为可取。其中，《文苑列传》的立目尤有意义，这是史书中首次为文学家设立专传，它表明南朝时文学正式脱离了依附于学术的地位，开始走向独立发展之路。在表达方式上，《后汉书》以叙为主，叙议结合，叙事生动，议论透辟。序在传前，铺叙某种制度或某种现象的发展演变历程（如《宦者列传序》《党锢列传序》等），常常前后相沿数百年，在从容叙述中表现出作者对该问题的观点。传记本体则对与此密切关联的人物生平行事加以详细陈述。传后之论是作者的总评价，其中也包含一些叙述性语句。由于传中对相关史事所述已详，因此序论中多是点到即止。而对体现传主性格的某个重要事件，则又出以概括性极强的语句，作为发论的依据。

与《史记》《汉书》相较，《后汉书》的语言精工雅致，盖因范晔“刻意著力”所致，故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谓：“《后汉书》以精雅胜”，“无一段不雅”［6］。《后汉书》诸传记与传论颇讲究文采，传记多以散体行文，人物形象生动传神；而传论则杂以偶句，且有声韵谐协的美感。与后世骈文刻意追求骈体技巧相比，范氏则属顺其自然，并不求工。今人骆鸿凯曾引其师黄侃《书后汉书论赞》语曰：“刘宋已往，昭质未亏，故偶语虽多，而未尝拘牵于对仗，声调虽协，而未尝胶执于宫商。盖偶语出于自然，而对仗多由刻饰，声调由乎天至，而宫商或赖安排。知文理者亦惟去甚去奢，以求合于本度而止……寻绎范氏之文，虽多偶语，而不尽拘牵；虽谐声律，而绝无胶执。”［7］对范晔之传序、传论，后代许多学者多有称誉之语。

关于《后汉书》的文学价值，清人孙梅评曰：“范史博综典籍，成一家言，体大思精，标置不妄。然如《后妃传论》、《独行传论》诸篇，奋其文笔，将与班、蔡共翔，而敷兹藻采，亦与潘、陆方驾者焉。”［8］此书出现于重视文学特质的南朝时期，因此体现出南朝文学重抒情、求审美的特点。范晔为不同人物立传，或褒或贬，无疑都寄寓了自己的真情实感。如对李固、范滂、陈蕃等忠勇正直之士，总是不吝美词；提及他们的悲惨遭遇，往往出以同情、敬佩之语。对待马融则有所不同，言其经学、文学造诣时，语词中流露出赞赏之意；而述其结交并攀附梁冀的举动，则又表现出贬抑的倾向。当写到贪慕名位、趋炎附势、阿附权贵的胡广等人时，作者的谴责、愤激之情表露无遗。同情、赞美、揭露、批判、讽刺等述情之语，皆可于诸篇史传中细加体悟。《后汉书》的传记散文正文部分都以散体写成，而传序与传论颇多偶句，虽与后世骈文还有一定距离，却体现出对骈体形式技巧的追求。与同时代的其他散文相比较，《后汉书》的序、论之文更讲究文采，而且注意到音韵谐畅的问题，体现出对文学审美价值的追求。可以说，传序与传论是《后汉书》中的精华部分，它们不仅充分展示出范晔的史才与史识，还向时人及后世展现出其高超的文学才华。如同司马迁及其《史记》一样，范晔及其《后汉书》不仅见诸历史，而且也出现于文学史，堪称史、文双绝之佳作。

［参 考 文 献］

［1］ 王钟陵.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6.

［2］ 刘勰.文心雕龙注［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287.

［3］ 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42.

［4］ 何焯.义门读书记［M］.崔高维，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390.

［5］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M］.由云龙，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237.

［6］ 陈引驰.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13.

［7］ 骆鸿凯.文选学［M］.北京：中华书局，1989：290.

［8］ 孙梅.四六丛话［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532.

［收稿日期］2011-04-07

［基金项目］2011年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1sk191）

［作者简介］刘涛（1974―），男，山东省临沂市人，韩山师范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