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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姑贤》是上个世纪50年代流行甚广的一出优秀剧目。主要是写王林与妻子李荣花感情甚笃，然李荣花为婆婆焦氏所不喜，焦氏百般刁难她，甚至逼子休妻。此事为小姑桂妮所知，她想方设法从中调停，并以己已长成，即将为人媳为例，反复开导其母，使其母改变态度，最终全家和谐相处。
如此一部颇具影响的剧目，最早产生于何时，其本事又源自何处，似未见有专门文章叙及。
笔者于上个世纪90年代承担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所交付的《赵翼评传》撰著任务时，细读《瓯北集》，偶然发现有关《小姑贤》本事的信息。瓯北《虎丘绝句》诗之五曰：“欲访芳祠迹巳消，《小姑贤》曲久寥寥。棠梨花下真娘墓，多少游人把酒浇。”并于诗下注曰：“元人宋襞有《小姑贤》诗，自注：‘虎丘南地名。有姑欲逐其妇，以小姑谏而止，邻人祀之于此。’”本诗写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春，既言“《小姑贤》曲久寥寥”，则说明《小姑贤》一剧，早在乾隆之前（或乾隆初年）就巳时常演出于南方吴地一带，否则，何以称“久寥寥”？笔者又循此线索，翻检元人宋褧的《燕石集》，中有《小姑贤祠》一诗，题下注曰：“虎丘南地名小姑贤。时民家有姑恶新妇，欲织罗而去之者，其小姑悉自揽取为已过，冀以悟母，母悔而止。乡人祠之。”诗谓：“离鸾别鹄两沉冥，肠断庐江焦仲卿。不见虎丘南畔月，至今常为小姑明。”
宋襞乃宋本（字诚夫）之弟，大都（今北京市）人。因其游历大江南北，见闻颇广，故熟谙小姑贤故事。而台湾学者唐文标在《中国古代戏剧史》第七章引宋氏此诗小注，则曰：“小姑贤，为虎丘南地名，昔有民家，姑恶新妇，欲罗织之，其小姑悉引为己过以悟母，母悔而止，乡人词之。今院本谁爨，有《小姑贤》一折，即演此事。”较《元诗选》所录，文字差异较大。最关键之处，是多出“今院本谁爨，有《小姑贤》一折，即演此事”数句。若果如此，则元代当有《小姑贤》院本存在，可补历来戏曲书目之著录。然唐氏未注明所依版本，笔者未见原始材料，不敢遽下定论。
为搞清这一问题，先要从《燕石集》着手进行查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燕石集》卷八《小姑贤祠》诗注全同《元诗选》文字，亦无衍出的那数句。而近人俞樾《茶香室四钞》卷五“小姑贤祠”条谓：
国朝程庭鹭《多暇录》云：“小姑贤，为虎丘南地名，昔有民家，姑恶新妇，欲罗织之，其小姑悉引为己过以悟母，母悔而止，乡人祠之。今院本杂爨，有《小姑贤》一折，即演此事。见宋褧《燕石集》。”
对比发现，唐氏所引文字与此几乎全同，唯“祠”误作“词”，“雜”误作“谁”。据此可知，《中国古代戏剧史》所引文字，系转手材料，当本自程庭鹭《多暇录》或俞樾《茶香室四钞》。
《小姑贤》之本事，虽然是取自民间实事，但在结构情节方面，无疑借鉴了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孔雀东南飞》）之内容。《小姑贤》登场人物四个，所写题材相类，曲剧演出本中婆母亦为焦氏，这恐怕不是巧合所致，分明有受《孔雀东南飞》诗之影响的痕迹。元人宋褧且有意将小姑贤事与“庐江焦仲卿”相比拟，后世剧作家未尝不以《孔雀东南飞》所写事件为参照而结构该剧之情节。
就曲剧《小姑贤》而论，婆婆之刁钻奸顽，描写得十分出色。日近午，婆母要吃饭，当儿媳李荣花将饭端上来时，她嫌好道歹，称饭“短盐少酱，没咸没甜”，“水哩巴唧，油腻格耐的一股子刷锅水味”。儿媳欲“去厨下另做”，问她想吃何等饭食，她却说面条“长拉拉”不吃，米饭味如黄沙，“面疙瘩”不喝，油饼硌牙，炒鸡蛋“腥巴巴”，羊肉饺子太膻，猪肉饺子太滑，萝卜馅子苦，韭菜馅塞牙，令媳妇无所适从，左右为难。她给儿媳布置的活计，则更不靠谱：
清晨起两大缸水你来打，早饭后缸底恶水再倒它；倒去恶水换新水，再扛起钉耙下南洼。八亩红薯你刨净，刨红薯捎带着薅豆茬；豆茬薅来三大车，你背你驮弄回家；豆茬光要黑豆茬，黄豆茬我不要它；黄豆茬若是有一根，不抽筋也要将皮扒。柴火拾上两大垛，一天三遍你晒干它，到了冬天娘烤火，趁着火亮你纺棉花；一夜我要九斤线，少一两别说我难打发。我叫你推着磨来纳鞋底，做饭还把鞋帮纳；做着撩着还不算，捎带着给我搓捆麻。我叫你手推磨来脚打箩，头顶着簸箩筛芝麻；平斗麦来我要尖斗面，再剩下麸皮一斗八。
可见，恶婆婆形象活脱而出，无以复加。同是一碗面条，儿媳妇送来，她百般挑剔，连骂带打。当女儿再次端上来，谎称是自己另做的时，她眉开眼笑，赞不绝口，说：“我只把一口汤用在腹下，好似满嘴开香花”，“面条细又长”，“味鲜赛鱼虾”，“仙丹难比它”。同是纳好的鞋底，儿媳妇送来，她屡屡刁难，当女儿夺过鞋底，谎称嫂子拿错了，鞋是自己做的时，焦氏马上转怒为喜，赞叹有加。其奸钻刁滑之形象跃然纸上，令人痛恨有加，又忍俊不禁。
此类情节，尽管评剧《小姑贤》中亦曾叙及，但在细节的渲染上，则较曲剧略逊一筹。且二剧在情节收煞上也略有不同。评剧是写周继孟关起门来声称要打老婆，其实棍棒是落在枕上，声传窗外，并谎称妻巳被打死。婆婆姚氏是担心打死人须吃官司，娘家人也会来报仇，才转变思想。这一转变有点牵强，且小姑的作用并不是太明显。而曲剧《小姑贤》，则是当婆母逼子休妻时，女儿现身说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声称“女儿我今年十七八，眼看着也就要寻个婆家；摊上个恶婆婆就像娘你”，边说边举起其母毒打嫂嫂的大棍比画，说：“无过错举大棍将儿欺压。一日三顿打又骂，油盐针线挑岔岔；死不了来活不了，你能不把闺女我疼煞？不死不活难忍受，娘呀！怕的是死在棍下难见妈。”当母亲说哪有这样蛮不讲理的“狠婆婆”时，桂妮则直指其母。先历数母亲平时虐待儿媳之行为，“生来嘴如刀，成天挑岔岔；日子不会过，倒会把香插；抓住俺嫂子，就把恶气撒；人家在棍头下，还恭敬孝顺妈；你却是打足骂够要休她”。还强调，“你常说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儿到婆家不比在自家；有道是二尺门里三尺门外，人家要折磨儿娘你也无法，你若是当面把理讲，娘呀！问到咱家你难把话答”。并说：“若摊上个丈夫像俺哥，护不得妻子害怕妈妈；婆婆打我他不敢问，暗地里忍气吞声把泪擦；打足骂够婆婆休了我，娘呀！你心里得法不得法？”桂妮知道母亲十分疼爱自己，故紧紧抓住其性格弱点，将自己日后可能遇到的遭际讲述给母亲听，终使母亲动容。见母亲思想有所转变，她乘势进言，引导其以己度人，推己及人，意欲唤醒焦氏沉睡已久的良知，“天下父母都把儿牵挂，儿行千里想坏妈妈；为人都是父母养，看看自己比比人家”。在母亲逐渐接受劝说，有回心转意苗头的关键时刻，桂妮又动之以天伦之情，终于使焦氏改变了对媳妇的态度。
人称：“每一个人都占据分给他的位置，他必须依此行事。他所扮演的社会角色预先规定了他的行为的整个‘脚本’，很少留有独出心裁和打破常规的余地……举一动都被赋予象征意义，必须遵守公认的格式，按照既定的形式进行。”剧中的婆婆，以其社会身份而论，训媳妇，行家法，似乎约定俗成，理所当然，是因为她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所谓“前十年娘在棍头下，后十年娘把棍头拿”，就是她的人生写照。直至女儿将道理说破，她才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均是在无理取闹，折磨儿媳，从而在根本上转变了生活态度。
这一转变，是思想认识上的转变，是真正的转变，非外力所加，故显得真实自然，情节的转换也较为可信。该剧生活气息浓郁，题材紧扣传统社会习见的家庭伦理生活，语言风趣峭拔，故而很受大家欢迎，且有《小姑不贤》《小姑恶》之类仿作纷纷出现，活跃了当时的戏曲舞台。尤其是1950年我国第一部婚姻法颁布实施，要求废除男尊女卑，反对家庭暴力，实行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为配合宣传，肃清旧思想的影响，此剧更频繁上演，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大影响，其内容情节几乎家喻户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