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06 03:35:16
世界历史的书写，是由文字和图画来表达的。远古时代的中国祖先们亦是通过画图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周围世界的认识。在不断的考古发掘中，我们发现先民们将图画绘制于器皿和石壁之上，留下的壁画、器皿画等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伴随着这些质朴的图画，当时的信息得以保留下来。而这些简单、粗糙的图画又承载着延续文明的厚重使命，部分图画演变成了文字，而另一些表示一个区域地理信息的图画则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地图。泱泱中华的文明史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发展脉络，地图的发展亦是如此，可从中去探索中华千年发展之雄伟秀奇。
一、古籍窥影
由于年代久远，早期的古地图存于世的已是凤毛麟角，且完整度极低。不过人们通过古籍的记载，还是可以去发现些许当时地图的印记。大禹铸九鼎，将各地山川与物产铸于其上，是为拥九州之象征。《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楚庄王“问鼎”之事，其中虽不见“地图”字样的出现，但九鼎之上的图案已十分详尽，记录了河流、湖泊、山林、道路等信息，对人们的生活起到了地理方位的指示作用。至战国时期，《管子》已专门设立“地图”篇，其中不但对道路、河流，丘陵、山脉、城池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出现了地图的概念，并且将军事的概念与地图的使用充分结合，阐述了如何使用地图进行军事行动，并利用地形的状况指挥军队攻守，充分体现了地图在中国古代军事上的重要作用。
历史已经使我们无法真实地阅读这些地图，只能通过古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努力追根溯源。然而由这些简略的“地图”可知，战国之前的地图对当时社会的政治和军事发展已有相当大的作用和意义，并为中国地图的发展树立了一个标杆。
二、被时间尘封的早期地图
文字的描述即使详尽，终究无法展现出地图的形象，古地图的出土和发现弥补了中国地图的空白。《兆域图》1983年出土于河北省，是中国现今发现年代最早的地图，早于罗马帝国最早的地图600年之久。与其说是地图，不如说是战国时期中山国贵族墓穴的设计图。然而它是我国最早采用比例尺绘制方法的地图，并将中国缩尺制图的历史大大提前，是中国地图史上的一大重要发现和里程碑。
1986年出土于甘肃的《放马滩地图》则体现着现代意义上对于地图的要求和标准。清晰的线条用墨线绘制于四块松木板的两面，是对当时地区水系的一个总体描述。通过与同时期的文献记载相比较，判断出此图是通过实地测量绘制而成的，并通过地图问的互相拼接形成了区域地图和总体地图的切换。除此之外，更让人欣喜的是符号的出现更凸显这张地图的珍贵价值：地形、水系、居民点、交通线等地理要素在地图符号的指示下，不但丰富了地图的内容和可读性，更代表了中国古地图绘制方式的一大进步。长沙马王堆汉墓是中国考古界的一大发现，其中出土的三幅地图亦是中国汉代地图的一个代表之作。三幅地图均用颜料绘于锦帛之上，虽经历千年沧桑，经恢复发现其精准的测绘和统一的图例是汉代制图的一个综合体现，甚至在有些方面毫不逊色于千年之后明清时期的地图。
这些地图尘封于地下，千年之后才被发现，这对中国地图的发展有些许遗憾，但随着文物的考古、复原等技术不断更新发展，会有更多的古墓地图重现光明，这既是对中国古代文明和技术的肯定，更是中华民族延绵不断的最好的诠释。
三、专属中国的制图理论与技术
随着地图测量技术和绘制技术的不断发展，中国地图的学术理论体系也逐步成立。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西晋时期的裴秀，以及其提出的影响了中国地图发展的“制图六体”理论。制图六体分别为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与今天比例尺、方位、道路里程、地势高低、角度、弯曲度等地图测绘内容极为相似。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裴秀绘制出了目前所知的中国第一部历史地图集——《禹贡地域图》。不幸的足随着西晋灭亡，地图集因分裂与战乱而流失。万幸的是“制图六体”及其确立的制图理论却成为了中国地图绘制的标准和模式。
与“制图六体”同时代出现的“计里画方”同样出自于裴秀，通过缩编旧天下大图，完成了《方丈图》。此图虽然同样失传，但“计里画方”得以保留并广泛运用。藏于西安碑林的宋代石刻《禹迹图》，“计里画方”的制图技术从中清晰可见。图上有“计里画方”的格网形式和“每方折地百里”的详细注记。这些方格纵横等距，呈直线交叉状，既可以表示一定的比例尺，还可以确定地理要素的相对位置，使得地图的绘制更加精准。《禹迹图》的轮廓已经与今天所绘制的现代地图十分相近。
在制图风格上面，山水写意式的绘画技术在南北朝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受到中国传统绘画技术的影响，地图的绘制技术随着绘画技术的不断发展而进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山水写意绘图风格，并流传后世。
南北朝时期社会的地理大变迁体现了社会对于地图的极高需求，同时也促进了地图的发展，在这个时期地图绘制理论和绘制风格得以定型，并成为今后中国地图的绘制模板。
四、碑刻地图的繁荣
受裴秀的“制图六体”理论的影响，以及传统“计里画方”方法的广泛运用，中国地图绘制在唐宋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与之前各代流传下来的寥寥可数的地图作品不同，这一时期众多测量准确、绘制精良的地图保留至今。
收藏于西安碑林的两幅宋代碑刻地图《华夷图》和《禹迹图》是传世的石刻地图中最早的两幅，有趣的是它们竟然背对背刻于同一块石碑两面之上。这两幅图是中国古代地图的典型代表，相传是根据唐代贾耽《海内华夷图》和宋代沈括《九域守令图》所绘地图为原本刻制的。《海内华夷图》的内容以中国为主，但是用文字标示了中国周边的国家。其大致轮廓与现代地图相符，所绘地点的相对位置也基本与现实符合，在同时代的作品中水平较高。而《禹迹图》由于运用了“计里画方”的技术，其精准性更高一筹。
此外发现于四川省荣县文庙的碑刻地图《九域守令图》以及现存于苏州碑刻博物馆的《地理图》《平江图》都是这一时期的地图代表作。刻在石碑上的地图虽然不便于携带，但是更容易保存，得益于这些碑刻地图，我们才能看到当时地图学发展的成就。
五、元明时期的高峰
随着元明时期中国经历较长时间的统一，地图的绘制也在经历了唐宋的积淀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特别是元代朱思本《舆地图》的成功绘制，对后来的中国传统地图绘制产生了重大影响，使明代制图走向了成熟、实用的阶段。明代以《舆地图》为基础，或直接参考，或间接引用绘制了一系列水平较高的地图。
罗洪先的《广舆图》与陈祖绶的《皇明职方地图》较为引人注目，是明代重要的两本综合性地图集，其中《广舆图》更是保存至今中国最早的综合性地图集。这两本地图集是集元明诸地图之精华，采用“计里画方”之法，各有自己的图例系统，将地图分门别类编订成集。除政区地图之外，还有与军事、经济、运输、河流、山脉、其他国家等内容相关的专题地图。内容的涵盖面极广，不仅可以使我们看到当时地图绘制的水平，还能通过这两本地图集了解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情况。这两幅地图与《舆地图》一起，构成了朱思本地图体系的三大支柱。
六、曲折的“西学东渐”之路
明朝中后期，西方的制图学随着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的到来而被引入中国，但是并未引起中国地图绘制的根本性变革。当时的许多人也只是把西方的制图学当作一种异说，以一种“存而不论”的态度对待之。
到了清代，在传统地图绘制几乎止步不前的情况下，统治者发起了运用西方制图技术去进行全国性地图的测绘，这为中国的地图学发展带来了新气象。《康熙皇舆全览图》《雍正十排图》《乾隆十三排图》，被称作清廷三大实测地图。这三幅地图均建立在全国范围的测绘基础之上，运用了经纬度概念和西方投影技术等先进的制图技术，使中国的地图测绘水平达到了巅峰。但是这一优势并未能保存下去。康乾盛世过后，清朝统治者无心也无力再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测绘，这些制图技术也并未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引起广泛学习和传播，以至于到清朝后期这三大实测地图竟被人遗忘。
回顾中国古代地图的发展，我们会为我们曾经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骄傲，但是同时也会感到深深的疑惑：我们有很多技术性的成就并未被保存下来，即使是有幸被保存下来也并未得到广泛传播，后来引用西方的技术也并未形成对古地图学的实质性变革。我们应该充分肯定过去的辉煌，但同时也应该反思失去辉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