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政”的未来

理想中的县政应当充分体现现代政治规则。而当前县域主要领导最需要提升的是政治担当意识和政治责任伦理。

“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质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的这句“名言”,在一天之内网上搜索量就高达100多万条。

在这个开放的网络时代,个别基层官员的素质遭到网民的强烈谴责。一位网友说,将党和老百姓的利益完全对立起来,显然违背了党的宗旨和“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的理念。

而就在一个月前,河南158名县(市、区)委书记联名发出倡议,“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争做焦裕禄式好干部……”这两条新闻虽然没有直接关系,但有人将它们放在一起对比就产生了一种“讽刺”的负面效果,让人们不由得联想到官场上的“空话、假话、套话”,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悲哀。

2008年以来,与基层官员或政府相关的负面新闻不断发生,在网民的心目中,基层官员的形象已经糟糕到了极点,尤其是直接面对基层老百姓的县级干部,他们处理问题的能力和素质对于中国未来的稳定和发展更为关键。

定期培训需成为制度

2008年6月,贵州“瓮安事件”发生后数小时内,瓮安县主要负责人均未到现场和群众对话,这成为引起群众强烈不满的重要原因,而当政府大楼被点燃后,相关领导仍没采取果断措施,而是在办公室里开会研究,层层请示等待,领导干部严重缺乏突发危机意识和处理能力,直接造成了事件的恶化。

河北省正定县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宋同原对《小康》说,去年的瓮安事件是个血的教训,令我们警醒。作群众工作,稍有不慎,便会造成被动,甚至引发动荡。如果处置不当就可能把政群矛盾、社会矛盾和集体利益矛盾延伸为群众矛盾,从而降低政府公信力,疏远群众与政府的关系。

县级政府属于基层政府,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市管县”体制,客观上存在着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争夺资源的现象,如为城市发展大量征用农村土地资源,县级财政难以得到保证等问题,造成城市发展不断在盘剥、侵蚀着农村和农民的利益,抑制了农村的发展,从而使城市反哺农村的政策难以真正得到落实。这是诸多基层矛盾的原因之一。

“但不能把这些矛盾和冲突完全归结为县级政权。”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旭涛认为,县级政权更加接近基层,涉及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冲突的表现也是方方面面的。很多问题的根源也来自于体制和政策方面,有时候县级自身也难以完全掌控。

他认为,造成基层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受传统官本位文化、农业形态文化、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县级政府的干部队伍状况、现代民主法治意识、公民社会意识等方面,与城市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很多问题的处理仍然以传统方式为主,与现代市场经济和法制社会的要求有时显得格格不入,因此,定期组织培训,加强思想认识和业务培训也是非常必要的。

“县官”对谁负责很关键

“一个干部成长为县委书记很不容易,在这个岗位上追求什么很值得认真思考。”中组部部长李源潮给县委书记讲课时这样说。

县委书记追求什么,就会向哪个方向努力;县委书记的政绩观如何确立,直接关系到他治理的县域如何发展。几年前,许多领导喜欢大谈自己的政绩观,而近年来,许多领导却不愿意再谈政绩观,“好像一说政绩,就会被人误解为形象工程、唯GDP论等等。”

其实,自古以来,“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大多数官员都想在任期内干出点政绩来。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委书记黎石秋毫不讳言自己的政绩观:“领导干部就应该追求政绩。为人民维护公平正义是政绩,维护社会稳定是政绩,但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第一责任人,最重要的政绩还是发展。如果不能有益于民富、县强,就不是科学的政绩。”

官员追求政绩理所应当,但这种政绩追求应当是对老百姓负责的。然而,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的一句“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暴露出的问题令人担忧。

对于“逯军”事件,有人评论说,一个省会城市的官员尚且如此,那么县一级的官员呢?近年来出现的许多突发事件,就是因为当地官员把党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对立起来,认为对上级负责才是对党负责,对老百姓负责就会得罪上级。这其中深层次的原因是,在现行的五级行政体制中,“县政”已经被边缘化,现有的财税制度、人事任用制度受制于上面的地市一级,县级干部只能唯上是从。

刘旭涛认为,要促进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要摆脱县级政权对地市级政权的行政依附关系,进一步加强县级政权建设。目前一些地方的“省直管县”改革试点工作值得期待。

他说,县级主要领导最重要的素质是,切实能够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着想,为当地百姓的长远利益着想。我国的农业发展、自然资源保护、环境保护,县级政权起到关键的作用,尤其在当前经济社会的转型时期,眼光应更加长远,避免急功近利,甚至图一时之快,吃子孙后代的饭。

县域经济也是县域政治

县级政府在我国基层政府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在我国13亿多的总人口中,县域人口接近10亿,县域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90%以上。从历史角度看,“郡县治则天下安”,县一直是中国最稳定和最基本的政治单元,县政一直是国家治理的基础。

国际机构战略顾问、资深时事评论家棹元认为,理想中的县政应当充分体现自治精神和现代政治规则。而当前县域主要领导最需要提升的是政治担当意识和政治责任伦理。要实现这样的转变,既需要其自身的政治良知,又需要权力结构的内部监督,最重要的,是老百姓手里握有实实在在的监督权和选举权。

改革开放30年,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始终伴随着经济改革一直在进行,但每一阶段的重点有所不同。目前,县政改革确实成为全社会议论的焦点,但县政改革涉及到很多敏感的问题,如区划问题、城乡关系问题、行政层级问题等。目前,就县政改革而言,究竟如何改革,改革的目标是什么,理论界也没有统一的共识。刘旭涛认为,“县政”改革不仅是行政体制的改革,也涉及到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方面的很多方面。

“我个人脑子里的愿景,理想的县政,应该是一个与城市政府相比,相互之间更加平等的政权,县域的百姓能够享受到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各种权利,城乡之间的居民互相尊重,平等往来。” 刘旭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