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密 9期

回忆有时是一种享受，尤其是小时候的事——那些莫名其妙的举动，想想蛮有趣蛮难为情的。那时，我十四岁，读初中二年级。时间是上世纪70年代。

我家很小，离学校又近，家里还有弟弟妹妹，又烦又闹，所以一吃好晚饭，我就往学校跑。我们的学校不大，只有初中。全校只有班主任林老师一个住校老师，听说她家在很远的郊区。林老师很年轻，比我们没大几岁，像个姐姐。也许我语文最好，也最听话，所以她特别喜欢我，常常对我说晚上没事来玩。林老师长得很好看，同学都在背后说，像个电影明星。不论上课还是下课，我常常会偷看她几眼。

那是个夏天，晚上的月亮很亮，圆圆的像个大银盘。深蓝的天空中，稀疏的几颗星星一闪一闪的。那时，学校没有门卫，只有一扇小门，九点钟以前不会锁，因为有时校长和老师在办公。每次我总是悄悄地推开那扇小门，蹑手蹑脚地一溜小跑，来到林老师的寝室。

林老师的寝室在学校的后操场，外面是一条走廊，寝室的后窗口对着一个小花园。她的寝室不大，一张小书桌，一张钢丝床，一个小书橱，墙上挂着一帧林老师的照片。

这一天，屋里亮着灯，门半掩着，露出林老师一截白皙修长的腿。不知为什么，我的心突然像揣着一只小鹿一样怦怦地跳起来。我不由停住了脚步，犹豫着，不敢向前。林老师一定坐在那张藤椅上看书，我猜想。

大概我惊动了林老师，她拉开门一看，惊喜地说：“啊，是你啊，快进来快进来。”我依然站着没动。她的眼睛像天空的星星特别亮，微微笑着：“还难为情呀，进来。”说着，伸手一把拉住我，把我拖进屋。林老师的手好柔软啊。

林老师从饼干箱里拿出几块动物饼干，递到我手里。那时我长得矮小，别看我读初二，还像个小学生呢。我不好意思，没拿。她说：“还客气啊，拿着，吃。”我没吃，握在手里，趁她不注意，悄悄藏进了口袋。

如要问自己：“晚上为什么喜欢到林老师这里来？”我自己也答不上来，只知道想来。我瞥一眼林老师刚才看的书，上面写着很大的两个字：简爱。她拿起书翻了几页，说：“小说，你暂时还看不懂。”“里面写什么？”我随口问。对于书我还是很有兴趣的。她笑笑说：“爱情，你懂吗？”我没吭声，心想，爱情，还不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事？谁不懂！但脸上还是装出一无所知的样子，并摇了摇头。

林老师把我领到书橱旁，说：“你要看什么书，自己挑。”我的目光快速浏览着，刚要锁定一本书时，门外传来校长的声音：“谁在这里啊，这么晚还要打搅老师！”

我早吓得不敢吱声，不敢抬头看一眼。晚上到林老师这里来，最怕遇见校长。每次来几乎每次碰到。每一次都是在校长的训斥下，灰溜溜地离开。每次又都是林老师抚着我的肩膀，送我到校门口，细声细语地说：“别害怕。有空再来，林老师欢迎。”

校长姓苗，我们叫他苗校长。个子矮矮的，和林老师站在一起，好像还是林老师高呢。但他很精干，站立时身子很直，人很挺拔，尤其指挥我们学校鼓乐队的时候，手一举一挥的，好威武呵。而且，苗校长画画特别好，学校墙上的许多画都是他画的。老师们都说他很有才华，我们也心服口服。但我们看见他就害怕，怕什么，也说不出，就是怕，一百个怕，一千个怕。看到他，就是不做坏事，心也会咚咚乱跳。

这次离开时，林老师随手从书橱里抽出一本书，放到我手里，说：“很好看的，带回去看。”我小心翼翼地走过苗校长的身边。苗校长笔挺地站立在走廊里，好威严。我不敢看他一眼，刚走出两步，突然站住，回头朝他猛地一连鞠了三个躬。接着，我连奔带跑，逃也似的跨出了校门。回头愤愤地望一眼站在远处的苗校长，心里骂，哼，林老师欢迎，你管不着！

第二天，学校出事了，一件天大的事：林老师被人打了，而且在课堂里，我们上课的时候。

这是一节语文课，林老师给我们讲解法国作家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我们听得津津有味。我坐在第一排边上靠窗的一个座位，看林老师最清楚，她讲课不紧不慢，声音特好听。那天，她好像是穿着蓝条子的连衣裙。当时，我们班的女生们很封建，到了夏天，谁都不肯第一个穿裙子。我们男生早已汗衫短裤，女生却还是盖脚的长裤。最后，林老师带头穿了裙子。为此，我写了一篇作文，题目是“第一个穿裙子的人”。当然，这受到林老师的特别嘉奖，为此我得意了好几天。那天林老师穿的连衣裙比其他女生穿的都好看。其实，林老师穿什么都好看。

就在这时，教室门突然被踢开，刘凤英的妈闯了进来。刘凤英是我班的女生，是个留级生，她高高瘦瘦，脑袋特别怪，像只横放的冬瓜，前额凸后脑凸，我们叫她“冬瓜头”。她的妈在弄堂里赫赫有名，长得又粗又壮，在菜场帮人拉黄鱼车，比男人还凶还猛，打起架来横冲直撞，人送外号“黄鱼车”。这一天天气很热，她穿一件肥大的汗衫和一条短裤，脚上拖一双塑料人字形凉鞋。一进教室门，她二话没说，一把揪住林老师的衣领，伸手“啪”地就是一巴掌：“你冤枉俺闺女，打击报复！”

顿时，课堂里炸开了锅，全乱套了。林老师猝不及防，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巴掌，打得捂着脸，缩到角落里，愣愣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吓呆了，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后来，我一直后悔当时的懦弱，怎么会这样胆怯？一点都不像个“拔刀相助”的男子汉。出乎意料，这时候，后面两排高大的男生纷纷冲了上来，他们跨过走道，有的甚至跳过课桌，团团围住了横行霸道的“黄鱼车”。她有点惊慌，嚷着：“你们要打人啊，你们要打人啊。”这时，前面几排的女生像有人指挥似的，不约而同纷纷把座位往后拖，留出黑板前一大块空地方，让他们大展身手。我也缓过神来，非常起劲地加入女生的行列，一边拖座位，一边跟着大喊：“打，打，打！”

“黄鱼车”再凶再猛，也敌不过五六个腰圆膀粗的男生。这几个平时调皮捣蛋的男生正巴不得有这样的机会“发泄发泄”“施展施展”呢。他们有的抱她的腰，有的踢她的脚，有的反剪她的手，还有的掐她的肉，疼得她哇哇直叫。此刻，我也发挥了超常的智慧，一转身直奔体育室，抱来一根粗粗的拔河绳，大喝一声：“把她捆起来！”

教室里乱成一团。

这时，不知谁尖叫一声：“校长来了！”

教室里顿时没了声音。“黄鱼车”反倒不肯罢休，拍手拍脚地大叫大喊：“他们打人，他们打人！”

苗校长毕竟是苗校长，他没答理她，也不说话，拨开教室门口的几个女生，缓缓走到她面前，双眼直直地盯了她几秒钟，声音并不响亮，反而十分低沉，有一股威慑的力量：“刘凤英妈，这是教室，不是菜场！”回头又对大家挥挥手，说：“都回去坐好，继续上课。”

“黄鱼车”还不罢休，指着在一边流泪的林老师嚷：“她打击报复。”苗校长没理她，走到林老师跟前，小声地说了些什么，声音太轻，我们没听清。林老师抹了抹眼泪，理了理头发，低着头走上讲台。苗校长这才回过神，狠狠对着“黄鱼车”说：“跟我来，有话到校长室去说。”

一场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刘凤英的妈跟着校长乖乖地走了，林老师还在抹眼睛。不过，她重新拿起了课本。可是，这时候谁还有心思上课？大家七嘴八舌，不约而同把矛头指向“冬瓜头”刘凤英。刘凤英在一边只会“呜呜”地哭。她坐在我的后排，我一股脑儿把所有的气和恨，统统撒在她身上。我猛地把座位狠狠往后“哗”地一靠，课桌重重地压在了她的身上。全班哄堂大笑，平时老与我作对的家伙也朝我跷起了大拇指。

事情没有完。放学的时候，班里一个小灵通悄悄告诉我们，有个警察在校长室。我们当然很好奇，校长室旁边是大队部办公室，里面没人，我又是大队委员，在这里偷听最安全。我把耳朵紧紧贴在墙壁上，生怕漏掉一个字。

“你必须向林老师赔礼道歉！没有什么好讨价还价的！”这是苗校长严厉的声音，“你女儿不做值日，还用扫帚殴打同学，林老师要不要教育？这也叫打击报复？岂有此理！”“黄鱼车”的嚣张气焰早已熄灭，嘴里嘀嘀咕咕，不知在说什么。校长室里又传来皮鞋的“笃笃”声，那是苗校长的脚步声。苗校长发怒时，就这样走来走去：“你自己也看见，是我拨打的报警电话，把警察同志请来的，因为我们老师决不允许被人欺负！”

我看不见苗校长的脸，但可以想象，他一定气愤到了极点，脸铁青，声音也已经变样了。苗校长好像还不解恨，狠狠地擂了一下桌子，一字一句说：“我是校长，告诉你，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必须向林老师赔礼道歉，马上去！”

校长室里一阵骚动。

我们好高兴啊，有人居然偷偷拍起手来，为苗校长替林老师报了仇，为我们解了恨。我在心里为苗校长暗暗叫好，早把前一天晚上的不快丢到了九霄云外。

校长室的门开了，我们从窗口看得清清楚楚，“黄鱼车”跟着苗校长和一个警察同志，老老实实朝老师办公室走去……

我是班级的宣传委员，负责出墙报。每天，在所有的学生中我总是第一个到校，检查检查墙报上的文稿、画稿是不是被风吹掉？是不是被人弄坏？当然，最主要的是想帮林老师做点事。不知为什么，我很想帮林老师做事，哪怕帮她拿拿粉笔盒，捧捧作业簿，擦擦黑板，也很开心。我还有事没事去办公室，看看林老师在做什么，吃什么。林老师住在学校，所以她早饭就在办公室吃。

有一天，我推开门一看，她已经在用餐，一杯豆浆，还有一块清蛋糕。她经常吃蛋糕，有时是奶油蛋糕，有时是奶白蛋糕，但大多时候是桂花清蛋糕。她看见我在办公室门口探头探脑，微笑着说：“找我有事吗？”我灵机一动，忙说：“彩色粉笔用完了。”说着，走进办公室，我拿了两支彩色粉笔，又瞄了一眼那杯豆浆，迟疑了一会儿，慢慢走到林老师跟前，从衣服口袋里挖出一只还有点烫的鸡蛋，放在她面前。

“怎么，给我吃？”林老师一惊，笑着问。

“我家的鸡自己生的，不是买的。”

“你家养鸡？”

“嗯，是我养的，它每天生一只蛋。”

“你不吃？省给我吃？”林老师拿在手里，捂了捂，“还是热的呢。”

“……”我什么也没说，一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我很开心，终于把这只在我心里想了好几天的蛋送给林老师了。我想，林老师一定会吃得津津有味。

其实，来学校最早的是苗校长。他总是骑一辆自行车，很早很早就来到学校了。他的自行车停在办公室的墙角边，钢圈被擦得锃亮，铃声又清又脆。我们常常羡慕地围在它的周围，拍一拍它的座垫，摸一摸它的把手也开心。在老师上班前，苗校长就在校长室画画，画什么，谁也不知道。有一次，我瞥见苗校长又在画画，无意间张了张，不料被他发现了，他狠狠瞪了我一眼，我逃得比兔子还快。

这一天我很高兴，整整高兴了一天，因为林老师吃了我送的一只蛋。

读书，考试，分数对我来说，小菜一碟，根本用不着像很多人那样，躲在家里背啊背，默啊默，抄啊抄，写啊写，我呢，照玩不误，星期天，把书包一扔，人早到了南京路的一家旧书店。

这家旧书店我常去，那里有许多好看的书，随你翻随你看，没人管，还不要钱。我特爱看书，但爸妈从来不给我买书，爸说，书又不能当饭吃，不买！要看自己想办法。于是，我想了个到旧书店看书的“办法”。

这家旧书店在南京路的一个转弯角上，面积不大，书很多，各种各样的都有。我什么书都看，只要好看的，我就翻，常常看到书店快关门，才依依不舍放下书离开。

这个星期天，我吃好午饭，一扔下饭碗就来了。我躲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有滋有味地看起书来。如果这本书我喜欢的，我可能就一口气看完；假如不喜欢的，翻两页，就去换一本，比在图书馆看书还方便。这天，我已经换了好几本，就没有一本让我入迷的。我又走到书架前寻找。我挤在人堆里东翻翻，西找找，忽然，看到一本莫奈的画册，很鲜艳，就随手翻看起来。

我除了喜欢看书，还喜欢画画。我曾经偷偷学过，没人教，想画啥就画啥，画得无拘无束。苗校长除了当校长还兼课，是我们的美术老师。他常常表扬我，说我有点画画的天赋。我最讨厌化学课，不做实验，老师像老和尚念经那样念课本。我呢，偷偷画画，画讲台前的那个老太太化学老师。有一次被发现了，她告状告到林老师那里。林老师朝我直叹气，正巧苗校长在边上，他难得朝我笑了笑，摸摸我的头说：“算了算了，和我小时候一样。”说实话，我头上一阵温暖，回去自己还傻乎乎地摸了好几下。我这才发觉苗校长并不可怕，有时还蛮亲切的。我很想跟苗校长学画画，几次想走进校长室，看看苗校长每天画的是什么，但始终没这胆量。

莫奈是个法国人，也是个大胡子，是个什么印象派画家。看过简介，我随便翻了几页，突然，一个裸光屁股的女人画像赫然映入我眼帘，吓得我连忙把书合上。我从其他书上看到过，这叫“画”，在那个时代是算作很黄色和下流的，小孩不能看。我的心在怦怦乱跳。我捧着画册，像捧着个烫山芋，不知该不该丢掉。我傻愣愣地站着，脑子里空荡荡的，手轻轻抚摸它的封面，手指头却不由自主地又一页一页地翻起来，只翻画册的一个角。翻着翻着，翻到哪一页，自己也不知道，眼睛却偷偷瞄着翻起的一条条缝隙。终于，又翻到那一页了，那一页纸像一块磁铁，紧紧地吸引着我的眼球。紧张和好奇的我慢慢把它打开，禁不住盯了一眼，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一个的女人。

好像周围的人顿时都在看着我，自己像一个被人发觉在行窃的小偷，也顾不上放回原处，扔下画册，逃也似的奔出了书店。

逃出书店，走过几家商店，我的心才慢慢平静下来。但画册上那个的女人已经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这一切我对谁都不会说的，打死也不会说，只能永远埋在心底里。

星期天的南京路真像作文里描写的那样，“人头攒动”，“摩肩接踵”。我走到平安电影院门口时，正巧电影院散场，一大群人从里面涌出来。我被挤到墙边上，旁边是一家酒店，门玻璃上刻着“珠江”二字。我眼睁睁地看着散场出来的人，一个个从我面前走过。这时，两个熟悉的人突然走到我跟前，是苗校长和林老师，旁边还有个小女孩！猝不及防，我拔腿想逃，但已经来不及，林老师喊住了我：

“孙立人，别走啊！”

我不得不站住，呆呆地看着他们，朝那小女孩偷偷瞥了一眼。小女孩四五岁，白白胖胖，圆圆的脸，圆圆的眼睛，花裙子，小皮鞋，很好玩。她一点儿也不怕陌生，上来拉拉我的手，还使劲摇了摇。看模样，他们刚看完电影出来。

“是你的学生？”苗校长问。

“不愧大校长，上海第一大忙人，自己学校的学生都不认识？你还给他们上美术课呢。孙立人，我班上的，坐第二排。”林老师的口气很随便。她在学校可不是这样对苗校长说话的，在外面怎么变成了另一个人？

“哦，想起来了，”苗校长一拍脑袋，说，“上化学课画画的那个。”

“还好，没患健忘症。”林老师笑了笑，转身问我，“怎么在这里？去哪里啦？”

“……”我喃喃地，不知怎么回答。

电影院散场涌出的人流渐渐散去，人行道恢复了原有的平静。

“一起走吧。”林老师拍拍我的肩，牵着小女孩的手，向静安寺方向走去。

前面就是中苏友好大厦，人行道一下子开阔许多，旁边还有街心花园。小女孩开心地挣脱林老师的手，往前狂奔起来。“当心，菲菲！”林老师一边喊一边追了上去。苗校长满脸微笑，不紧不慢跟在后面。

“你叫孙，孙什么？”苗校长心不在焉，没话找话地问我。

林老师刚刚向他介绍我的名字，才几分钟，就忘得一干二净！我第一次没好气地说：“孙，立，人！”刚说完，又很懊悔，还有点后怕。

这时，前面有个农民挑着前后两挑蝈蝈，向我们走来。初夏，傍晚前的太阳还很亮，热乎乎的。人行道旁有几棵大树，浓荫蔽日。树阴下，蝈蝈的叫声要有多好听就有多好听。走在前面的小女孩已经不肯往前走，凑近蝈蝈，朝着苗校长大喊：“爸爸，爸爸，我要我要！”

我终于明白，那小女孩原来是苗校长的女儿。

当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了白天在画册上看到的女人……醒来时吓得我一身冷汗，内裤上有一摊冷冷的硬硬的东西，不知是什么。我又怕又慌，偷偷换下，担惊受怕地去洗干净。唉，妈见了还大惊小怪地在天井里嚷：“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立人自己洗裤子啰！”

六一快到了，学校里热闹起来，这也是我们初二同学的最后一个儿童节。学校的鼓乐队几乎天天训练，放学练不算，早晨也在练。苗校长格外忙，这支鼓乐队全区闻名，是苗校长一手建立和培养起来的。这几天，雄壮的鼓号声时时回响在我们耳畔。

我缺少音乐细胞，不喜欢唱歌，也唱不好歌，所以没资格参加鼓乐队，只能在一边观看。好羡慕啊，特别是击鼓，那击鼓手多神气，那击出的咚咚声让你听得心会跟着跳呢。我呢，只会拿出两支长长的铅笔，权当鼓槌，在空中胡乱地击打。

苗校长可威风了，训练的时候常常拿起在阳光下闪亮的指挥棒，在队伍前雄赳赳地指挥，还会大声吆喝几声。围观的除了学生还有老师。我发现，林老师也经常在观看。

苗校长开始注意我。美术课时常常手把手地教我，指导我怎么用笔，怎么临摹，怎么构图，怎么运用色彩，当然，我也学得很认真。他经常表扬我，有一次居然当着林老师的面，跷起大拇指夸奖我，说我进步很大，是惊人的。同时，奖励我一对鼓槌，还说有机会让我参加鼓乐队。林老师刚要替我谢谢他，他却朝林老师眨眨眼，说：“你的得意门生，我能不努力培养？”我突然觉得苗校长一下子对我关心起来，我有点受宠若惊，开始不太怕他啦。

这一天，我又很早到学校，鼓乐队已经在场地上训练了，大喇叭，小喇叭，长笛，短号，皮鼓，响得热火朝天。过两天就是六一节，区里好多领导要来参加庆祝大会。苗校长忙得像陀螺，从校长室出来，匆匆忙忙赶到训练场地去，刚走两步，忽然又返回来，好像忘了啥东西。他猛地叫住我：“孙立人，到我办公室去，帮我把鼓乐队的名册拿来。”说完，急忙走了。我哪敢怠慢，拔脚就向校长室飞奔而去。

我第一次跨进校长室。校长室很大，一张办公桌，一把办公椅，两个沙发，一长排书橱。旁边一张小桌子上摆满了画笔颜料，五颜六色。靠墙壁立着一块画板，用画布遮盖着。我的眼睛飞快在办公桌上搜索，突然，玻璃板下的一张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一张合影：苗校长，小女孩和一个和小女孩长得很像很像的女人。这小女孩不就是那天在电影院门口遇到的吗？那么，毫无疑问，这女人一定是小女孩的妈妈，也就是苗校长的妻子了！我没有多想，也不敢多想，拿起桌上那本鼓乐队的名册，往外就跑。

刚走两步，我又忽然停下，回头看了看那块被画布遮盖的画板，很想看看苗校长究竟画的是什么，平时没有机会，也不敢，现在的机会真是千载难逢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强烈的好奇心驱使着我，说时迟那时快，我一把掀开画布，一幅人物油画像赫然呈现在我眼前：林老师！熟悉而亲切的脸庞，千真万确，林老师！苗校长画的是林老师！我揉了揉眼睛，再仔细一看，这下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美丽的林老师！

这时候，我脑海里嗡嗡直响，莫名其妙地手忙脚乱起来。我稍作镇静，把画布重新遮好，正准备离开，墙角的几个蛋糕纸盒又吸引了我的眼球，纸盒空空的，留着一丝丝吃剩的蛋糕痕迹。蓦地，林老师每天早餐的一幕又呈现在我眼前，难道林老师早餐时的蛋糕都是苗校长给买的？怪不得苗校长每天到学校最早，原来是来给林老师送蛋糕的呀！猛地，我好像明白了什么，什么都明白了。一瞬间，“拍马屁”，“讨好”，“献殷勤”，“谄媚”，“求爱”……所有我掌握的、理解的和不能理解的、好的和不好的词汇，统统涌现出来。更可恶更可耻的，他有妻子，他还有女儿，还干这样的勾当！“可耻”，“卑鄙”，我从来没有这样大胆，不顾三七二十一，撂起一脚，把那几个蛋糕盒踢得四分五裂。

我发疯一样奔出了校长室。

我发现手里还攥着苗校长叫我拿的鼓乐队名册。我灵机一动，叫住一个同学，请他去交给苗校长。爸妈说我从小就很有志气，既然讨厌他恨他，就不想看见他，还管他什么校长不校长！

鼓乐队正练得如火如荼，同学们陆续来上学了，再过一会儿，就要升旗，早操，就要上第一节课。也就是说，一天的学习生活即将开始。

这天放学，我故意很晚回家。我做了一件见不得人的坏事，神不知鬼不觉，趁四周没人，偷偷把苗校长那辆自行车轮胎里的气统统放光，还将前后两个轮胎上的气门芯扔到阴沟里。我很得意，拍拍弄脏的手，刚想离开，猛地发现“冬瓜头”刘凤英就站在我后面，朝我瞪着一双狡黠的小眼睛。

我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自从刘凤英的妈殴打林老师的事件爆发后，“冬瓜头”成了班级里的众矢之的，下课除了去厕所，就呆在座位上，没人理她，包括所有女生。以前，她就不和女生玩，专门和我们男生混在一起。我们男生玩什么，她也玩什么，玩豆腐刮子，滚铁圈，抽陀螺，样样精通。她能打架，和谁都敢打，从不怕谁。只是她读书实在太差，成绩单上都是“红灯”。我是学习委员，有时就帮帮她，帮她解题，和她对答案。一次代数测验，她破天荒得了62分，她妈破例奖给她一支钢笔，她就拿来给我，我怎么会要？她妈大闹课堂的事发生后，也是我第一个和她说话，她很感动，常常站在我身后，像我的保镖，因为我长得矮小，有时会有人欺负我。

现在，我做的坏事被她看得一清二楚，她会不会告诉苗校长？或者告诉她妈？或者谁也不说，为我保密？

第二天，正巧有美术课。苗校长一跨进教室，一脸严肃，直呼我的名字：“孙立人，给我站起来！”

我心一惊，终于东窗事发。我竭力装得一脸无辜，慢吞吞站起来，心里在紧张地盘算该任何应对。

“你说，昨天你做了些什么？”苗校长特地走到我面前。同学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都疑惑地看着我。

“没做什么……”我尽可能地保持冷静。

“没做什么？拔气门芯，放轮胎的气，对不对？”苗校长单刀直入。“没有，我没拔，也没放。”说什么也不能承认，我得坚持到底。刘凤英不会告密，只要她不说话，就没事。他又没有证据，凭证据说话么。

“好，那我问你，我叫你去拿名册，你为什么让别的同学给我？办公室里的那些纸盒子谁踢的，乱七八糟！我的画又是谁看的？你说！”

“不知道。”我的回答干干脆脆，毫不含糊。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哪里来的勇气和魄力，敢于和我敬仰的苗校长对峙。

“还不承认？有人已经看见啦，要不要对质？”苗校长穷追不舍，终于使出了杀手锏。同学们都紧张地注视着我。

难道刘凤英已经告诉苗校长？或者还有别的人看见？或者苗校长故意在诈我，唬我？这时候我才真的紧张了，头上微微冒汗，脑子在飞快地转动，感到脸也开始变色。我的神经几乎要崩溃。

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坐在我后面的刘凤英举起手，突然说：“别冤枉孙立人！轮胎的气是我放的，气门芯也是我拔的！”

“真是你？”苗校长一脸惊愕地看着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当天回家，我打开书包准备做功课的时候，发现书包里有一张纸，上面写着歪歪扭扭的几个字：“放心，我会永远保密。”我一下认出是刘凤英的笔迹。她什么时候藏进去的，我一点点也不知道。这家伙真鬼。

刘凤英鬼，苗校长比她更鬼。

其实，聪明的苗校长不会相信刘凤英会放气和拔气门芯，她妈大闹课堂是好几天前的事，要报仇早就报了，何必等到现在？我的疑点比她多得多。但是，苗校长不再追究，这件事好像就这样偃旗息鼓了。我越想越觉得苗校长鬼，太鬼了。

苗校长在忙六一节，加紧训练学校的鼓乐队。各班级都在忙，忙着排练文艺节目，准备联欢会上演出。每年六一节，我们班的节目都得名次，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总导演是林老师，节目有创意，唱歌舞蹈朗诵就是与众不同。可是，最近几天，林老师再也没有过去那样热情，好像墙脚边一棵被太阳晒蔫的小草，整天没精打采，像变了个人一样，懒得为我们排练节目。放学后，我们一群文艺“积极分子”留在教室里乱哄哄的，说好听点是“排练节目”，说难听点是在瞎搞。群龙无首啊！刘凤英很起劲，把住门口，像个义务警察，把看热闹的同学统统赶到教室外面。唯有我心不在焉，惦念着林老师，不时奔到办公室去看，林老师怎么啦？听老师们说她的胃一直不太好。

办公室里很安静。林老师一声不吭，默默地坐在办公桌前批改作业，一只手捂着肚子，好像胃疼。我想去叫她，但没有理由。她看见我，也默不作声，依然低头批作业。

我敢肯定，林老师有心事。

六一的前一天放学后，她来看我们排节目。她始终坐着，说话很轻，好像站着的力气都没有，脸色很苍白。她不时摇头，因为我和几个男生的朗诵毛病百出，不是吐字不清和声调不齐，就是缺少感情。后来，她不得不站起身，使出劲，帮我们纠正发音，改正姿势，培养感情。最后，她摸了摸我的头，说：“行了，加油！”

林老师的手依然温暖，柔软，但有点烫。

六一联欢会终于给盼来了，我们都换上白衬衫蓝裤子，戴着鲜艳的红领巾，在鼓乐队雄壮的进行曲中，列队进场。我们唱着队歌，踏着鼓点，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过主席台，接受苗校长他们的检阅，我们整齐地行起了队礼和注目礼……

我的目光最后在台下找到了林老师，她和一些家长在一起。

这时候，我突然发现苗校长的女儿也来了。小女孩穿着漂亮的花裙子，在老师和家长中间穿来跑去，像只快乐的花蝴蝶。

林老师却离得远远的，独自站到另一边，冷冰冰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我发现很多老师的目光都在暗暗注意她，似乎准备看什么好戏。

小女孩看见了林老师，飞也似的奔过去，亲热地拉住林老师的手。林老师的手一挥，没让她牵，还往旁边挪了两步。有的老师已经在指指点点。苗校长也已看见，马上奔去，蹲下和女儿不知说了些什么，又骗又哄，才把女儿拉走。

林老师站着，纹丝不动，像一尊冷冷的雕像。场地上吹起一阵风，扬起一阵灰，林老师用手绢悄悄擦了擦眼睛。头发被吹乱，她用手指抚了抚。她在竭力维持自己的平静。

几乎所有同学都在为自己班级的演出加油鼓劲，唯独我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并关注着每一个细节和林老师的每一个表情。这究竟是为什么？后来我才明白，当时一个十四岁早熟而多情的男孩——我，心中已经有了个仰慕的女性——美丽的林老师。

刘凤英坐在我的边上，推了推我，塞给我一张小纸条，朝我诡异地笑笑。我悄悄打开那张皱巴巴的纸条，又是几个歪歪扭扭的字：

“有个天大的秘密，要听吗？”

六一节一过，就是紧张的期终大考。一切又和平时一样，大家都埋头在功课里了。

林老师好多天没来上课，病了，听说是胃病，不知是住院还是在郊区家里休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一时找不到代课老师，只能今天甲班老师明天乙班老师轮流代课，后来，只得苗校长亲自上阵。苗校长真是神通广大，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语文课照样上得有声有色，精彩纷呈。最后几天的课都是复习课，其他老师不是抄题目对答案，就是发复习提纲做练习。苗校长非常能“归纳”和“总结”，几个重点被他拎得清清楚楚。他还给我们讲故事，我印象最深的是巴金和他妻子的故事，他妻子好像叫什么珊，不久前刚去世。巴金没把妻子的骨灰下葬，而是一直放在自己的床头……当时，我们听得入了迷，渐渐地，苗校长进入了我们的视线；而林老师呢，开始被我们慢慢淡忘。

说真的，林老师刚生病的起初几天，我很惦记她，曾经好几次在没人的时候，盯着问刘凤英那个天大的秘密。可是，在联欢会那天还很起劲的“冬瓜头”，不知为什么，嘴巴闭得紧紧的，再也不肯把秘密告诉我。我问了好几次，她始终闭口不言。慢慢地，我的心也冷了，不问了。

期终大考以后，我随父母去了内地一个城市生活。临行前，我没能向林老师告别，这成了我少年时代最大的遗憾。

尾 声

一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当我回到上海，这座城市已经翻天覆地，我实在不敢相认，可林老师美丽的倩影永远镌刻在我心灵深处，无法抹去。

一天，我偶然看到一份教师内部刊物，一个熟悉的名字跳入我眼帘：林静芝。啊，不就是林老师吗？再一看文章，果然是我心目中的林老师。她在文章中怀念她的学生，字里行间，洋溢着对那些昔日孩子浓浓的爱。

不费吹灰之力，我迅速找到了林老师的住址。

这是一栋公寓，19层高。我按响了门铃，心早已按捺不住难以抑制的激动。开门的是个端庄的女士，我报了名字，她回头高声喊：“妈，你的学生来看你啦。”

我走进屋，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客厅一侧的门。这时，门开了，缓缓走出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起初，我一愣，再一辨认，是林老师！她的走路姿势，她的举手投足，她的一颦一笑，还是我记忆中的林老师！

“我是孙立人啊。”我激动地迎上前去，自我介绍。

“啊，不认识不认识啦。”林老师从上到下打量我一番，摇着头说，声音还是很清脆，大凡老师的声音不大会变。

三十多年，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我有多少话要对老师倾吐，感激，思念，向往，但又不知从何说起。林老师却显得很平静，请我喝茶。她在思索，在记忆的海洋里寻觅。一生在校园里耕耘，有多多少少的学生能勾起她美好的回忆？终于，她想起了什么，高兴地说：“你就是送我一个鸡蛋的孙立人？”

“是的是的。”我同样兴奋。

她又端详我一下，喃喃说：“辰光好快，认不出啦。”转身指指递茶的女士，说：“这是我的女儿。你不认识了吧。”

我茫然地看了看女士，摇摇头。

“她就是你见过的小女孩啊，那时才这么高。”林老师用手朝她腰间比试一下。我愕然，难道她就是苗校长的女儿？

“怎么，不相信？”林老师诡异地一笑，“后来我嫁给她爸爸啦。”

我一时语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发现这一瞬间的林老师，又回到了三十多年前，纯情而可爱。

我不禁脱口而出：“她爸呢？苗校长呢？”

“不在了，去年，不，前年走的。”林老师扳扳手指，说，“走了一年九个月。老咳嗽，就是不肯去医院。”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很想知道他们之间的故事，过去的和现在的都想知道。但是我没有追问。

离开林老师家时已万家灯火，我忽然想起刘凤英说的“天大秘密”，不禁想，难道林老师当年得的胃病只是个托辞？然后，自己又哑然失笑，这还需要“告诉”吗？还需要“揭秘”吗？我要找到那个“冬瓜头”，看看她的反应。其实，我根本不知道她的住址，但我相信一定能找到。

我不禁加快了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