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粉危机:谈不上道德重建也谈不上制度失灵

奶粉事件引发了各界反思，反思最突出者有两种，一种将危机界定为“制度失灵”，从而呼吁制度重建。另一种将危机界定为“市场失灵”，从而呼吁道德重建。然而在我看来，目前这场公共危机，既谈不上制度失灵也谈不上道德重建。

9月16日，日本贩卖毒大米的老板中川昭一自杀，让深陷奶粉危机的国人感慨良多：中国人缺少一种耻感文化，道德重建刻不容缓。其实，正如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所说，这种自杀文化是一种需要外力推动的耻感文化，并非源自信仰和自我约束的罪感文化。耻感文化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常常失效。主动谢罪固然是备感羞辱，但何尝不是基于命运预期的一种自我了断。他不主动了断，接下来法律也找上门来给他一个了断。

耻感文化在中国并不缺失，中国缺失的是产生耻感的外界压力。法律惩戒，媒体批评，社会评价等常常缺位。套用朱学勤先生一句话：我们生活在一个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国情里。有耻辱，却辱感的时代。原因何在？制造悲剧者，没有代价或者代价太小，制造耻辱者，不受惩罚或者惩罚太轻。

当然，这次危机也谈不上制度失灵。制度失灵是指一系列制度执行之后没有效用或者效用很低。其前提是，现有的制度已经得到了严格执行。

这次奶粉危机是一种什么状况呢？首先是随机检验制度没有执行好。三聚氰胺等有毒有害物质固然不是日常食品安全的必检项目。但是，相关部门依然有义务根据实际情况启动特别检查。2007年4月11日，CCTV《焦点访谈》曾经报道过牛奶掺进蛋白粉的报道，相信有关部门不可能不获悉。同时据新华社报道，由于中国出口美国的宠物食品添加三聚氰胺引起美国的家养猫狗死亡，国家质检总局曾于去年5月进行专项抽查，抽查范围包括奶粉、液态奶等十二类八百个批次。也就是说三聚氰胺早已进入相关部门的视野，并且曾经进行过抽检。至于为何未检出三聚氰胺，我们不得而知。

再者，免检制度固然有问题，但如果它的修正机制及时启动的话，当不至酿成危机。《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第八条明确规定：“用户、消费者有权对免检产品进行社会监督。”今年3月三鹿集团多次接到消费者反映奶粉问题。6月，有消费者向国家质检总局网站留言投诉。7月，甘肃一家医院通过电话向省卫生厅报告，婴儿患泌尿系统结石病例明显增多，食用的均是三鹿奶粉……如果这些“社会监督”能够引起足够重视，相信奶粉事件不至于形成危机事件。因此，致命的并不是一个制度有缺陷，致命的是修正机制被置之不理。

因此，奶粉危机谈不上“政策失灵”，它是政策空转的问题。正如，如果根本就没有踩刹车，何谈刹车失灵呢？我们能保证出口奶粉和奥运奶粉的安全，为何保证不了国内奶粉和日用奶粉的安全？

海恩法则说：“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都有二十九次轻微事故和三百起未遂先兆以及一千起事故隐患。”我认为，抓住一个先兆，胜过一千次“反思”；消除一个隐患，胜过一万次“重建”。

反思太多，行动太少。制度太多，执行太少。中国当下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是改变的时候了。

【选自《新浪・博客》】

题图 ／ 杨济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