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宇森 英雄不用机关枪

小时候被欺负，他会躲进教堂和戏院。刚做导演，他拍了很多自己不喜欢的喜剧。后来，他的电影暴力美学被无数人推崇，先后在香港和好莱坞大获成功。而在今天，他把主战场转回了中国内地，刚刚集合中日韩三国明星完成了重磅作品《太平轮》―吴宇森的人生跌宕起伏，但始终不变的是谦和诚恳。近日，他做客优酷《聚焦》栏目，与著名电影学者焦雄屏女士对谈，“三十年细说从头”。

闯荡好莱坞

“张彻导演曾经跟我讲过，要用西方的技巧来融入东方的精神，所以我用这样的方式拍电影。”

吴宇森“敢教铁汉也流泪”

大卫・鲍德威尔对香港电影研究颇深，他在《香港电影的秘密》一书中这样评价吴宇森：“吴宇森是终极的香港作者导演，对自己的导演风格全然自觉，能配合不同时候的需要调校题旨与技巧。”

融合

焦雄屏：电影学者大卫・鲍德威尔说您是最能适应好莱坞的华语导演，您同意吗？

吴宇森：同意，因为我拍电影，无论是技巧、表达理念手法，还是与演员相处，都很西式，或者说很受西方影响。张彻导演曾经跟我讲过，要用西方的技巧来融入东方的精神，所以我用这样的方式拍电影。有一些西方的技巧为我的创作带来了很多灵感。

焦雄屏：《英雄本色》里双枪侠，是您借助的灵感吗？

吴宇森：我看西部片很多，就很想学里面那种英雄的感觉。当时有场戏，是周润发要到饭店去复仇，他要面对15个敌人，都有武器。如果是平常的戏，他拿着机关枪进去一扫就行。但当时我说这不是一个英雄的行径，真正的英雄是不用机关枪的。那时我要表现这个杀手是个非常聪明的人，真正好的杀手要准备退路，又得让他潇洒，我希望他的枪声可以有一种音乐感，道具师傅说有一种枪很适合周润发拿着，而且可以装16发连发子弹。然后我说你拿两个枪打给我看，两个枪连发的时候，就好像打鼓。双枪不像机关枪那么没有英雄气质，但同时两个枪又有机关枪的意味，会产生潇洒的感觉，还有音乐感。而且他是一个有准备的杀手，不应该只有两支枪，所以他走进去时，安排在走廊的花盆藏了两支枪，那是他的退路。

焦雄屏：像昆汀・塔伦蒂诺的《落水狗》、罗伯特・罗德里格兹的《杀人三步曲》，他们自己承认是受这个电影启发。

吴宇森：其实这是个循环，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西方的电影里面学到很多东西，也模仿了很多东西，在模仿里找出并形成自己的风格。有些作家写小说都是受别的小说家影响，然后慢慢写下去就也写出了自己的风格。所以说其实我们都在一个大家庭里面，他们的电影影响了我，我也影响了他们，之后他们又有新的东西，再影响我。

权力

焦雄屏：回到刚刚张彻所说的，用西方的技巧表现东方的精神，那您的电影中，用了西方的技巧，那东方的精神是什么？

吴宇森：就是所谓侠义精神，那种从武侠小说、电影里延伸出来的，甚至家庭观念，再加上对人对事的风度和礼貌，有一些古人的精神，也放到西方电影里面。

焦雄屏：比如说呢？

吴宇森：我拍《变脸》的时候，公司是邀请我拍一个动作片，我把它改成一个很感性的东西，把中国人的家庭观念用到这个戏里面，把整个戏改成英雄为了拯救家庭去对付坏人，而那个坏人也有一个小孩，最后好人把坏人消灭掉，就剩下一个小孩，他就要带这个小孩回家。但是公司一直反对，老板说美国观众不接受英雄把坏人的小孩带回家。我说这个不属于文化问题，而是人性问题，大家都会有同情心，会收养这个小孩。他还是不让我这么拍。通常电影会有试验场，弄一个初剪的拷贝，邀请老板、制作人、演员和观众去看，然后打分，如果少于60分，就要修改剧本。《变脸》最初只有33分，大家都留言问为什么那个小孩没有人照顾，为什么那个英雄不带小孩回家。其实跟我想的一样，然后老板就跟我道歉，请我补了两个镜头，英雄带着小孩回家，最后一家团圆。第二天马上再做个试验场，分数升到了88分。

焦雄屏：您想放进去的东西，因为制度或是决定权不够，而被改变。那是比较煎熬的一个过程吧？

吴宇森：《变脸》时已经好很多了，只是结尾稍微有一点意见。当你的电影卖钱之后得到的权力就大了，最后剪辑权和修改权就都给导演了。

焦雄屏：但是什么都要把关，就很辛苦。

吴宇森：对。你不熟悉他们的制度，也不能超预算。所以拍得比较辛苦，因为演员又不是那么容易合作，我都不知道在好莱坞原来大明星有终剪权，还有选配角的决定权和剧本决定权。《变脸》卖了近3亿之后，我就什么权都有了。因为那年公司的经济情况并不好，这个电影大卖时，记得当时有报纸说这个公司终于可以浮出水面了。不管怎么样，我适应了那个制度，也交了很多朋友，得到了各方面的尊重。

处事

焦雄屏：到了《碟中谍2》，有报道说整个过程比较波折，拍得时候比较辛苦。

吴宇森：媒体特别注意我和汤姆・克鲁斯的合作，因为我俩风格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出了名的控戏欲强，另一个温温雅雅的，就是拍戏的作风完全不一样。所以随时有狗仔队追着我们，等着拍我们两个吵架，或是还没有开机就不欢而散，但是我们没有。当时狗仔也想看到剧本知道我们要拍什么，要保守秘密我们就干脆不留剧本，那时我、汤姆・克鲁斯和编剧三个人住得比较近，走路五分钟就到了。有时编剧写完一场戏，先给他看，他看了以后叫助理拿给我，助理就站在门口，我要很快地看完，他拿过去马上烧毁掉，我们就凭记忆记着。或者用电话讲，哪里需要修改，他再找那个编剧改。当时没有人看过剧本，到筹备工作时，剧本里很多都是空白的，我就把空白解释给大家听，所以拍的时候很挑战记忆力。汤姆・克鲁斯是个非常拼命的演员，拍戏时他不用替身，真的攀在两千米的石台上，我都不敢看。

焦雄屏：他为什么这么卖命，不怕危险吗？

吴宇森：他说他永远都不要欺骗观众。我们给他找的替身都是很像的，他说不行，因为观众熟悉他的身体移动，那个替身总有差别，还有头发同样是飘，但是他那个飘跟替身的不一样，这一点会让观众看出来是替身，所以他什么都是自己拍。

焦雄屏：您刚才说他是出了名的控戏欲强，他会代替导演吗？

吴宇森：有一场戏，我要拍他很帅，因为他在人群里面，灯光最难打，要集中在他上面，机器要拍慢镜头，他就在现场加了一些意见，工作人员有些不满，因为这个应该是导演的工作，但因为他是制片人，他有这样的权力。我就带他到后面去，只是跟他讲，我有一个比你更好的方式来拍，灯光从侧面来，然后镜头和剪辑怎么处理，然后我们出来跟所有人说我们的意见，这样大家都有面子了。

焦雄屏：很聪明的解决方式。

吴宇森：因为他有那种权力的时候，有些导演受不了，要不然跟他吵，要不然跑掉。但是我没有，他越是有什么麻烦，有什么问题，我越要帮他。拍戏的时候，他经常带小孩来，一男一女，他演戏时就把两个小孩放在我的腿上，我就抱着他们，看着感觉我是他们的外公，到最后我们变成好像一家人。所以我发现，真正的大明星其实不是那么难合作，好莱坞我见过很多人，越是大明星越谦虚，非常容易相处。

成长经历

“打完架我有两个地方可以去，到教堂，牧师很照顾我，就让我在那静静地坐着，看着十字架，或a者到戏院，偷偷地看电影。”

童年

焦雄屏：您对家庭、友情及工作同仁的情感，会不会跟您早年的生活经历有关？

吴宇森：主要是我有非常好的父母。我父亲是个知识分子，他在大陆的时候是老师，16岁就开始教中学。他经常教我儒家知识和中国文学，还教导我做人的道理。我母亲很有爱心，比如我们住贫民区时，床不够，我通常摊开一张军用床睡在外面公用的走廊，有时亲戚来，母亲都会把自己的床让出来，跟我一起睡在外面。这些对我有非常大的感染，我通常也是用爱人如己的心情，来拍一段友情。你对朋友有爱，你就会愿意为他牺牲，这都是从生活环境和家庭教育里培养出的。

焦雄屏：我听说您小的时候，常常被人欺负，然后就躲到戏院去，有这样的事吗？

吴宇森：这算是一种逃避，也算是一种追求。那时候生活在贫民区，感觉像在地狱一样，我父亲睡军用床，床底下就是污水沟，所以他得了肺病。再加上那个时候，很多帮会、黑社会都要挑一些小孩来加入，我也不听他们的，因为父亲教我不管怎么样，也不要低头投降，做人要有骨气，你不要怕今天你很失意，终有一天你会把你的东西拿回来的。那个时候我就经常被人打，每天一睡起来，一定要抓个什么东西出去，因为一跑出去，就要准备挨打。有一次，被人家泼硝酸到脸上，刚好我用手一挡，还好那时每家都有一个大水缸用来洗澡、煮菜，邻居跟我妈发现后，马上我把抱起来，丢到那个水缸里面，先消解一部分，然后找警察送我到医院去，要不然就毁容了。所以打完架我有两个地方可以去，到教堂，牧师很照顾我，就让我在那静静地坐着，看着十字架，或者到戏院，偷偷地看电影。

入行

焦雄屏：您是怎么得到第一次拍片机会的？

吴宇森：通过朋友介绍我认识了张彻，跟他做副导演时，他很信任我，当时有两个副导演，我就不喜欢在现场，而是习惯帮他处理后期制作，所以我就跟剪辑很熟，从剪辑里我学了很多关于导演的工作。张彻一年拍四部戏，有时忙不过来，因为他也很喜欢我，就叫我帮着管理，他很多时候都不在现场，就让大家向我报告，不过这样很容易产生误会，很多人以为我打小报告。然后我就离开了他。刚好那时有个朋友也是做副导演的，他有个朋友做股票赚了钱，支持他拍一个小片，他就找我一起做导演。我们用非常低的成本，租了个房间，请倪匡写剧本，是个民俗动作戏，叫《铁汉柔情》。没想到戏拍出来之后被禁演，说暴力太多。后来嘉禾公司的老板看了后叫我过去，说他好喜欢，决定买这个戏，要和我签导演合同。我问他为什么喜欢这部戏。他说一般的民俗动作戏就是功夫、踢脚，但这部戏里面有个爱情故事，非常特别。

焦雄屏：为什么一开始您是拍喜剧呢？

吴宇森：我本来想拍个独行杀手的戏，但是公司是做生意的，他们觉得那些电影还不到时候，没有观众会看，就让我拍《帝女花》，这个戏老板花了很多钱和心血，指定让我拍的。当时很多人反对，因为有人说我是暴力导演，怎么会懂得拍老粤剧，连那些艺术顾问都对我有怀疑，也有人想把我导演的位置抢过去。这个戏在筹备中花了一百多万港币，结果卖了三百多万。之后我重提要拍杀手片或警匪片，还是不准，就又拍了《发钱寒》，没想到又卖了五百多万。后来一直拍喜剧，但心情越来越不好。

电影根基

“我拍完一个电影，就觉得这个电影不属于我了，是属于观看的人。拍完的电影我没有看过第二遍的，因为没有一部真正的满意，我还在寻求一部自己最理想的电影。”

扶持

焦雄屏：好像您的第一部电影《铁汉柔情》是用成龙做武术指导？您当时就觉得他将来会红？

吴宇森：他那时本身已经是武术指导，也做演员。我后来跟他合作《少林门》，也是嘉禾出品，到韩国去拍的，他本来是做替身，到韩国后，一位韩国演员出了问题要换人。我叫成龙试试，那个时候他没有穿上衣，叫他摔在地上他就摔在地上，不管上面有没有石头，他非常灵敏，我就决定用他做第三男主角来代替那个韩国演员。后来他越演越好，我就打电话给老板，我说我看得出他将来是个明星，叫老板一定要签他，老板也跟他谈了和约，只差一千块，他希望再多一点，老板没给，他很沮丧，我经常鼓励他，我说你将来一定是明星，你不要放弃，然后他就跑回澳洲的家。后来罗文跟他签约，用他拍《醉拳》，一炮而红，嘉禾公司用双倍的钱把他请回去的。

焦雄屏：《英雄本色》改变了香港的电影史，您是怎么挑选周润发演小马哥的呢？

吴宇森：我们都知道周润发是个非常棒的演员，他很会演戏，但他是票房毒药。我喜欢他的为人，知道他的经历，他也曾经吃过苦，从无到有，是很有个性的一个人。徐克也希望找他来演这个角色，从周润发身上能发现我们相同的地方，曾经成功过，也失败过，但不管怎么失败，都有一份坚持。我从他身上找到我的影子，也找到了我所崇拜的明星的影子，所以我给他戴上高仓健的墨镜，他穿的大衣，灵感来自《独行杀手》里的阿兰・德龙。

焦雄屏：这部电影挺好玩，在台湾改名叫《夜来香》了。

吴宇森：结果真的大卖钱，然后参加金马奖，宣布最佳导演是徐克时，我跟他还有他的太太抱在一起哭。后来到我失败的时候，他回来支持我拍《英雄本色》，他坚持我来导演，他知道我的心情和性格，他说你就把你的感情写进去，我就把我的态度、坚持和情绪都融进去，写出了小马哥这个人。

焦雄屏：听说那个时候徐克进新艺城，也是您推荐的？

吴宇森：是。因为我喜欢交朋友，也喜欢惺惺相惜的朋友。七十年代，他们一批新浪潮的导演还没成名，都在电视台拍电视剧，我有一天转台时看到一个画面，一个侠客打完一剑，然后特写那个剑往雪地上一甩，剑锋上有几滴血洒到白白的雪上，我觉得这个画面很有电影感，那就是徐克的《金刀情侠》。然后我就跟老板建议请徐克来。后来我们见面后，我说我很欣赏你，他那时很艺术，穿的大衣都是破的，又黑又沉，胡子和头发很长。他拍《第一类型危险》《蝶变》都不卖，被叫票房毒药，我就鼓励他，叫他不要放弃。新艺城公司成立时，老板和卖家都相信我，我就介绍徐克，合约都是我帮他弄的。签了以后他就开拍第一部戏《鬼马智多星》，他大大超过预算，我就跟老板说这个戏一定能卖钱，他们就继续投。

标志

焦雄屏：您的影片中常出现教堂、白鸽，这其中有些什么故事呢？

吴宇森：念中学时，我很会画画。学校的教堂每周都叫我画海报，我喜欢画鸽子，大家都用鸽子来做和平的象征，它是上帝的使者，是爱的象征。《喋血双雄》拍教堂枪战时我就说用鸽子，白鸽有一种纯洁、神圣的感觉，我要表现那种情怀，同时也代表英雄内心的纯洁，又能达到凄美的感觉，所以说后来用得多了变成标志了。

焦雄屏：大家最喜欢讲的就是您的慢镜头，用在最血腥的时候，四面八方都是枪火四射跟血花四溅，您竟然用慢镜头变成一个抒情的镜头，这种对比很特别，您在画面上给人一种震撼，但这种美感其实是一种矛盾的东西。

吴宇森：慢镜头除了凄美还有一点诗意的感觉，通常拍摄的时候，我会联想到现实生活，人一生出来是纯洁可爱的，是干干净净的，后来被社会给污染了，才会变成这样，所以他处在那个暴力的世界，听他的音乐，他眼睛所看到的，都是暴力的，然后我就特别强调，用慢镜头拍那些人中枪，在小孩眼中，他既有同情，也应该是在一个被保护的环境里，所以就把那些暴力拍到极致，用慢镜头拍到极致。我拍电影的时候，就是拍一种情绪，这个情绪一过，我的心情也过了，我拍完一个电影，就觉得这个电影不属于我了，是属于观看的人。拍完的电影我没有看过第二遍的，因为没有一部真正的满意，我还在寻求一部自己最理想的电影。

焦雄屏：您讲的是现代主义很重要的问题，当作品脱离了创作者的时候，它其实是属于所有观众的，观众有自我诠释的权利，用他的世界观去理解，对吧？

吴宇森：对。其实我大部分的枪战戏，拍的时候都没有剧本的，只有故事大纲，所以说我拍戏时就像个画家，放满了琐碎的颜料，然后对着一个白布，忽然间灵感来的时候，用红色先来个素描。但是我脑海里面有一个基本故事的概念，我会剪辑、配乐，还有动作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