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10 01:15:52
牛庄港的衰落不仅仅在于辽河河道的淤塞，也许它同时标志着一种经济模式和贸易模式的衰落。
几年以前，在一次课堂讨论中，教授张宇燕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牛庄盛衰的故事。据张宇燕介绍，牛庄在历史上是东北地区重要的陆路、水路贸易中心，曾经盛极一时。更有甚者，在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中英《天津条约》中与登州(后改为烟台)、台湾(台南)、淡水、潮州(后改为汕头)、琼州、南京、镇江、九江、汉口等一同被开辟为商埠，成为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通商的重要口岸。
但是，今天的牛庄已经无法找到兴盛时期的影子。现在的牛庄只是海城市的一个镇，地处海城市区西部20公里，总面积53平方公里，人口3.7万。海城则隶属营口市，是一个县级市。我们很难想象兴盛时期的牛庄是怎样一派繁荣的景象，以今天的空间和人口规模，断准承担起一个重要通商口岸的功能。牛庄无疑是衰落了。同样作为《天津条约》中规定的通商口岸，烟台(即便是最初的登州，即现在蓬莱市)、台南、淡水、汕头、琼州、南京、镇江、九江、汉口，到现在都至少维持了一个城市的规模，有些地方还是地区性的交通枢纽。
既然是曾经的东北地区陆路、水路贸易中心，又是晚清中国对西方列强开埠的重要口岸，为什么如今只保留了一个乡镇的规模，在短短的一百多年间衰落了呢?
带着这个疑问，我们查阅了相关的文献资料。我们发现，牛庄在历史上一直作为一个贸易港口和军事要塞而存在。它位于辽河支流太子河下游左岸，河道深阔，靠泊条件优越，三国时(公元238年前后)即是一处渡津，到明初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集镇。明朝政府在此置牛庄海州卫，设牛庄驿，归辽东指挥使统辖，设关收税，防范海盗。此时的牛庄已经成为辽河下游重要的口岸，也是辽东乃至东北与南方沿海各省经济交流的最重要海运通道。
后来，明、清一度实行海禁政策，断绝了东北与沿海各省的海运往来，直到1684年(康熙23年)，清廷，方下令开禁。到雍正年间，牛庄已成为“舳舻云集，日以千计”的转泊码头。用今天的话来说，那时的牛庄已经是一个地区性的商贸、物流中心。
当然，牛庄真正闻名于世，还要从《天津条约》开始。其中第十一款规定，牛庄、登州等府城开口，“嗣后皆准英商亦可任意与无论何人买卖，船货随时往来”。
1860年11月，北京街头公布1861年4月3日牛庄开埠。但在交接的时候，开埠地点的选择发生了变化。牛庄开埠的地点最后选在了营口。这是怎么回事呢?
据营口文史资料记载，英国政府派员在办理牛庄开埠及筹建牛庄领事馆事宜过程中，乘舰首先在没沟营登陆，进行了两小时街面调查，发现没沟营此时已形成街市，商业繁华，码头上有来往船只装卸货物。又去牛庄考察，发现河道淤塞，已经不具备作为港口和商埠的条件。英国政府马上意识到《天津条约》所规定的牛庄港口通航条件不如没沟营优越，以“牛庄距海口甚远，停泊不便”为由违背条约，在没沟营三叉庙附近开设领事馆，将没沟营改称为“牛庄没沟营港口”并开放为通商口岸。由于这个原因，营口港以牛庄港代称延用了70年之久。
如此说来，牛庄镇的变迁并不如同我们最初想象的那样，是由一个晚清大港而衰落为一个小村镇。
我们猜想，牛庄的衰落乃是因为作为内陆河港河道淤塞以及海上贸易的兴起，特别是彼时的牛庄已经无法适应西方列强所带来的海洋贸易的兴盛。河道淤塞可以输浚，港口衰落可以重建，但是英国选择改变《天津条约》规定的通商地点，恐怕主要还在于两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和贸易模式之不同。与牛庄港内河航运相对应的是农耕社会和内陆贸易，与营口港海洋航运相对应的是市场经济和海上贸易。牛庄港的衰落不仅仅在于辽河河道的淤塞，也许它同时标志着一种经济模式和贸易模式的衰落。
这种猜想需要史料的证实。我们在查海城县志的时候发现，牛庄在清代乾隆、嘉庆时期已经基本失去了其重要港口的地位。由于受到辽河天然河道及河床淤积所困扰，辽河上游水流挟带泥砂不断淤积，造成嘉庆年间三岔河附近航道淤浅，大船已不能抵达牛庄港，而改停泊其他港。先后取代牛庄港的港口有白桦沟、田庄台、兴隆台三处港址。但这几处港口既没有形成繁华集镇，也无方便的水陆交通条件，因而只是一个条件稍好的寄泊点，故其作为海运港址均为时不长，最终作为辽河海运港口长期存在的，就是后来的营口港。在《天津条约》签署之际，正是牛庄日趋衰落和营口走向兴旺之际。
后来的事实发展与我们的猜想几乎是一致的。英国人进行海上贸易需要的是海港，能够及时吞吐大量的海外商品。当时，欧洲正值纺织技术不断改进和提高阶段，棉纱及纺织品成本逐步降低，航海技术发展也使英国商品运费降低。他们通过营口港向中国输出大量的纺织品。由于机织廉价洋布大量涌入，东北原有的手工纺织遭到了巨大冲击。
鸦片也是英国输入中国的重要大宗商品。自1864年有海关贸易统计至1911年的47年间，经牛庄口输入鸦片37027司马担(1司马担等于60公斤)，合2221.62吨，货值达关平银1984万两。最多的1868年输入鸦片2685司马担，货值关平银150万两。对这大批鸦片输入，山海新关均按1858年《中英通商章程》规定，“洋药(即鸦片)准其进口，议定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而“合法”地放行了。同时，英国还把从东北地区掠夺的大量资源通过营口港运回国内。1872年至1901年，营口港输出大豆、豆饼、豆油14087.9万担，贸易额达关平银17171.5万两，占营口港这30年输出贸易总额的82.8％。
据当时的海关资料记载，当时与营口通商的有美、英、德、法、俄、丹麦、荷兰、挪威、普鲁士、瑞典等20多个国家。继英国在营口设领事馆之后，又有法国、瑞典、荷兰、挪威、美国、俄国、日本等国也开设领事馆。营口成为东北沿海第一个对外贸易的港口城市，也成为西方列强在东北进行海上贸易的唯一门户。“市以港兴”，营口也经历了一个相当繁荣的历史阶段。据山海新关华洋贸易报告统计，1864年牛庄口输出入贸易额(包括往来国内各港贸易，但不包括常关帆船贸易，下同)关平银2451万两，1878年贸易额达关平银990.7万两，1891年贸易额上升到关平银1708.3万两。1899年输出入贸易有较大发展，贸易额达关平银4843.8万两。
昔日的牛庄内河港口没有实现复兴的机会。相反，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营口的海洋航运港口地位得到了确立。“牛庄”海港不仅把海洋国家在工业文明下产生的大量商品输入到了当时的中国，同时也带来了海洋国家的商业规则。这些“舶来品”夹带着血与火，把中国拉入了西方列强所主导的经济模式当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