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怎样研究国际关系

时间:2022-08-10 11:13:15

今天我们怎样研究国际关系

写文章的多,做研究的少。

写“大”题目的多,研究“小”问题的少。

这些做法与我们的研究体制有关。

伴随着中国国际参与度的日益扩大,面对着愈加复杂的国际格局,我们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今天的国际关系研究能力是否与我们的大国地位相适应?

都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实际上,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解读也是一个国家制定内政的基础。特别是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国际关系早已告别了简单时代,国际关系的研究能力因此也成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以下我想从方法和体制两个方面谈一点看法。

方法:"妙笔生花"还是科学方法

研究方法和手段常常标志着一个学科的发展水平。一般认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分为三个层次:指导研究的思想体系(方法论,如实证主义、唯物史观);实施研究的程序与操作方式(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实验法、调查法和文献法,具体的方法有抽样、访谈、实验、观察等);以及进行具体研究时所采用的具体方法与技术(技术手段,例如统计分析、心理测试、计算机辅助调查等)。在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我曾接受美国乔治城大学的一位博士生的访谈。他属于一个三人研究小组,要完成一篇学期论文,研究对象是美国的"蓝军"(Blue

Team),也就是所谓的对华强硬派。他分到的任务是调查《华盛顿时报》这个被称为"蓝军"舆论阵地的报纸为什么对中国事务这么感兴趣,它报道中国新闻的原则和标准是什么,它的报道是否客观。他事先把一份十页纸的研究设计给了我。在这个设计中,他运用了几乎所有的研究方法。1、访谈。访谈人也分门别类:包括采访该报的发行人、主笔,"蓝军"人物,被"蓝军"判定为"亲华派"的所谓"红军"学者,以及没有明显类别的学者。采访的问题都事先设计好,一一列出。对没有明显类别的学者还要有一个问卷调查:答案都是数字化的,例如用1~5分(从最轻到最重)来判断《华盛顿时报》的中国报道是否存在偏颇。注明结果将通过随机抽样用统计分析软件表现出来。2、观察。抽取当年(2001年)的一个月,选择三家报纸:《华盛顿时报》、《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统计这三家报纸在这一个月期间涉及中国事务的社评数目(他的结果是《华盛顿时报》远高于其他两报),然后,对三家报纸的每一篇社评分类打分:内容包括评论是否有明显的倾向性,文字中是否使用了较多的贬义词等。结果用统计分析来比较。3、实验。搜集《华盛顿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关于一个事件的所有新闻报道,他选择的是中美撞机事件。邀请20位本科学生,随机分为两组。让一组学生读其中一份报纸的报道,然后两组共同回答同一组问题。设计的问题着眼于发现学生对事件的事实(不是观点)的了解是否因为读不同的报纸而存在明显的区别。

这个研究设计给我的印象很深。首先,通过这个程序完成的研究,我想应当是较为客观的,也因此是有说服力和"生命力"的。其次,完成这个程序的研究者更像一个科学工作者,他完成工作的好坏取决于他的研究设计是否合理、是否可行,取决于他的研究对象是否合作,以及他的研究过程是否严谨。也许有人会说,花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去抽样、访谈、实验得出的结果可能和我最初的印象与判断没有多少差距。也可能有人会说国际关系研究关键是要出思想,出解决问题的点子,这些数字有什么用呢?实际上,离开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学科建设的对策研究就是无源之水。我想,我们的国际关系研究作为一个学科,要发展,就必须走专业化、科学化的道路,而只有这个学科发展了,我们的对策研究也才可能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而不是依靠几个"诸葛亮"。要完成这个转变,我们的研究人首先从依靠个人才气的"笔杆子"型传统人才转变成为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掌握相关的理论和哲学方法论的现代科学工作者。

体制:得天下英才以用之

应当说,一个学科存在的问题一般都和体制有关系。比如说,重视思辩而忽视方法是我们文科教育的通病,这样的教育体制就使我们的研究人员普遍缺乏研究方法的训练。要提高我们的国际问题研究能力,一个根本的措施就是要在我们的大学教育中大力增加方法论的课程。

再比如,我们的国际问题研究类刊物的办刊宗旨,其实也对这个学科的发展有不小的影响。说到"蓝军",美国好几个"蓝军"人士公开抱怨美国的学术期刊、第一流的出版社不发表他们的文章。在我看来,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学术期刊"亲华",而是"蓝军"人士不能用科学的方法证明他们的观点。美国的任何学术刊物都不会发表纯观点性而没有研究过程的文章。同理,如果我们的期刊也把研究方法作为发文的一个重要标准,少发一些诸如"对××问题的几点思考"和"××年国际形势回顾"之类的观点性文章,把版面向研究类文章倾斜,我想,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看到一些变化的。

几位前辈撰文对我们的学风提出了批评。比如,"一窝蜂"现象,"短、平、快"现象,写文章的多,做研究的少。写"大"题目的多,研究"小"问题的少。其实这都和我们的研究体制有关系。如果我们能够广泛地推广严格的课题制,上述这些现象就有可能被克服。课题制有很多优点,它要求研究人员对一个问题进行透彻的研究,它重视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它鼓励学者跨学科、跨领域协同合作,而且,它有严格的课题申报和评审制度,可以突出重点,合理分工,避免重复劳动。世界几个主要国家都有为数不少的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基金的来源无外乎两个方面:企业赞助和政府资金。由政府机构设立基金对一些重大的对策问题进行课题招标,特别有助于在对策研究和学术研究之间进行宏观调控和协调。例如,美国和平研究所每年的课题招标活动已经成为美国国际安全和冲突研究界的一件盛事,因为竞争激烈,中标也就成了一种荣誉和资历。各路学者、官员自动进行"强强联合"(它不接收个人申请)以期优势互补,为中标殚精竭虑。美国和平研究所自身没有几位学者,但每年的研究成果却是又多又好。对于这样一个有助于破除门户偏见,并得天下英才以用之的举措,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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