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成本电影中城市边缘人的无奈

摘 要：小成本电影《十七岁的单车》和《像小强一样活着》都反映了城市边缘人内心的矛盾，乡土社会中家人对农民工较高的社会期待和城市人对他们的鄙夷影响了他们的主观意愿和行为模式，家人的预期与现实的差距让他们倾向于通过“表演”的途径获得心理或物质上的满足。

关键词：社会期待；行为模式；社会角色

《十七岁的单车》和《像小强一样活着》都展现了农村人在城市夹缝中的艰苦生活，所不同的是，王小帅导演拍摄于2001年的影片《十七岁的单车》是以一个青春悲情物语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而2011年的影片《像小强一样活着》则是通过底层喜剧的形式展现出农民工生活的苦涩。两部影片都展现了来自乡村的年轻人想在城市中立足的愿望，呈现力图在城市中站住脚的农民工的艰辛际遇。近年来，关于农民工的影片中有很多通过搞笑套路的方法来为自己的生存增加一些砝码，也给挣扎在大城市中的人们带来一丝宽慰。

社会学家米德曾提出，自我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作为意愿和行为主体的主我（I），和作为他人的社会评价和社会期待之代表的客我（Me），自我意识在主我和客我的辩证互动的过程中形成、发展和变化[1]，社会的角色定位影响了自我的主观意愿，进一步影响了人们的行为模式，乡土社会中，家长对孩子的社会期望，城市人对自己的鄙夷让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民工对城市身份非常向往，并逐渐动摇自己原有的价值观，认同城市价值观。

他人对农民工的社会角色定位

（一）乡土社会中，熟人对外出去城市的孩子社会期待较高

人口众多是农村家庭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大家庭的密集居住。农村人往往是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而生活在一起，一个村子往往都是由一个或几个大家族组成，因而，亲戚间的交流频繁，攀比也随之而来。

在影片《像小强一样活着》中，小强的妈妈很自豪的和小强讲述家族的历史，“想当年你老爹老妈在城里风光的时候……”，并且追溯到小强的爷爷，说爷爷是中村里第一个实现亩产上万斤的人，家人的社会期待在一定程度上给农民工带来负担，让他们盲从的追求经济地位而做出一些举动，比如从事非法的小买卖等。影片中在城里生活的四毛，过着连房租都交不上的日子，但是却对家里亲戚说混得很不错。这也是为了满足家里人的社会期待所编出来的谎话，这一点不仅仅在农民工身上有体现，正如生活在发达工业化国家的那些跨国移民一样，他们即使生活的很差也会尽力满足家里人的需求，当家里人写信要求经济援助的时候，他们会尽力寄钱回去。（Heather A. Horst）[2]

（二）城市人对农民工的态度

由于生活条件上的差异，使得农村人对自己的乡下人的身份存在一定的自卑感，而与之相对的是城里人的优越感。《十七岁的单车》影片开头部分，农村人则是正面对着镜头，像被审问的犯人一样回答着城市人提出的各种问题，他们脸上大都带着一种木讷，当被问及具体工作和收入的时候，农村人的回答模糊甚至可笑。

《十七岁的单车》中，城市少年坚子其实与外来工小贵一样，同属于大城市的边缘人，坚子一家挤在狭小的房间内，靠着父亲微薄的收入过活，他与同龄人小贵相比，不过多了一份城市户口，然而这却足以成为令他骄傲的资本。《像小强一样活着》中，四毛的房东其实和四毛一样住在城里简陋的筒子楼中，也属于城市中下阶层，然而她催促四毛交房租时毫不客气的破口大骂，“四毛，你这过分小兔崽子，这几天跑哪里去了？没钱交房租住天桥底下去。”，在这位城市人的眼里，甚至将农民工和住在天桥底下的乞丐划上了等号。

主观意愿的改变

（一）对城市身份的向往

在影片《十七岁的单车》中，小贵对于自行车的向往体现在很多细节上，比如每天结束工作后精心擦拭自己的车；仔细计算到底什么时候自行车才能真正属于自己；把车停在送货地点的门前会不放心的屡次回头查看；在城市男孩小坚一伙人去抢车的时候，他被打了一天也紧紧抓着自行车不放手。自行车不仅仅是小贵在大城市中求生的工具，更是他由村里人转向城里人的一座桥梁。当这这个中介丧失的时候，小贵便不知道他在这样一个偌大的城市里究竟要以怎样的身份生存下去。而保姆红琴每天偷穿主人的衣服，把自己打扮的美丽脱俗，站在落地窗前供人欣赏，从他人艳羡的目光中，获得一种心理满足感。而影片《像小强一样活着》中，从乡下来的张小强站在城市的高楼大厦前大喊“我要做城里人！”，更是鲜明的表现了他对城市身份的期许。

（二）道德失范

处于经济社会下层的农民工，比物质经济相对富足的城里人，更容易面对来自生活、家庭、甚至生存的种种物质压力，因而也更容易处在现实生活与道德做抉择的十字路口。

在大都市的大环境中，一方面金钱成为成功标志和社会地位象征，另一方面城市是上层社会的聚集地，这也就难怪农村人会产生自卑感和对城市身份的趋同感了。《像小强一样活着》中，小强和他的老乡四毛等人在城里想尽办法赚钱，他们的价值观受到城市主流价值观的影响，知道爱财，但不知如何才算取之有道，卖黄色光盘，卖假药，可谓在自己能做到的范围之内，不择手段。而《十七岁的单车》中的保姆红琴只知道衣着光鲜，踩高跟鞋，涂口红是城市人的象征，她趁主人不在家的时候偷穿衣服，偷用化妆品，力图使自己的形象更加融入城市社会，然而她所能做的，也只是表层上的暂时改变与臆想。

表演

社会关系网络对人的行为影响很大，在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生活在城市中下阶层的人往往会受到他人对自身的期待和评价的影响而产生行为上的变化，“人们总是通过行为来表现自己以给人印象。但是这种表现总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行为个体相对比较容易控制的表达，包括各种语言符号或他们的代替物，这是明显的表达，即给予的（give）；另一部分则是行为个体似乎不甚留意或没有加以控制的流露，它包含在广泛的行动之中，是隐含的意义，戈夫曼强调的表演（performance）主要是指后一部分的意义。”[3]从《十七岁的单车》和《像小强一样活着》片中人物的无意中流露出来的行为上可以看出他们在“前台”中的表演和表演行为背后所隐含的心路历程。

《十七岁的单车》中，身为城市中下阶层的城里人小坚对车的渴望很是强烈，他需要一辆足够炫的车来玩，需要通过漂亮的车和过应的车技来得到同龄人的认可，来进一步融入周围的朋友圈子，一辆自行车不仅仅能够稳固他的友情，维护他的社会网络，还能帮助他赢得爱情，正是由于小坚有一辆漂亮的山地车才赢得了漂亮女孩潇潇的注意。而当自己的自行车丢了之后，小坚实际上失去了表演的道具，也失去了赢得他人关注与赞赏的资本，这时候他没有勇气与自己的女友在一起，他内心当中很明确的知道，赢得女友的原因就是自己借助自行车进行的表演。

结语：

《像小强一样活着》和《十七岁的单车》，一喜一悲两部影片中都涉及到农民工的道德失范，《十七岁的单车》中的主角郭连贵是一个善良朴实的，然而他来到城市中之后也开始被生活所迫而偷车，小保姆红琴更是做出了偷窃雇主家衣服的失范行为，《像小强一样活着》中的张小强虽然最终得以在城市中立足，然而整部影片中大部分内容都在反映他和老乡们在城市中卖黄色光盘、卖假药、讨钱、到婚宴上骗吃骗喝的行为，虽是喜剧，但是也反映出农民工在城市生活过程中的挣扎与艰辛，影片中的农民工们在为生活所迫的时候，或者面临物质诱惑的时候，比较容易做出一些失范行为，而这种道德失范在影片中并不仅仅表现在农民工身上，《十七岁的单车》中的城市男孩小坚其实也是偷了家里的钱，私自用来买车的，所有生活在城市底层的人们都有很多辛酸，更容易面临道德上的十字路口，假如他们能够在面临道德上的抉择时做出正确的选择，无疑比其他人更值得尊重。

注释：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8-79页

[2]Heather A. Horst. The blessings and burdens of communication： cell phones in Jamaican transnational social fields[J]. Global Networks. 2006， 6 （2）： 143159.

[3]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作者简介：刘碧瑶，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媒体传播系研究生；李红艳，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媒体传播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乡村传播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