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山度若飞

大多数人对王若飞的了解是通过1946年国共两党重庆谈判,知道关于他的故事也是限于一次空难造成许多中共代表遇难,其中一名代表叫王若飞。

王若飞,1896年出生,1922年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是党早期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虽英年早逝,但豪爽豁达的性格和博学多识的魅力为许多战友、同辈所敬仰、怀念。

舅甥两代革命者

王兴是王若飞唯一的儿子,虽然他跟父亲共同生活的时间不长,但至今他还记得,父亲身边总是有一个舅舅,王兴叫他舅爷。长大后,他才知道了舅爷和父亲之间更多的故事。

记者:据史料了解,您舅爷名叫黄齐生,是贵州当时很有名的教育家,他创办了达德学堂进行西方现代教育。您爷爷家本来是个封建大家庭,但是您父亲却不得宠,是您舅爷把您父亲接到家里一直带着他,您父亲一生的成长都和他分不开。

王兴:我父亲在家里很受虐待,舅爷刚把他从家里带出来的时候,他都不怎么会说话,后来教他说话,先当校工,后来发现他文章写得好,书也念得好,舅爷很喜欢他,一直带着他,我父亲后来一直跟着他。

我舅爷曾写文章说我父亲小时状似,7岁还不会说话,他认为他不会成才,就让他在学校打扫卫生,养着他。后来一个学生交了一篇作文,老先生一看,说这肯定不是你写的,你写不出来,学生说是王若飞写的。舅爷大吃一惊,说他没读过书怎么会写文章,带他到他住的地方掀开褥子一看,一褥子底下全是他写的文章、字。其实我父亲平时一边打扫卫生,有空就去听,这样学的写文章。舅爷一看吃惊极了,这样才让他念书,从此就把他当做一个人才,在辛亥革命时就让父亲给他送信、办差役,以后两个人没大分开过。后来考日本的官费留学,父亲考上了,舅爷就跟他去日本留学,后来他们在日本开展对中国侮辱的抗议运动,就回来了。正好吴玉章找去法国的留学生,舅爷辛亥革命的朋友都在教育界,就介绍父亲去法国留学,舅爷又跟着他去了。

记者:1919年10月,您父亲和他的舅父坐上了开往法国的远洋轮船,当时您父亲23岁,这一老一少一起去法国留学让很多人非常惊讶。当时有人赞助这对父子留学,但是他们宁愿靠勤工俭学养活自己,以至于他们在法国的生活非常艰苦。

王兴:他们这一家人参加共产党参加革命不是因为家里穷,要解放自己、要找碗饭吃,他们是为中华民族的希望,去寻求真理。父亲到法国去时,辛亥革命的一个实业家蔡恒武,资助了他和贵州的三个人5000大洋,后来他们商量了一下,就把这笔钱给了其中的一个人,说你拿这笔钱到美国去吧,我们不仅是为了学文化、学知识,我们要看看法国的工人阶级是怎么样寻求自己的解放,要寻找一条革命的道路。

当时他们在巴黎租了一间小房子,房子里只能放下一张床,还有徐特立也和他们在一起,舅爷和徐特立睡床上,我爸爸睡地下,每天去工厂打工。后来他们在法国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923年我父亲去了莫斯科,舅爷回国。1925年4月我父亲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工作,曾参与领导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1928年他又返回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

记者:1931年您父亲奉共产国际东方部指示回国,化名黄敬斋到绥远地区指导工作。由于叛徒出卖,在包头被捕入狱,他被关了7个年头,当时您舅爷黄齐生就去营救他,并为此做了很多工作,是吗?

王兴:1931年父亲入狱后我舅爷先去找何应钦,何应钦当时是绥远省最高长官,我舅爷当达德学校校长时,他在那儿当过教员,当时他刚从日本留学回来,教体育,所以舅爷就带着我叔叔去找何应钦,要营救父亲,结果何应钦不出来,舅爷就发脾气,说:“何应钦这老狗不出来,咱们走!”何应钦就出来了,但也没走成这后门。

张延忠:父亲在监狱里,舅爷在经济上什么的都给了不少帮助。后来他干脆不回家,留在包头给他送吃的、送报纸、送消息,到处奔波营救,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后来他把王兴的叔叔留在包头,自己跑到离包头不远的河北去办学校。

国共合作后,1937年父亲被放出来的时候,舅爷已经在太原那儿等着他了。后来国共和平谈判舅爷又一定要去重庆,都劝他说很危险,他不听,说不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国共一定能合作。到了重庆,舅爷利用他的社会关系,因为他跟黄炎培、沈钧儒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老朋友,还有罗隆基,关系也很好,他做他们的工作,后来他和父亲一起牺牲在那次空难中了。杨尚昆经常讲,若飞舅舅真了不起。

战斗在敌人心脏

从参加革命起,王若飞就长期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他的胸怀和热忱、他的智慧和机敏让很多人佩服。

记者:都说王若飞是一个善于团结人的人,在法国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的过程中,他发挥了很大作用。他很擅长跟各种人交往,无政府主义者呀、国家主义者呀,各种各样的派别他都有朋友,在一个集体中他往往成为核心人物,这跟他的性格有很大关系,是吗?

王兴:对。在党成立初期,人们的思想都不那么统一。共产党内部也有各种派别,像湖南的李、蔡和森等意见都不同,但父亲和他们都是朋友,而且通过黄齐生和徐特立做很多人的工作,有人说他把很多人串联一起,他起一个黏合剂的作用,这跟他性格有关,善于团结人,很厚道。

后来他担任陈独秀的秘书长,在党内很多人讲,陈独秀是没有群众的,王若飞就是他的群众,他的群众是靠王若飞笼络来的。陈独秀是家长作风,脾气很暴躁,说骂谁就要发脾气,像任弼时给他送报告,让他撕两半踩在脚底下,他怎么团结人,就靠王若飞团结。为什么父亲背了那么多年陈独秀分子的包袱,就是因为他能团结各方面的人。有一次开会问大家同意不同意陈独秀再进中央委员会,像刘伯坚等都赞成,和不同意的两派打起来了,我父亲站起来说,我来解释一下。他还没说话呢,就被一个工人出身的党员从台上拽下来了,说你不要说,你不要为他辩护。他在会上多次讲:陈独秀有他的问题,但我们也不能推卸我们的责任。他是一个诚实、坚持原则、敢于发表自己意见的人。

记者:江苏如皋党史上记载,1927年,您父亲在江苏省委组织暴动,当时被抓住的人都是五花大绑,用箩筐抬着去腰斩,好多同志都牺牲了,真是惨极了。后来他到了如皋,说向导带他去接头,走到路边随手买了张报纸,一看头版就是当地的党组织被破获了,可是当时他已经走到弄堂里头了,再走几步就到接头地点了,不能回头了,要是扭头就走,被人看见,马上就暴露了。逮着就是腰斩。刚好那儿有个厕所,他就进去绕了一圈,出来走了。这个细节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若飞同志从事多年的地下工作,胆大细心、勇敢机智,您能谈谈其他细节吗?

王兴:我们前几年去了,弄堂还在,那个厕所还在。我父亲在白区搞地下工作,有很多经验的。

1930年,他和一个叫吉合的人一起从苏联回来,扮成商人,吉合是军人出身,在苏联读军校,他就告诉吉合走路该怎么走,喝酒该怎么喝。

他非常细致。吉合在乌兰浩特街上走路,过一个水池子,这人是个军人,一步就跨过去了,他后来告诉他,你不能就这么过,如果你一步过去,人家就会想,你一个商人,这么宽的池子,怎么会一步跨过去呢?要慢慢地犹豫一下再过去。然后说比如喝酒吧,哗啦一口喝进去不行,有钱人不是这样喝的,你是个商人,要慢慢地抿,要品,要有风度。喝酒要喝名酒。后来在重庆,在一些搞地下工作的细节上怎样保护自己、怎样宣传、怎样写文章,他都说得非常具体。

“人才都出在共产党里!”

1931年11月,正在绥远包头地区开展工作的中共西北特委书记王若飞住在一个名叫泰安客栈的小旅店里。一天,小旅店突然被包围了,一帮特务破门而入。从此王若飞开始了他长达6年的监狱生涯,也由此开始了和将领傅作义的一段交往。

记者:对北平和平解放作出重大贡献的傅作义将军解放后曾说:我之所以能接受共产党,能在北平和平起义,和我同王若飞这样的共产党人接触是有直接关系的。在6年的牢狱生活中,王若飞怎样感动了傅作义,和他成为朋友的?

张延忠:当时敌人抓父亲的时候,他把一份名单吞下去嚼碎了,但是没有来得及咽下去,敌人卡住他的脖子从他嘴里抠出来,烫平了,拼好,看到乌兰夫等人的名字都在上面,就打他,让他交代具体情况,他守口如瓶。有一天晚上,他被带到了荒无人烟的地方,8支枪一起对准了他的胸膛,敌人吼叫:“这是最后的时刻了,死活就在你一句话。”父亲挺起胸昂起头,大声回答说:“开枪吧!”敌人当时被惊得目瞪口呆。这一举动让当时担任绥远省政府主席的傅作义十分震撼,他对别人说:军人上战场脸也得白一白,王若飞在刑场上居然态度自若,真了不起!人才都出在共产党里啊!

后来,父亲被押送到绥远省府所在地归绥市,傅作义就把父亲请到家里,说希望他能为自己工作,父亲当然拒绝了。

记者:绝大多数共产党员被捕后都有一种气节,把监狱当学校,把法庭当战场,宣传共产主义主张,争取群众,也感化敌人。王若飞在监狱里一直用黄敬斋的名字,这是傅作义为了掩护他出的主意。但傅作义毕竟是敌对营垒里的人,王若飞是怎么争取他的?

王兴:当时傅作义和党内一个同志的父亲刘少白是把兄弟,通过他做了工作,再者傅作义也倾向革命,有民主思想。因为傅作义的照顾,父亲在监狱里没吃什么苦头,挨打不多。

我们看到当时的档案了,在提审他的时候,他驳斥的观点,在法庭上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最后没办法审下去,只好算了。审讯的时候傅作义有时在场有时不在,他有点小骂大帮忙的样子,说算了吧,共产党有这样的人才,你们弄半天没弄明白。

据董其武讲,傅作义每个月送钱改善父亲的伙食,还经常隔三差五把他请过去,吃顿饭,谈一谈。在和我父亲的交往中,他感到父亲人格的魅力,他们之间有很多话题可谈,逐渐两个人成为很好的朋友。

父亲经常向傅作义要书,他很有学问,旧学功底很深,对易经、古代的四书五经都有很深的研究,特别是易经。他在这些古代的哲学著作上写眉批,注解很多东西,再给傅作义,傅作义就很仔细地看。另一方面他还给傅作义写信,跟他谈时局,跟他讨论。他一听说傅作义要去抗日,就写信要求去前线抗日。两人能交流,两个敌对营垒里的人能交流就很不容易,这样傅作义思想上就对共产党人有一个了解,5年就这么交往的。这是一般共产党人比较难做到的,要有气魄和学识,才能跟他对话,他要了解傅作义,会用宣传手段,懂得从哪里做工作,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傅作义的三十五军坚决抗日跟他有关,这是他的贡献。

解放后我母亲去看傅作义,他说我能够在北平接受共产党的条件,和平解放北平,跟王若飞在狱中对我的教育分不开。

记者:您父亲在监狱里一待6年,平时他怎样保持自己好的精神和身体状态?据说他写了很多东西,有些诗句像“死里逃生唯斗争,铁窗难锁钢铁心”传诵一时,在监狱里看守眼皮底下怎么能够写作呢?

张延忠:父亲在监狱里一直坚持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文化,时刻准备战斗。他还每天用冷水擦澡,牢房刚能转身,一跳就碰头,每天坚持做操,天晴的时候他就着上身晒太阳,看守都很奇怪,后来就很佩服他。

他写了一柳条箱的著作,有几十万字。刚进监狱的时候,他拿一块墨,把唾沫吐在上面,把炕席拽下来,弄得很细,蘸着墨,写出芝麻那么大的字,写在报纸边上,写得清清楚楚,或者写在香烟盒上。后来傅作义给他写作的条件了,但对共产党工作的想法不能大张旗鼓地写,只能这样一小块纸写一大段字,还用密码写,最简单的就是拿粥蘸着写成很小的字,送出来以后放到碘酒里就变成紫颜色了。他写了抗战的策略、统一战线的思想、对中国哲学思想的研究等等,内容很丰富。

寸步不让的雄辩家

1945年8月,经过8年浴血奋战,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和平的渴望升起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亲自飞抵重庆和进行和平谈判。在及各行各界交友颇多、富有白区工作经验的王若飞作为谈判代表之一一同前往。在白区复杂的环境中,王若飞每天奔走于各派、外国使节之间,当时的民主同盟代表罗隆基回忆说:“王若飞是政治斗争中的一员杰出的能将。在小组讨论时他攻的时候总是勇猛,他守的时候真是坚强,寸步不移,寸土不让。”

记者:从1944年5月开始,您父亲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之一多次参加国共和平谈判,经常乘坐飞机来回于延安和国统区谈判地点之间。1945年10月,他带着您和母亲、舅爷一起飞往重庆,从此常驻重庆,还记得第一次坐飞机的感受吗?

王兴:我第一次坐飞机,过秦岭时有感觉,因为飞机没有增压舱,爬得很高。大人说过秦岭了,大家都紧张,说空气稀薄了,我没感觉。到重庆我们都花了眼了,看电扇在房顶上转,就说飞机头怎么到房顶上去了。

到重庆看见好多美国人,延安也有美国人,觉得都是反动派。结果工作人员都不敢带我们出去,出去净捅娄子净吵架,工作人员当时对外人介绍我“这是王少爷”,我说不行,就和他们吵架,在延安,地主的孩子才叫少爷。人家过来跟我说话,我一看这是地主资本家,不跟他们玩。

对延安去的小孩,老提一些挑衅性的问题,问孩子延安好还是重庆好,我们虽然都挺紧张的,但一致都说延安好。

记者: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中国共产党的办事处设在红岩村,在当时国共两党复杂多变的斗争形势下,红岩办事处是不是经常处在危险中?听说人游行,把《新华日报》社都给砸了,并且抓了几个记者,还杀害了李少白,你们感到害怕了吗?

王兴:人围过办事处,闹得很厉害,办事处的人就把孩子放在楼顶上,然后把门窗关起来,邓发在那儿指挥,烧了很多开水,说他们要冲咱们就拿开水浇;又把板凳放二楼,说他们要冲就拿板凳砸。围了好几天,天天来,雇了帮流氓,挤在那不走。我们在上面看也不害怕,就觉得很好玩、挺热闹。

记得那时气氛很紧张,到处都是特务,办事处门口坐的都是特务,有个理发的每个礼拜都来给办事处的人理发,大人说他就是一个特务,我听见了就不让他理发,说什么也不让,因为他是特务,我就把他衣服一撩起来,结果腰里真有一把小手枪。那时候到街上去了,如果我东张西望,警卫员就在后面喊,快走!快走!

记者:您还记得当时父亲在做什么吗?

王兴:他做的什么我们不知道,他挺忙,但不知道在做什么。他经常晚上去苏联大使馆,在那儿谈到很晚,谈什么我不懂,我就在沙发上睡着了。后来我爱人在莫斯科找到档案了,还有当时的谈话记录。

英雄化作火中的凤凰

王若飞的名字取自《木兰辞》中的一句诗“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他几十年为革命辛苦奔波,恰恰印证了这句话,但是1946年4月8日,他奋飞的翅膀折断在风雨中。

记者:1946年4月8日,您父亲要返回延安向中央汇报请示工作,四月份正是江南的梅雨季节,天气经常阴沉沉的,尤其在重庆这个雾都,那天天气尤其不好,为什么他那么急着回延安呢?

王兴:因为父亲要把谈判的政协纪要带回去请示中央,飞机是专门送他回去的,另外邓发是从国际工联开会回来,新四军军长叶挺是刚刚出狱,都搭飞机回延安,廖承志本来也要走的,因为不想让叶挺一家人分开,他们一起走飞机就坐不下了,廖承志就没有走。

当时飞机坐不下了,要不然我也上去了,叶挺一家人必须要回延安,就把我落下了,我和母亲没上去。

记得当时在机场,我又哭又叫地要上飞机。有一个老同志把我从飞机上拽下来了,后来还经常说,要不是我你也没有了。

记者:据说当天下午1点多,延安机场下着小雨,聚集了不少欢迎的群众,、、任弼时都在等待您父亲回来。当时,曾经听到过空中传来隆隆的飞机声,可是飞机始终没有出现,飞机的声音也渐渐远去了,这是为什么?

王兴:可能飞机第一次飞到延安机场后,云彩很大很低,降落不下来,看不清机场跑道又飞回去了,都这么猜的。

记者:一直到黄昏,延安机场的人也没有等到飞机;下午5点多,重庆回电:没有飞机返航,后来过了几天才知道飞机失事的?

王兴:过了两天,晋绥根据地就报告说找到飞机了,延安就派人去找。当时飞机相当于蹭了山顶,所以飞机残骸不是落在山这边,是翻过去了,落在山那边,在前进方向。从西往东飞,残骸落在东边。大概再差几米就过去了。最后飞机撞落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

当地的老百姓说,早上起来,他们还在种地呢,听见一声巨响。他们还以为是飞机呢,所以第一批上去的老百姓拿了好多东西。后来一动员又还回来了。

记者:您和母亲当时还在重庆,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

王兴:没多久我就知道了,也记不得谁告诉我的,当时我都懂事了。我也不跟母亲说,母亲也不跟我说。后来过了好久,那天,我心里想了好久了,终于憋不住了,就跑回去,我去问妈妈,我说是不是爸爸死了,她就告诉我说爸爸不在了,我母亲和我抱头痛哭。重庆开追悼会我没去,没让我去,妈妈好像也没去。追悼会在延安也开了,延安的追悼会由总理主持。

记者:您父亲的精神给了很多人鼓舞,后来您和母亲相依为命,但是得到了很多人的关心,、邓小平同志都帮助你们,是吗?

王兴:1960年我去哈尔滨上学时,总理叫我和母亲吃了一顿饭。1962年,母亲住院时,总理来哈尔滨,去看母亲,母亲问总理你来看谁,总理说来看你,母亲很激动。“”时,一号命令下放人员时,王震把我带到他的农场,一直待了5年。对别人说王兴不懂政治,就会搞技术,怕我说错话。再就是小平同志在江西下放时,转到阜州,看我家人,和我爱人、孩子一起吃饭,当时天气太冷,他给我们解决了木炭。

母亲脾气不好,很直爽,反时喊刀下留人,说学生里面不能打,我们当老师的没把学生教好怎能怪学生,后来1959年打右倾机会主义的时候,过不了关了。再后来报到北京市委,彭真把她的名字给勾了,就这一笔没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记者:您母亲也是一个久经磨炼的革命者,又受过很先进的现代教育,她怎样教育您呢?

王兴:母亲让我很自由地成长,不怎么过问我学习,她关心健康,让我注意营养,经常进行日光浴、游泳。我喜欢搞摄影,把屋里扯满电线,弄得乱七八糟她也不管,我太淘气时她也会掉眼泪。

我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上学,北京就剩妈妈自己了,但她一点没阻拦。有一天,校长带来了家里托人带的东西,我妈妈那口袋里装得很重很满,校长就说了,不要特殊化,你妈妈年纪大了,你们不能再往家里要东西了。“哗啦”我一打开,里面两块铁,我妈妈给我带的哑铃。别人送吃的送穿的,送铁的可能只有我一个。

记者:您父亲1896年生,37岁才有了你,可谓中年得子,您肯定备受宠爱,但不幸1946年父亲去世,您一共跟父亲生活了6个年头。父亲在您心中到底是怎样的形象呢?

王兴:父亲很爱我。我出生那时候延安被敌人轰炸得很厉害,父亲就老背着我,上山下山。

我现在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父亲老是坐在炭火盆旁边,一边烤馒头、烤土豆,一边喝酒跟人谈话。他好喝酒是有名的,在法国时,开会饿了,说你去买点面包去,左等右等也不回来,出去一看原来一个人在那儿喝酒呢。这是萧三讲的。他写东西总是喝酒,放一杯酒在那里,作报告也是。我亲耳听王震说,在南泥湾他请我父亲去讲话,让人倒一茶杯酒放在父亲面前,他就喝一口酒讲一段,喝一口酒讲一段,后来一个勤务兵觉得水凉了,就给倒了,续上热水,哎,喝一口怎么成水了。在杨家岭,开会的时候他一掏口袋,酒瓶子掉地下了,有人就说不用看不用问准是若飞。从前方回来的人经常带酒给他。1998年,我到黑茶山上,没有路,爬上去的,就拣回来一个扁酒瓶子底,我估计就是他的。扁酒瓶子,能放口袋里。但没听说他喝酒误事。

人家都说我很像他,跟谁关系都挺好,不为小事闹别扭,有什么事过去就过去了,喝点小酒。

1998年,王兴和叶挺、邓发、秦邦宪的后人共100多人一起来到山西兴县,爬上了黑茶山,寻找父辈的遗迹。在陡峭的黑茶山上,王兴拣了一块头盖骨、几根电线、烧焦的木头、几颗牙齿、一个酒瓶底,细心地珍藏起来。

当年的革命老区依然很穷,他们凑了一些钱,捐款在山下建立了希望小学。王兴永远记得,1946年4月,父亲在重庆临上飞机的时候给人们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一切为人民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