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说林”\“储说”是真正的小说

摘要：《韩非子》是战国时期重要的法家著作，其中包含着众多的寓言故事，“说林”、“储说”更是以寓言集的身份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前人对其寓言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但是在对其小说方面的研究还是不够的。笔者认为，“说林”、“储说”不仅是寓言集，完全可以称之为小说集。现对“说林”、“储说”的文本进行分析，从小说概念出发，通过分析人物刻画、情节叙事、艺术虚构等小说要素来证明其已经是真正的小说。

关键词：说林储说小说小说因素影响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前233年），战国后期韩国诸公子，先秦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子》共五十五篇，总体上看是属于政治、哲学论文的，里面包含大量的寓言故事有三百多则，是作者有意识有目的的收集、整理而成，可以看作是中国第一部寓言集。其中“说林”、“储说”最为引人注目，前人对其寓言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事实上，两部故事集已经不单单是原始资料汇编，也不仅仅是寓言集，它不仅包含着韩非的再创作，而且一些文章已经具备了人物、事件、情节、结构等小说的基本要素，以及小说所要求的基本艺术技巧，完全可以认为是比较成熟的短篇小说。从小说方面来讲，历代学者对“说林”、“储说”研究是不够的，其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一、以历史眼光看待中国小说概念

西方文论涌入中国以后，我国学者就有意识的运用西方小说的观念来研究我国古典小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具有历史意义。然而，这些小说理论是在总结西方小说的基础上形成的，我们在研究中国小说的时候是可以对西方文论进行参考的，但是如果将其作为我们研究中国小说特别是古代小说的标准时，就是喧宾夺主了。研究中国小说，我们就要实事求是的，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古代小说，依托中国小说文本，着眼于中国小说发展演变轨迹来研究。“小说”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中，歧义非常多。因为每一个时期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来讲是对那个时期小说史现象的总括和反映，“小说”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这就要求我们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一概念。《庄子》一书是最早把“小说”二字组合成词：“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意思是说粉饰琐碎肤浅的小道理去求取声名，就远离了高原的境界。这个“小说”和作为文学样式的今人所说的小说，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此外《论语・子张》中所谓“小道”，《荀子・正名》中的“小家珍说”与庄子所说的“小说”相似，都是指不合于大道的琐碎言谈。东汉时代的桓谭著有《新论》，在书中提出“小说家合丛残小语”此时的“小说”已成为了一种文体概念，写作此体的人被称为“小说家”。班固以后，“小说”已经是一种文体名称了，但其内涵范围在不断的扩展。晚清时期，中国国内渐渐出现了国外小说和西方小说专论，在国内外的相互融通下形成了现代的小说观念，即：小说是以人物形象塑造为中心，通过相对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环境的描写，广泛地、多方面地反映社会生活的叙事性文学体裁。

二、 “说林”、“储说”体现的小说性

学术界一般认为小说形成期是在魏晋，而魏晋以前只能算是小说的发生期，就是说小说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但是先秦发达的散文和史传文学只是对小说有所影响，先秦并不存在真正的小说，然而如果从存留的各种材料出发，对先秦文学进行客观分析会发现，一些作品是可以称作小说的。战国时代的《韩非子》“储说”、“说林”两部故事集正是这么一部可以看作是小说的文本。现从人物形象，情节叙事、艺术想象和虚构等方面来分析。

（一）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塑造了众多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

小说向来是以人物形象塑造为中心的，是否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往往是评价一部小说是否优秀的重要标准。“说林”、“储说”中的历史故事、民间故事几乎包含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韩非塑造人物时已经注意到人物语言的个性化，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从而使一些人物具有了鲜明的个性。

首先是人物语言富有个性，较好的突出了人物性格。从宏观上看“说林”、“储说”的故事，个性化的语言是塑造人物最主要的方法，那些鲜明的人物形象无不是通过语言来显示出他们的个性，很多故事的描写重点就是人物机智的语言，人物形象也在对话的场景中也得以塑造。孔子是“说林”“储说”中较多描写的一个政治人物，正是通过对孔子语言的描写，传达着法家思想，塑造了一个独特的个性鲜明的孔子形象。其次是出现了人物心理描写，使人物形象立体化。“说林”、“储说”中的故事已经出现了心理描写，心理描写有助于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他的外在行为结合起来，从而使人物形象立体而饱满起来。例如《务光投河》“说林上”中的“汤以伐柴”中多次出现“恐”字，写出了汤杀君篡位后惊恐惶惑的心理状态和阴暗心理，对于刻画人物形象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外，某些故事中出现了细节描写，人物形象也就比较生动。“说林”、“储说”作为先秦时代的小说，以当时的书面语言来记录，但由于出现了细节描写，同样收到了栩栩如生的刻画效果，使人物如在目前，人物的情态也生动地展示出来。如“说林下”的“杨朱之弟杨布衣素衣”条，出现了多处细节描写，通过这些细节描写使人物如在目前，人物的情态也非常生动地展示了出来。当然“说林”、“储说”中的故事并不以细节描写见长，只是偶尔出现在叙述中，但是虽然这些细节不多，还是对于刻画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情态和个性，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注重叙事技巧，故事已具有完整的叙事情节

“说林”、“储说”的故事往往叙事生动，力求细节活动的生动有趣，避免呆板的直接叙述，有些时候还注重矛盾冲突的戏剧性和场景交错安排、气氛烘托等技巧形式，这些都已经具有了完整的小说情节形式。例如“内储说下”中的“宰臣上”故事，开头就将宰臣置于奇险之中，设立悬念，然后让宰臣自称“臣有死罪三”，使用重笔描写，引起读者的好奇心，然后从容不迫的道来，并用三个转折句，看似委婉而实质有力地否定“死罪”，文章结尾用反问的语气指出原因，故事简短却写的收放自如，情节令人惊叹。

（三）运用虚构和想象等艺术技巧对历史进行小说化的加工

“说林”、“储说”中的历史故事比较多，但是通过同一个历史故事与其他文献资料对比，我们会发现这些故事虽然取材于史料文献，但是韩非并不是原样照搬史料，而是根据主题的需要，加入了自己的认识和思考，对其进行了小说化的创作加工，使之区别于历史史料记录。例如编年体史书《左传》昭公四年，记载了鲁国叔孙豹的历史事件，而韩非子“内储说下”之“七术”也记述了同样的故事，只是韩非子的描写与《左传》相比较大大丰富，在增加了人物对话的同时也增添了细节描写，改变了原来的结局。这就使得故事的矛盾冲突更加尖锐激烈，更加精彩可读。另外，一些历史故事中对人物言行的刻画，往往是没有历史依据的，更多的是作者力求叙事写人形象化，根据想象由作者生发推演出来的，具有虚构性想象性。如“内储说下”所记“晋平公炮人辩灸有发”手法仿效《晏子春秋・谏上》“晏子谏杀困人”，但更见韩非独特的构思。文章开头就突出平公之盛怒，造成了压抑紧张的氛围，接着使炮人呼天，自己说出自己有罪，可谓出乎读者意料之外。炮人的自讼则紧紧抓住现成的三条矛盾，虽然《晏子春秋》中的语言刻画也是出于虚构，但是通过对比还是可以明显的看出韩非对故事的编排更为激烈。可以经过了韩非的再创作，原来较为简洁的史家实录，经过增饰修改，就成了情节复杂、精彩可读的小说了。

三、“说林”、“储说”对后代中国小说的影响

一方面，“说林”、“储说”对汉魏小说的创作和繁荣有着直接影响。无论是名称、编排方式还是选材剪裁以及记叙方法上，都可以清楚的看到汉魏六朝小说对其的继承和发展，如果否定了先秦小说的开创之功，不注意研究“说林”、“储说”的影响，魏晋南北朝的小说盛况就无从理解。现以南朝作品《《世说新语》为例来进行分析。

首先，从作品的名字上来看，《韩非子》“说林”、“储说”中的“说”具有与之前作品所不同的意义，《世说》以“说”命名正是对其的效仿。虽然先秦时早已有“说”，最早将“说”在文章标题上标明出来，是在《墨子》一书中，是指用具体事例来说明抽象道理的方法。韩非“说林”“储说”中的“说”就有了讲故事的意思，“储说”也就是故事汇编的意思。南朝宋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分为三十六门来记载魏晋士大夫的言谈轶事，又可以称为《世说》。从内容上来讲，《世说新语》以记载魏晋时士人的言行举止为主，实质上也是在讲士人的故事，从这个角度讲可以认为其中的“说”与“说林”、“储说”以及“说苑”的“说”具有相同的含义，同样是讲故事。 其次，从编排故事的方法上来看，也可以看到《世说新语》对它的继承。《韩非子》“储说”的体例正是采用分门别类的方法，就是先陈说观点再讲述相对应的故事进行阐发，类似的故事集中编排在一起。这种以类相从、分类记事的“储说”、“说林”的体例，可以说真正的是由韩非开创，《世说》的体例正是在其基础上有所发展起来的，也正是此基础之上发展成了影响深远的“世说体”，对后代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次，“说林”、“储说”取材广泛，既有历史故事又有民间传说，内容丰富时间跨度大，对魏晋小说取材有重要影响。历史故事取材于历史又不拘泥于历史，详略取舍后对其进行加工和再创造，民间故事方面运用比拟夸张等多种手法，已经有意识的刻画人物，描写故事。在这方面《韩非子》对《世说新语》的重要影响，体现在其采取民间故事这样的取材视角，韩非的取材使小说的取材更加生活化、琐碎化，使人物刻画栩栩如生，形象生动而有趣

另一方面，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子》“说林”、“储说”中对历史材料的处理上不仅对魏晋小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即便是对与其年代相距久远的历史白话小说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将《韩非子》“说林”、“储说”中的历史故事与历史文献中的记录对比，我们就能发现有很大的不同。韩非作为思想家，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他不是如实的再现历史的原貌而是对其进行加工再创造，使其更好的为自己的政治思想服务。例如上文中提到的史书《左传》昭公四年记载的故事与与韩非子“内储说下”之“七术”记载的同一故事对比，会发现韩非不仅增添了细节而且改变了结局使其成为精彩可读的历史小说。另外比较明显就是故事中出现的人物虽是历史人物，却已经和历史人物有了很大的不同，以儒家代表人物孔子为例，“说林”、“储说”中有多则故事中出现孔子，但其俨然已被塑造成了一个法家的形象。通过史料对比，我们发现韩非以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构架，但是已经脱离了历史，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认识对其进行了小说化的加工。这些加工有的是为了突显主题，从宏观上重新组合史料和重新安排故事，有的则是根据需要在细节上进行增删，改动素材中的人物，虚构人物故事以及时间、地点及其事件经过等，使历史故事具有了虚构性，成为小说。于此相对应的历史白话小说，以明代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为例，其中的曹操形象已经不是历史中的政治人物了，陈寿在《三国志》中完全没有贬低他的意思，而《三国志通俗演义》中作者就已经以历史作幌子，从个人想要表达的思想和个人好恶出发，对其这一形象进行了改造，成为了一个奸雄的形象。以上，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其无不是在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经过民间的流传后，最后由文人进行再创作，根据自己的思想意识来对材料进行剪裁和处理，对人物的性格进行再塑造，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历史白话小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历史白话小说的构思方式和“说林”、“储说”中历史故事的构思方式是一脉相承的，“说林”、“储说”中的一些较为成熟历史故事完全可以看成历史小说，从中可以看到历史白话小说的影子。

综上所述，《韩非子》“说林”、“储说”已经具有了小说的人物、情节、结构等基本要素以及想象、虚构等艺术技巧，完全可以看作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同时，也可以得出先秦时已经存在着真正的小说的结论。另外，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说林“、”储说”在小说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无论是对魏晋小说还是后来的历史白话小说的创作，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参考文献：

[1]王先慎. 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7

[2]陈奇猷.韩非子集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7

[3]傅修延. 先秦叙事研究[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12

[4]杨 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10

[5]王恒展. 中国小说发展史概论[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5

[6]吴毓江. 墨子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200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