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09 02:06:45
李方平刚刚以ADSL用户的身份，把中国网通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网诵)告上了法庭。
今年33岁的李方平，被称为“公益律师”。他曾河北邢台输血感染艾滋病案、天津乙肝歧视案等多讼，并曾发表多篇“公民建议书”，建议消除乙肝歧视、建议消除城乡差别待遇、建议慎重处理打工子弟学校问题。其中，天津乙肝歧视案，因事关一亿多人的切身利益，被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和《法制日报》评为“2006年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之首。
2007年6月25号晚，在北京的益仁平信息咨询中心，打开房门的江西人李方平，身材并不高大，穿着一件普通T恤。采访中，他还两度要在房间里做饭请记者吃。
他说自己是一个“温和但坚持原则的人”。
网通
6月19日上午，李方平状告北京网通案在西城区法院开庭，他请求法院判令北京网通将512k
状告北京网通的起因，是李方平在今年“五一”节时想在自己的住所安装“宽带”。在北京网通营业厅，他发现速率512K带宽的资费为包月120元，1兆带宽包月为138元，而中国电信北京分公司提供的512k带宽服务包月为99元，中国铁通北京分公司提供的1兆带宽包月为100元，北京网通的资费标准是最高的。
那么，消费者是否可以自由选择通信服务商呢?中国铁通北京分公司告知李方平，无法覆盖他届住的朝阳区石佛营地区，中国电信北京分公司也答复只能找北京网通解决宽带服务。
这意味着李方平只能选择北京网通的高价格的服务。
李方平就此认为，北京网通凭借其在北京地区的垄断地位，攫取高额利润，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权益。他说：“自北京网通2003年推出120元宽带包月以来，用户数量已经实现几何型增长，网通却不调整价格，这并非因为运营成本不变，而是缺乏竞争和行业监督。”
在6月19日庭审的当天，北京网通的一位法律顾问作为人没有提出具体的答辩意见，他只是表示：“原告的诉讼请求毫无根据，纯属胡搅蛮缠，给北京网通带来了诉讼负担，浪费司法资源，请求法院驳回。”
“这是打破通讯服务垄断的公益讼诉。”李方平律师回应说，“我是以网通宽带用户的身份提讼的，说我们‘无理取闹’，其实是对消费者的极大的不尊重。他们的态度，正说明他们需要变革。”
以温和的方式改变现状
“家里很穷”，是李方平对自己成长背景的概括。江西萍乡人李方平，是家里4个孩子中最小的。1995年，学习法律的李方平通过了律师考试。然而，当他1996年毕业时，却发现“自己找不到工作”。在毕业的第一年里，“穷得连坐公交车的钱都没有”。他在江西南昌的律师事务所里干了一年，没有拿到一分钱工资。为此，他只能和同学住在一起，凭借同学的周济勉强度日。有一次同学出差10天，李方平甚至断了粮。
1997年冬天，李方平来到北京。火车是夜里到的。为了省下住宿费，凌晨2点，李方平坐在北京西站地下通道的水泥台阶上，哆嗦着想熬过这一夜。北京给他的第一印象是很冷，南方穿的夹衣一下子就被冬夜的寒风打透了。
“保安不断地赶这些人，就是不让你在这里睡。”冻得发抖的23岁的李方平，满足不了在通道内避风的简单愿望。李方平感受到的不仅仅是身体的冰冷，还有心理的冰冷。
10年之后的2007年，从事公益诉讼已经数载的李方平途经德国法兰克福机场，在这里他要为搭乘另外的航班而等待6个小时。他注意到，转机的老外们可以随便在哪儿睡。“没有一个警察，没有一个工作人员叫你起来。包括过道里，其实也很碍观瞻。我问工作人员，他们说，你在这里睡，肯定是因为你特别劳累，我们不会去打扰。”
间隔10年的两个亲历事件的反差，仿佛是命运在隐隐昭示：他多年来的努力是必要的。他想看到的是中国老百姓在自己的国家可以享受到同样的待遇。
2003年，在北京奋斗了6个年头的李方平，才觉得解决了生活的基本问题，因为“想买房了”。2004年他开始做法律援助。其后，李方平的“天津乙肝歧视案”被评为“2006年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之首。“天津乙肝歧视案”虽然是个案，但其背后却代表了一亿多人的权益，是全国范围内第一次通过司法救助的渠道使乙肝被歧视者得到赔偿。
来自江西萍乡工人家庭的李方平，在回顾了自己的“奋斗史”后，认为改变自己命运的过程，较为艰辛。他希望和自己境况一样或更差的人，有一个更公平的起跑线――“遇到某种不公平的时候，我就想去改变它，我对不公平很敏感。”
他认为人们对不公正的事有三种心态：“有的人是要回避，有的人是要适应，有的人试图去改变。我是属于第三种，我主张以温和渐进的方式去加以改变。”
任何进步都需要有人付出代价
2006年，律师李方平和李劲松为会见当事人赶往山东临沂，在途中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用铁棍打得血流满面。
李方平回忆说“在山东，被打破头时，非常平静。我觉得在社会转型期，有些违背法律的事情也是正常的。当时确实没有恐惧，当然挨打的那一下是懵了，特别是当血出来的时候。”
李方平摘下了眼镜，他开始擦眼睛，眼睛的部位整个红了……李方平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强悍的人，“觉得自己很瘦弱，但内心还是坚强的”。
当时没有恐惧是因为“事先已经被打过一次了，也是这样的经历。那一次有一些恐惧，因为不知道他们会到一个什么样的限度。围着我们打，还踢到一个沟里去了，踩在地上打”。
“面对这种非法治的状态，当然有愤怒，愤怒过后我又冷静下来，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法治化的一个过程。”
“但同时需要有人坚持，这样才能彰显法治的力量和法律的尊严。任何进步都需要有人付出代价。”
李方平认为自己还是非常乐观的，他看到了公民的权利意识在觉醒：“比如上访的民众，他们在找‘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更懂得维护自己的权益。”
通过公益诉讼发出声音
李方平经常爬山，有山就爬。北京高一点的山他都爬过。李方平也总在思考社会上各种不公平的事，然后在适当时机，以公益诉讼或者公民建议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
李方平认为这其实是一个时代的要求，“《宪法》规定，每一个公民都有对国家机关提出批评、建议的权利。实际上政府越来越接纳民间理性的声音”。
“我为什么一再地进行公益诉讼。公益诉讼的持续，在转型期实际上起到一个社会启蒙的作用。首先要让法律人认同，这是公益法律行动。以前大家都会认为这是哗众取宠、无事生非。”
公益诉讼对原告来说目前仍处在赔钱、赔精力的阶段。“我希望建立基金，希望形成一个公益律师群体。一起协作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律师的行为更多是趋利化、商业化的。近几年律师开始通过公益诉讼发出声音，表明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李方平当下的状态是：总在出差，一个月有一半的时间在外地，都是为了公益性案子c现在他每天工作14个小时。“关注民生给我一种动力，工作时间长不是问题，因为是发自内心地做这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