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古而化 超迈入神――欣赏郭沫若书法作品有感

郭沫若无疑是百年中国书坛上一位领域纵横、触类旁通的大家。由于他的文化涉猎的宽广，学问建树的丰厚，以至于诸如《辞海》一类大型辞书条目，在其名下只来得及介绍他是一位诗人、剧作家，一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一位翻译家，一位著名社会活动家，等等，而对于书法艺术的精深造诣和成就，则往往忽略不计了。

文化是相通的，书法艺术同样与人们的精神世界互为依托。自古以来，一切流芳史册的书法家必然饱有文化素养。历代的大书家，无一不是大文学家，大学问家。和古代书法名家一样，郭沫若不曾把书法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苦心研练，但是笔与纸墨，却同他的创作和学术生涯如影相随。

郭沫若出生在19世纪末四川大渡河畔一个叫做“沙湾”的小镇。祖辈并非书香世家，但是客家人的勤勉、节俭、发奋图强，使他自幼便得到接受严格传统教育的机会。临摹碑帖、勾勒画谱，是家塾和旧式学堂的必修课。在自传《少年时代》里，可以一睹他初露锋芒的书法才华。辛亥革命后的第一个除夕，他为家乡父老大书特书庆贺帝制的迎新对联，村镇上民情昂扬，场面好不热闹。随后而至的留学生活，成就了一个充满浪漫激情的爱国诗人。他活跃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背景之下，他的书法墨迹也亮相于更为广阔的社会舞台，出现在一部接一部的诗集和创造社的各种书刊封面上。

在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女神》问世的时候，闻一多就把“时代肖子”的赞誉赋予了他。郭沫若一生不负此荣。注入时代精神，不仅是他从事文学创作与学术活动的动力，在他的书法作品中同样贯穿始终。大革命风起云涌，他投笔从戎，经历了北伐革命和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遭遇到当局的悬赏通缉。这血腥的通缉令迫使他在流亡日本的困境中度过10年光阴。革命高潮时，他有一往无前的勇气，挺身而出；革命退潮时，他有坚忍不拔的精神，埋头研究，补充自己。10年来，他把目光转向中国古代社会，转向甲骨文、钟鼎文，独辟以字证史的研究方法，以惊人的睿智完成了《甲骨文字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石鼓文研究》等鸿篇巨制，成为中国古文字研究的垂世经典。这些由作者手书影印而成的著作，即便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审视，也堪让学界叹服。其笔墨之沉稳，使素纸生辉，其规模之宏大，非常人所及。

面对日本侵华战争的不断升级，身居敌国的郭沫若冒险踏上别妇抛雏、回国请缨之路，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成为抗战文化营垒中的一位领军人物。与抗战时期的诗歌、戏剧作品一样，他在书法创作中融入了浓郁的爱国情怀和社会使命感。在匮乏的物质条件下，常和傅抱石、李可染、关良等艺术家相聚一处，以文会友，作画题诗，举办展览义卖。咏屈原，赞水牛，点评戏剧人物……用诗书画这种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形式，砥砺着人们奋战到底的决心。无怪乎于右任曾命笔称颂郭沫若：“光明是你，你是光明”。

人生经历的丰富、文化底蕴的渊博，为郭沫若书法艺术奇葩的绽放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新中国成立以后，即便众多国务在身，仍禁不住他在短暂的闲暇瞬间泼墨挥洒。他有着过人的精力，似乎不知疲惫为何物，凡足迹所到之处，便是吟诗挥毫之所。他用笔墨，激扬着对历史文化的褒奖、对祖国河山的挚爱，寄寓着对同志、朋友的热忱，也从中享受到艺术劳动的快乐。才情四溢、性情爽朗、平易近人、有求必应，是郭沫若即兴挥毫亲历者的同感。这些亲历者中既有普通百姓，也不乏当今的学术大师，季羡林便是其中之一。他这样说道：郭老给我的印象是平易近人，绝对没有给我留下“我是院长，我是科学家”的印象。中国讲究诗、书、画三绝，要做到三绝不容易，但是历史上有不少人超过了三绝，首先是苏轼。他能诗、能书、能画、能词、能文，应是五绝。苏轼是四川人，郭老也是四川人，四川是出天才的地方。可我统计不出郭老有多少绝，总之他超过了苏轼。

驾驭笔墨的能力来自于日积月累的修养。这说法可以在郭沫若身上得到生动的印证。郭沫若外出视察的时候时常找不到像样的毛笔宣纸，但只要是情之所至，无论怎样的笔和纸，一样花开笔下，力透纸背，使在场的人拍手称快。现在，人们不难发现郭沫若当年在各地留下的题辞，有的书写于道林纸，有的竟以招待所的白布床单为底。正如书画名家许麟庐所说：善书者不择笔，不择纸。一般的书家写字只能用自己习惯的笔，郭老则不然，无论什么样的纸笔，他都能驾驭。他的书法和历代书家不一样，有个人风格，老气横秋，与众不同。郭沫若生前常抽空去荣宝斋写字看画。昔日荣宝斋的工作人员如今不少已是有名的鉴赏家。郭沫若留给他们的一个生动记忆是，写字不用叠格子，铺开宣纸，提笔蘸墨，从起笔到收尾，一气呵成，布局恰到好处。不愧是笔未到，意先行，如同将军布阵，百万大军了然于胸。

郭沫若不仅在笔法上有新意，还是一位把现代标点与传统书法相结合的先行者。在他录写的《胡笳十八拍》《蜀道奇》等名篇长卷中，由于标点符号的加入，使艰深难读的文辞变得比较容易理解了。这种打破陈规的书写方式和他早年积极推行中文期刊从右起竖列改为左起横排的做法一样，渗透着一种与时代同步的现代意识和科学态度。20世纪60年代，郭沫若又率先置身于对王羲之《兰亭序》真伪的论辩之中。他否认传世的《兰亭序》帖出自晋代书圣王羲之的笔下，但并不否定《兰亭序》帖本身的书法价值。他对于文献学、碑帖学的深厚功底，同样在有关兰亭论辩的著述里得到充分显示。在兰亭真伪的考证上，学术界的观点虽不相同，然而不能不承认，这场学术争辩带来了20世纪书法史研究的一次大活跃，提高了人们对碑帖学研究重要性的认识，推动了书法理论研究的深入。

创新是艺术的生命。郭沫若一向推崇孙过庭《书谱》，对魏晋以至唐宋以来的各种书风流派不仅喜爱，而且多有尝试，但他并不拘泥于某种固有定式。在半个多世纪的实践中，他消化吸收了历代书体的优长，总结出运笔之法在于“回锋转向，逆入平出”，形成了别具一格、人所共知的“郭体”。“郭体”已在不知不觉中融入我们的社会生活。走访科研院校、文化团体，郭沫若题就的机构名称或许成为这些单位留给你的第一印象；漫步在名胜古迹的红墙绿荫之间，郭沫若落墨的牌匾楹联会在不期然中进入你的视野；在闹市商圈中穿行，郭沫若题字的商家字号可能随时与你擦肩而过。这些榜书大多没有落款，那是当年的一种时代风尚，然而它们无疑成为了现代都市环境艺术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1977年，我国第一种专门的书法杂志在上海创刊，刊名《书法》由郭沫若题写，笔迹沿用至今。人们从这两个字里似乎也可读出“郭体”在书坛上具有的影响力、

1961年7月7日，正是立群夫人的55岁生日，郭沫若送她一幅扇面，上面书就一首《自题诗》：“有笔在手，有话在口。以手写口，龙蛇乱走。心无汉唐，目无钟王。老当益壮，兴到如狂。”郭沫若借用黄遵宪“我手写吾口”的革新诗论，道出他对书法艺术的理解。典从风雅，超越汉唐，写出钟繇、二王的未有之物、未辟之境，才是他的意趣所向。

刘海粟以“食古而化，超迈入神”概括郭沫若书法艺术的精髓。学界历来主张书法首重品格，而后才是技艺。郭沫若通过书法传递给人们的是通达的文化积淀，是鲜活的时代气息，是浪漫而现实的审美格调。他贡献于中国书坛的不仅仅是遍布在祖国各地以至海内外的辞章墨迹，还有一种尤为宝贵的东西，那就是人格精神的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