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超国民待遇 中国仍是外企投资热地吗?

华光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总部在台北的软件公司，进驻中国大陆已经超过10年。来自台北的蔡先生负责该公司在大陆的所有事务，他是一个精力旺盛的生意人，大脑里总是不缺少新主意。但是今年春天以来，随着业务量的减少，公司员工大量辞职，仅有3名员工坚守岗位，与公司最高峰时20多人形成鲜明对比。随着业务的式微，蔡先生准备关闭大陆的软件业务，去泰国从事鱼类养殖的生意了。

虽然来大陆多年，但对业务开发蔡先生依然觉得水土不服。因为面向的客户主要是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为了谈业务，这些年蔡先生努力入乡随俗，但依然不排除客户群和有关政府部门对其国内竞争对手的政策性偏向。同时金融危机发生后，台湾的经济也受到重创。这直接导致公司难以为继。

华光公司并非在华外企的孤例。今年以来，“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论”几度甚嚣尘上。到底是中国投资环境恶化了'还是这些外企们被中国几十年的超国民待遇“宠坏”了?本刊记者走访了多家在华外企的负责人，同时电话连线了多位地方招商办负责人，试图解答这一问题。

高端在坚守　低端要撤离?

十年前，很多国外或者港澳台投资商都觉得在中国内地日子十分好过，不必太辛苦就可以赚到钱。而随着企业用人制度的规范，企业运营成本也被明显加大。以华光公司为例，最初五年，公司不曾考虑过为员工上保险和公积金，因为大多数企业都这么做。但是几年前国家政策下达后，公司给所有员工上了“四险一金”，公司运营成本陡然增加。

大多数外企在对待中国体制和意识形态上以及由此产生的政策不确定性的或无力或无心，其实是外企“不谙国情”的持续性根源，也应该成为这些公司在中国新长征路上制定新战略的重中之重。

大部分外企没有把中国当作一个产品的消费市场，多年来依然两头(原料、市场)在外，投资时只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优越的投资优惠政策。

以韩国LG化学为例，接受采访的陈字先生(尊重被采访对象意愿，此为化名)负责公司的铝塑窗框、乳胶漆等建材的销售工作。他告诉记者，这些建材在中国生产，然后销售到欧美和东南亚国家。虽然中国市场的拓展分公司也一刻不停地在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销售业绩非常差。

可口可乐在华数十年，其实也十分不平静。最近发生的几件事就让它的政府事务部忙得不可开交。先是雪碧“汞中毒”事件，先不说事情本身是否真实，光对品牌的恶劣影响，都令政府事务副总监张星萍焦头烂额了一阵。这件事情刚刚告一段落，可口可乐非法用工事件又浮出水面。张星萍向记者大倒苦水，“越解释越没人相信，还不如让事实来说话。”她表示，可口可乐公司有一个专门的部门来负责公益事业，但很少刻意宣传，所以给很多人印象觉得这家公司缺乏社会责任感。

像LG、可口可乐这样的大企业，尽管如此能够经得起风风雨雨，一点点地挫折不会影响其发展的既定方向。

哥伦比亚的咖啡是世界上最好的咖啡之一，但是哥伦比亚咖啡生产者协会北京代表处代表吴嘉航一直愁眉不展，他告诉记者，“由于咖啡质量非常好，所以价格也高，很多咖啡馆或者咖啡制品生产者觉得成本太高了，”幸好这个协会只是公益组织，并没有太大的销售压力。而很多迟到的外国投资者，境遇会感到糟糕一点，甚至有些摸不到门道。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中高端产品领域，很多企业依然坚守中国这块土地。但是在低端劳动力密集型领域，很多企业开始撤出中国市场，转向越南、甚至非洲一些国家。

非洲乌干达“鞋王”季永灵的经历就很典型，他在北京蓝岛大厦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季永灵最初在中国投资拖鞋成品，然后出口到非洲喀麦隆、乌干达、塞内加尔诸国。但是最终发现，由于国内人工费偏高、加之关税等原因，让他下决心在乌干达坎帕拉工业区盖起了厂房，雇佣当地人生产拖鞋。当地天气炎热，四季可穿拖鞋，算下来，成本比中国国内生产低出很多，市场需要确更大。

随着众所周知的谷歌撤出中国市场、力拓案、富士康跳楼案以及本田和丰田汽车罢工之类事情的发生，业界甚至认为外企在中国的“蜜月期”已经过去。

选商又选资　筑巢再引凤

“入住没多久，承诺的优惠政策就取消了”。不知道这个评价让地方招商办主任们听后有何感想。

每个地方政府的招商办主任都兼着半个企业公关的角色，肩负地方招商重任，年年有指标。以此次富士康事件为例，当富士康从深圳迁至河南时，考虑到即将带来的巨大用工量对河南经济带来的好处，河南省政府几乎使出浑身解数。当郭台铭到达新郑机场时，河南省省长郭庚茂专程赶到机场迎接。至于土地出让金以及相应的优惠政策，外人都无从知晓，但是从中可以窥出地方招商中的一些端倪。

近些年来，为了吸引投资发展经济，不少地方都出台了招商引资奖励规定，有的为了“争抢”投资，不惜违反国家土地、财税、环保等政策，甚至出现投资零地价的情况，有时奖励企业的补贴远超出了企业缴纳的费用。这些政策的制定大多很随意，自然也就容易引发矛盾纠纷。

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李锐今年几乎在北京呆了半年，为宁夏的招商和农产品的对外合作不辞辛苦地四处奔波。中国一阿经贸论坛于9月26―30日在银川举行，这是宁夏招商引资的一个重大机遇。关于招商引资，李锐有自己的看法。他告诉记者，宁夏已经从“招商引资”过渡到“选商选资”阶段。他表示，要选择具有导向性的高新技术产业、龙头企业，引进少占地、低能耗、低排污的环保项目和科技含量高、产业链条长、税源贡献大的项目，更加注重集约高效开发和招商引资的质量和综合效益，使招商成果经得起时间、实践和群众的检验。由于与穆斯林国家的紧密联系，宁夏在招商引资上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径。

相对于落后省区，越发达省份优惠政策越少。在中国一些城市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中，通常以建立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等形式作为载体，“筑巢引凤”招商，成为招商引资的增长极。

苏州工业园区是国内城市招商引资载体建设较为成功的案例之一。工业园招商局副局长张震苏介绍说，苏州工业园是由中国政府与新加坡政府合作，在1994年启动建设，占地70平方公里的一个实验性园区。目前，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93家在苏州投资，共投资260个项目。现在全球60％以上的鼠标、25％的主机板、18％的显示器、15％的扫描仪都在苏州生产，造就了轰动全国的“苏州现象”。

固安科技园区相比苏州工业园区的起步就晚了很多，其招商引资中对企业的筛选依然毫不含糊。固安工业园招商局的刘峰副局长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每年都有不少企业要求入驻，但是当遇到有高污染、高能耗企业时，他还是选择了拒绝，因为“要对已入驻的企业负责”。

环境仍存疑　优惠惜作别

谷歌全面退出中国市场事件发生后，还有很多西方公司表现出对中国政府政策的日益不满。他们声称，在中国做生意面临很多障碍，包括“购买国货”的政府采购政策，中方

对外商投资限制越来越多，假冒仿制产品充斥市场等。不仅如此，国资委最近组织的央企电动汽车联盟，也让在华汽车厂商们纷纷置疑这一做法的公平性。

在中国美国商会公布的2010商务环境调查中，一个变化格外引人注意――“法律解释相互矛盾”首次取代“管理人才匮乏”这一前三年调查关注度中一直排名首位的选项，成为美企眼中在华经营最具挑战、生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首当其冲遭到外企诟病，称其表述不够清晰，常常引起美国企业的过分忧虑。

此外，中国对专利和商标保护不足，导致市场上出现大量假冒仿制产品。很多中国企业不注重研发和市场营销，靠模仿西方的设计与外资企业竞争。许多西方企业不得不限制对中国的知识产权转让。

俄亥俄州立大学企业管理学教授奥代德・申卡尔说：“美国是世界上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模仿能力最强的国家。而谷歌呢?除了知识产权，他们还有什么?如果在中国运营会让他们失去知识产权，那么他们可能不愿再呆在中国。”

化工巨擘巴斯夫董事长贺斌杰在一个公开场合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些规定迫使他们将有价值的知识产权作为交换，以获得市场进入”。他还专门举例说明了外企在中国如何莫名其妙地被窃取专利等。

德方也对中国政府明显限制稀土原料出口的做法表示了担忧。

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伊梅尔特在不久前举行的一次私人餐会上说：“外国企业在中国做生意越来越难了。”

但是，记者注意到，有相当一部分外企的抱怨针对的却是其自身应尽的义务，比如环保成本、劳工待遇等，话里话外，透出的总是一股要求“超国民待遇”的意思。

然而，拥有“超国民待遇”的外资也并非全部自重，一些外企近年就在我国频频“出事”，中国消费者对它们的印象正在有所改变。例如肯德基的“苏丹红事件”、雀巢奶粉“碘超标”等等。一些外资企业的某些行为甚至与奸商、欺诈、违规、失信等联系在一起，招来了市场和公众的质疑和批评，甚至是法律纠纷。

政府作回应　外企不言退

中国官方显然听到了这些抱怨，并开始做出回应。

中国国务院总理就跨国企业高管日益加深的忧虑在9月13日发表谈话，承诺在华外企将受到公平待遇，同时承认部分中国政策存在不明确的地方。

在明7日举行联合国贸发会议第二届世界投资论坛开幕式上，中国国家副主席表示，外商投资企业必将在中国获得更加广阔的空间和更加丰厚的回报。还表示，目前中国22％的税收、28％的工业增加值、55％的进出口，以及约4,500万人的就业都来自外商投资企业的贡献。

在同日召开的“中国投资环境和战略论坛”上，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对来自对西门子、通用、百胜、索尼等40多家跨国公司的高管表示：“中国吸引外资的政策不会改变。中国一如既往期待更多的外资来中国。吸引外资不单是资金问题，更是引进先进的技术、管理、人才、文化和营销理念。”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2009年对其会员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3％的受访者对其未来5年的在华前景持“乐观”或“某种程度的乐观”态度。该委员会中国负责人普尔说，中国的某些政策确实令人担心，但继续改革开放依然是中国的主题。

日本连锁便利店罗森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新浪刚史甚至认为，中国的投资环境在逐渐变好，在零售行业尤其如此，虽然目前中国仍然有些产品属国家专卖，如香烟，但这比以前已有很大改善了，禁止外资零售业销售的产品非常有限。

德国麦德龙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艾克哈德・柯德斯在本届达沃斯论坛上说，作为全球第三大零售企业，他们将继续扩大对中国投资。柯德斯说：“我到中国数百次了，总为看到的景象感到兴奋，就像大家都看到的那样。我们在1996年进入中国，到今年年底，我们将有50家分支连锁店，年内还将在上海开设首个电子销售店。我和董事会的成员都对中国未来的前景充满信心。”

对许多在华跨国企业来说，今天的利润是多年投资的结果，而这些投资许多都是在政府吸引外资政策的鼓励下进行的。

在联合国贸发会议第二届世界投资论坛开幕式上，国家副主席说，2009年，中国吸引外资达到900亿美元规模，位居世界第二。仅今年上半年，中国新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达1.2万家。

外方机构声音

美国商会主席华金声(JohnWatkins)9月10日在京表示，令美国企业感到为难的是中国法律的“不一致性”。“但是，令美国企业感到沮丧的是中国投资环境的调整。最近，我们看到，中国出台的政策有潜在削弱美企在华优势的倾向。中国也出现对此状况的批评声音，但我们最关注能否将所说的落实到实处。”

日本外务大臣冈田克也(KatsuyaOkada)9月2日警告说，除非中国使其商业规则更加透明且具有连贯性，其中包括处理劳资纠纷的法律框架，否则中国有可能失去外国投资。

中国美国商会会长孟克文(Christian Murck)8月30日表示：“这正如同中国企业有能力走入海外市场后，才会遇到一系列新问题。一个长期仅在北京、上海经营的企业自然不清楚在成都、长沙、哈尔滨等城市很多事情的具体操作是不一样的。”

德国工商联合会北京首席代表鲁玉棠(Jutta Ludwig)女士8月16日指出，许多德国企业投资中国不仅着眼于中国巨大的市场，还将中国作为向其他亚洲国家以及诸如巴西、印度之类的新兴国家辐射的桥头堡。

美国驻华使馆公使衔贸易参赞安凯彬(Christopher Adams)7月19日抱怨，“中国政府采购政策表述不够清晰，常常引起美国企业的过分忧虑”。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约尔格-伍德克(Joerg Wuttke)7月6日说，“如果禾来有欧盟企业撤出中国市场的话，很可能会出现在数据加密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