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研究历程及其成果

高句丽是三千多年前就出现的，生活在浑江、鸭绿江流域的一个中国东北地区的古代民族。高句丽的存在历史主要是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7世纪，作为一个国家存在于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与其周边的国家中国、朝鲜、韩国、日本的古代政权和国家在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发生了联系。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可以推断，高句丽在当时的东北亚地区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古代国家。在今天的中国和朝鲜半岛北部还保留着大量高句丽的文物古迹，这些文物古迹在考古和美学方面有着重要的价值。中国和朝鲜也分别把这些重要的高句丽文物古迹申报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整个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受到全世界人民的瞩目。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和外国的一些学者就开启了对高句丽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历史和考古两个方面。随着高句丽研究的不断深入，对高句丽研究史的研究也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近年来，中国也出现了不少这方面的专著，虽然这些专著数量上不少，但是其研究对象都是比较雷同的，即大体上涵盖梁启超提倡的史学研究的四个方面：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相对于其他著作，《高句丽研究史》（耿铁华、李乐营著，吉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对高句丽研究史做了更为全面的论述。本书有以下几个鲜明特色：

第一，对高句丽的研究史做了详细综述。史学史以历史学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发展现状和发展规律，进而探索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史学史在中国只有不到一百年的历史，可以说中国史学史的创始人是梁启超。1902年梁启超在其发表的《新史学》一文中，对中国古代史学中存在的“四蔽”、“二病”等现象进行了猛烈地抨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史学史的四个组成部分：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高句丽研究史》一书对高句丽的研究史进行了更为全面地综述。该著首先介绍了高句丽研究的肇端：晚清r期，高句丽好太王碑被人发现，其拓本被传往京师，得到了重视，开启了中国对高句丽历史与文化研究的第一步。在对高句丽遗迹研究史的梳理上，作者主要介绍了罗振玉、王国维、劳干等人的调查与研究，以及日本一些史学研究者和史书《通沟》中关于高句丽遗迹的调查研究。接着，作者详细介绍了在新中国发展的不同阶段对高句丽的研究呈现出的不同特点。在新中国建国初期，是中国对高句丽研究的复兴阶段；时期关于高句丽的研究暂时的停滞；改革开放后，中国出现百废待兴的局面，关于高句丽的研究工作也全面展开；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无论是在高句丽研究的机构建立方面还是重视程度方面都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第二，本书在编写的过程中引用了大量的史料。作者直接引用了大量的史料，其中有些史料由于年代久远或者保存不善已经不能供大众公开阅读，作者通过多重途径找到这些珍贵史料并在书中呈现，这也丰富了本书的内容，增加了本书的可读性。例如，在本书的第一章，作者就直接引用了欧阳辅《集古求真》一文末尾的按语：“余所得本，为高丽纸淡墨本，无字处竟不著墨，亦高丽拓法也。惟字甚明晰，笔画尤整洁，无啮缺痕，且绝未描补，比杨刻双勾与上海缩印多十余字，正其描误者六十余字，殆中国未发现以前，高丽有心人之拓而秘藏者也。”通过这一段话读者可以知道，欧阳辅得到的拓本是用高丽纸淡墨拓成的。这种纸源于高丽，后来传入中国，东北地区的居民多用这种纸包装或者糊窗户。此外，作者还引用了陆心源《高句丽广开土大王谈德纪勋碑跋》一文中的一段话：“谈德政之攻百济、攻契丹，皆在即位五年之后，免丧久矣。自金富轼三国史误系之壬辰年，权近遂有衰x伐国之贬。赖有此碑，可以证其误耳。”作者通过引用陆心源的这一段话，就可以间接地证明《高句丽广开土大王谈德纪勋碑跋》这一碑在高句丽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这比作者直接强调此碑的重要性更有说服力。

第三，本书对高句丽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统计，这是一项非常繁杂的工作。作者对高句丽研究成果的统计是从三个方面进行的，一是高句丽相关的研究论文，二是中国关于高句丽著作的出版情况，三是关于高句丽研究的研究生毕业论文的统计。此外，作者还对高句丽的研究队伍进行了说明，关于高句丽的历史和考古方面的研究人员大约有50个，约占总研究人数的12.14%。大多数的研究者是从事中国古代史、世界史和地方史的学者，也还有从事民族、民俗、文化思想、艺术、教育等领域的学者和研究人员。他们大都是在致力于本专业的研究的同时，偶然涉及高句丽的研究，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高句丽研究的进行。

关于高句丽的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由于思想认识和观察角度的不同，人们对有关高句丽研究的某些问题还存在很多分歧，研究环境和研究氛围还有待改善。毋庸置疑，《高句丽研究史》是高句丽研究者的导航明灯，能快速拨开因年代久远而导致的人们对高句丽的认识迷雾，也能为后续研究指明可供选择的方向。

（作者系通化师范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