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辖区灾荒及其影响论略

摘要：晚清时期，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其中尤以光绪年间为重。张之洞为官时就处于这样一个时代。无论是其出任山西巡抚时期，还是督任两广、湖广时期，其辖区灾荒都极为严重。从人口方面讲，灾荒所造成的直接影响就是哀鸿遍野、走死流亡。从农业生产而言，灾荒所带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灾荒导致被灾地区土地大量荒芜；二是老百姓的物质财富因之而遭到严重破坏；三是有些自然灾害发生的本身就是对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摧残。所有这些均给农业生产的恢复造成一定困难。传统工商业也遭到致命打击而一蹶不振。此外，灾荒还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荡，等等。

关键词：张之洞；灾荒；影响

中图分类号：F0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2-0078-05

张之洞是晚清政坛中最为重要的改革家之一。在其一生事功中，备荒赈灾思想与实践极为突出，并构成了张之洞民生、民本思想与实践的主体。但近百年来，对于张之洞备荒赈灾的思想与实践，国内外尚无专著作系统论述；所见专题论文虽有四篇①，但论者均未对张之洞所统辖过地区的整体灾情作全面论述，亦未对灾荒所造成的影响作深入解析。其实，这是探讨张之洞备荒赈灾思想与实践的基础，舍此就无法窥探张之洞备荒赈灾举措的针对性，也无法了解张之洞的务实精神。鉴于此，本文拟对张之洞辖区灾荒及其影响作系统阐述。

一、张之洞辖区灾情概览

中国历史上灾荒频仍，近代晚清时期，自然灾害更是频繁发生，其中尤以光绪年间为重。张之洞为官时就处于这样一个时代。可以说，无论是其出任山西巡抚时期，还是督任两广、湖广时期，其辖区灾情始终萦绕于怀。那么，张之洞所统辖过地区发生的灾荒到底是怎样一个情况呢？以下分别从不同时期列举几次较大的灾荒予以说明。

（一）出任山西巡抚时期

1881年，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当时，山西刚刚经历过“丁戊奇荒”，一幅千疮百孔的模样。因此，张之洞在出任山西巡抚期间，虽然没有发生大的自然灾害，但他却一直在为“丁戊奇荒”“擦屁股”。由此着眼，“丁戊奇荒”也应作为张之洞在山西任内的重要灾情加以叙述。

“丁戊奇荒”是在1876年揭开序幕的。它从一开始便以异常凶猛之势引起中国社会的广泛关注。就山西而论，是年，太原等府，“夏间亢旱，秋禾收成欠薄”，而汾州府属之介休县、平遥县尤甚，但“该地方官并不详报，贫民糊口维艰”[1](P362)。1877年，山西省旱荒更加严重，“由春至夏未得透雨，麦收无望，省南荒旱尤甚。……因日久无雨，饬令改种荞麦杂粮，满拟雨泽沾渥，尚可稍资补救。无如自夏徂秋，天干地燥，烈日如焚，补种之苗出土仍复黄萎，收成觖望。兹据阳曲等七十六厅县先后禀报，被旱成灾。……现在节临霜降，透雨未沾，宿麦难以播种。”“半年灾区既广，为日又长。全省灾区粮缺，不特无树皮草根可挖，亦且无粮可购。哀鸿遍野，待哺嗷嗷，道相望，惨不可言。”[1](P364-365)对于干旱之景，王锡纶曾有如下触目惊心之描写：“光绪丁丑，山西无处不旱，平、蒲、解、绛、霍、隰，赤地千里，太、汾、泽、路、沁、辽次之。盂、寿以雹，省北以霜，其薄有收者大同、宁武、平定、代、保德数处而已。”被灾极重者达八十余区，饥口入册者不下四五百万，而饿死者十有五六，甚有尽村无遗者[2](P741)。对于如此严重之灾情，阎敬铭、曾国荃曾概括说：“晋省成灾州县已有八十余邑之多，待赈饥民计逾五六百万之众。”[3](P514、515)在另一奏折中，曾国荃还说道：“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多，大寝奇灾，古所未见。”[4](卷8)1878年，山西干旱情况仍未得到缓解，自春至夏，依然是雨泽稀少，连河水都深不盈尺，春荒十分严重，“民不聊生。困苦流离，道相望”[5]，甚有“父子而相食”，“骨肉以析骸”者，一时人伦大变[1](P392)。此后，在经过6月间短暂的雨水期后，又遭连续亢旱，直至翌年7月未始得透雨。时人有云：“光绪丙子、丁丑岁大旱，戊寅尤甚。目畿辅西迄秦晋，赤地整千里。”[1](P393)据1878年10月12日上谕，山西是年被旱地方包括阳曲、太原、榆次、太谷、祁县、徐沟、交城、文水、长治、托克托、和林格尔等五十六厅州县[1](P393)1879年春夏间，山西继续干旱。据曾国荃奏称：“入春以来，太、汾、平、霍四郡亢旱如故，二麦枯萎，收成失望。泽、路、蒲、绛、解五郡荒田太多，开垦未广，虽得微雨，所种不及往年十分之二三，而收成亦仅三、四、五成不等。至于太原迤北，素不种麦，向无春收”，从而致使山西全省被灾歉收地区达绛州、阳城、阳曲、临汾等七十七厅州县[1](P408、409)。

（二）出任两广总督时期

1884年5月，张之洞奉命署理两广总督。抵任后的第二年，广东即发生了数十年不遇的洪水灾害。据两广总督张之洞与广东巡抚倪文蔚奏称，该年5月及8月间，广州府属南海、番禺、清远、三水、从化、顺德、花县、新会等县，惠州府属河源县，肇庆府属四会、广宁、德庆、鹤山、封川、高明、高要、开建、恩平等州县及佛冈厅，罗定州西宁县，韶庆府属英德县，潮州府属海阳、饶平与澄海等县，先后遭遇水灾[1](P474-475)。关于首次水灾情况，张之洞奏谓：“光绪十一年五月间，西、北两江潦水盛涨，大雨倾盆，昼夜不绝。广、肇两属围基多被冲击，查勘成灾。”[1](P475)关于此次水灾造成之损失，倪文蔚有较详细报告。据称，此次水灾，以清远、四合二县为最重，南海、广宁、三水、高要次之，新会、花县、高明三县又次之，番禺、顺德、从化、德庆、鹤山、开建、封川七州县与佛冈厅，以及惠属河源县、韶属英德县、罗定州西宁县等地，受灾较轻[3](P2016)。

水灾之后，旱灾接至。据《申报》所载，1887年，广东广州、肇庆等府旱灾极为严重，不仅禾苗因之枯槁，即芋薯豆麦亦皆望秋尧零，直至冬年终仍复异常亢旱。水、旱灾害相继来袭，使得百姓生活甚为艰难。一时间，受灾难民哀鸿遍野，触目极为惊心[6]。

1888年，旱灾刚过，广东府属汕头、归善与增城等地又遭水灾，溺死者非常之多，“竟有一乡被水全行冲去者”，一时尸骨横流，惨象横生[7]。是年7月，广东顺德之龙江与龙山及南海之佛山和西樵等地又遇水患，触目所及均成泽国。

1889年，广东水灾仍然极为严重。据张之洞所奏，是年入夏以来，阴雨连绵，5月初间，河水陡然涨达丈余，归善县所属之城市、村庄低下处均被水浸灌，田园亦间有淹没；博罗大略相同。4月底至5月初，潮州府降雨甚多，致成水灾，受大水冲击，有整间房屋及连根大树被冲走者，在沿河地带亦有浮尸出现。5月4日，嘉应州属镇平县兴福、白马两乡，山水爆发，人口与田庐伤亡、受损者均甚多。5月7日夜间，“嘉应州松源堡河水陡然涨丈余，淹毙人口数十名，冲去铺屋千余间。下游海阳县境内捞获掩埋尸棺二百余具”[8](P669)。

（三）出任湖广总督时期

湖北历来就有泽国之称。作为主要粮棉集中产区的江汉平原，东西被长江横贯，北受汉水，南纳洞庭，水高田低，极易遭受洪涝灾害侵袭。1889年冬，张之洞由两广总督调任湖广总督，从而开始了对两湖地区的统治。然而，在其几近20年的统治之中，两湖地区往往是水旱交乘，无年不灾，灾区每每逾25州之多。

如1889年夏秋间，湖北大雨连绵，江河并涨，水灾极重，灾区甚广。据12月27日上谕，是年湖北被淹地方包括汉川、武昌、咸宁、嘉鱼、汉阳、黄陂、孝感、钙阳、黄冈、蕲水、黄梅、广济、钟祥、京山、潜江、天门、云梦、应城、江陵、公安、石首、监利、松滋、枝江、荆门、江夏二十六州县，以及崇通等屯和武昌等卫[1](P525)。据张之洞与奎斌联衔会奏称，本年水灾“为十余年来未有之灾。省城对岸之汉阳府汉口镇等处，灾黎扶老携幼远来就食者，已有五万余口……陆续前来者逐日增添”[1](P525)。

又如，1896年6月，应山、孝感等六县山水并发，田地多被沙压，房屋亦多被冲倒，应山县还有人口被淹毙等事[1](P617)。后来，又因“夏汛叠涨，江河皆盈，水势本大。乃至七月下旬，秋汛骤临，川水、汉水同时并发，未及一旬，各陡涨至二丈有余，奔腾直下，势若建瓴，低洼之区漫堤而过，人力难施”，以致使得滨江之江陵、公安、监利、松滋及滨汉之荆门、京山、潜江等州县之堤垸大多漫溃，民间田庐多被淹没，人口也间有损伤。潜江县因地势较低，还遭受了大水漫城之灾。宜昌府为川水入楚门户，先被漫淹，亦浸及城内，宜都、天门、汉川等县均被带淹[1](P617)。上述被淹州县“皆上年受灾之区”，本年又“收成失望”，且因“今岁汛临较早，消退更迟，迄未全行涸复，二麦多难播种”[1](P617)。如江陵县不仅春麦无收，且受灾之重为近年罕见[1](P618)。而鄂西之施南、郧阳与宜昌三府属旱涝迭乘，受灾更为严重。不仅当年之包谷、米谷、羊芋、番薯全行坏烂”，而且因各该处多为穷山僻壤，素无盖藏，加之运贩难达，灾民极为苦楚，大多以食草根、树皮及观音土充饥，“食者辄病，饿殍枕藉”[2](P730)。

再如，1897年春夏之交，湖北地区淫雨连绵，江水、汉水陡涨，山洪暴发，部分州县受灾极为严重。如汉川、天门两地灾民几达数十万，不仅“无粮可食，无田可耕”，抑且“无地、无屋可栖止”；崇阳、孝感、蒲圻等地亦多被山水所冲淹[2](P731)。另据1898年1月4日（十二月十二日）上谕，本年湖北之汉川、孝感、武昌、咸宁、嘉鱼、崇阳、汉阳、钙阳、黄冈、蕲水、黄梅、广济、钟祥、潜江、天门、应城、江陵、公安、石首、监利、松滋、枝江、荆门、罗田、京山、江夏、大冶、黄陂、蒲圻、麻城等三十州县被水[1](P628)。此外，据报，被水之处尚有恩施、郧县、东湖等县[1](P628)。诸如此类灾害还有很多，此不赘述。

二、灾荒造成的社会影响

李文海先生认为，灾荒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极为严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对民众生命的摧残与戕害上，除此之外，它还会对社会经济造成巨大损害乃至破坏，以及激化社会矛盾与增加社会动荡，等等[9]。对此，笔者深以为然，因为张之洞辖区灾荒所呈现出来的社会影响对之作了最好的注脚。

（一）灾荒对人口的影响

从人口方面讲，灾荒所造成的直接影响就是哀鸿遍野、走死流亡。“丁戊奇荒”期间，山西省人口损失最为严重，在一千六百余万居民中，死亡五百万人，另有几百万人逃荒或被贩卖到外[10](P310)。据清朝的户部清册记载，山西省人口1877年为一千六百四十三万三千人，到1883年时只有一千零七十四万四千人，净减三分之一以上[11](P370-374)。至于重灾区，死亡率几乎都在半数以上，诸如“户口已减十分之六七”、“户口损三分之二”、“民死十之七八”等等记载，在灾区各县方志中频频出现。有学者根据有关史料，列出了山西重灾区死亡人数列表，见表1：

1884―1889年，张之洞督任两广期间，因自然灾害而导致的人口损失亦极为惨重。如1884年入夏后，广东有很多州县遭受水灾，其中顺德等县灾情较为严重，据载，“伤毙居民达九十余名”[1](P468)。1885年6月，因西江、北江潦水盛涨，广州与肇庆两属围基大多被水冲毁，淹死与因受潮湿而病亡之人“共七百余人”，被水灾民更是多达“二十万有奇”[3](P2016)。同年6月中旬，广西大雨，江河暴涨，受灾甚广，伏查被水之区，“各受灾村庄四万余户，大小丁口至二十万以外”[1](P476)。至于1889年被大水淹毙之人口更是无法计数，在各地上报灾情时，诸如“掩埋流尸二百余具”、“淹毙人口数十名”、“淹毙人民数百名口”等等字眼儿不绝于书[1](P530)。此外，需要指出的是，中法战争期间，两广地区水患引发了疾疫，使得驻守粤东之清军，染病而亡者，“十常四五”；广西驻军亦“死亡枕藉，竟有一营不数日而一空者”，计前后死者“不下一二万人”。由水灾引发疾疫，从而造成清军大量死亡，这无疑会对中法战争的进程产生重要影响。

1889―1907年，张之洞督任两湖期间，水患亦是频繁发生。当时虽无较具体死亡数字记录，但发生水患后的灾民亦为数不少。如1896年夏间，施南、宜昌与郧阳三府属旱涝迭乘，灾民逾百万之众[1](P617)。又如，1897年，天门、汉川被水灾民达数十万之多[1](P628)。

（二）灾荒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灾荒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灾荒导致被灾地区土地大量荒芜。受灾之地因人口伤亡过重，致使很多良田因无人耕种而杂草丛生，不少田地还出现严重沙化、盐碱化倾向，甚有变成不毛之地者[2](P667、937)。如据山西当局灾后勘查，在全省五千六百四十七万六千八百零三亩耕地中，因灾招致的“新荒地”（即所谓有地无主者）达二千二百万零七千七百六十亩；至于有主而无力耕重的“暂荒地”，虽然没有确切统计，但数量当不在前者之下[4](卷17)。以致十五年之后，接任山西巡抚并监修《山西通志》之张煦在追述此次大灾影响时还称：“耗户口累百万而无从稽，邝田畴及十年而未尽辟。”[1](P370)

2. 广大灾区人民的物质财富也因之遭到严重破坏。首先，有些自然灾害（如水灾）可直接摧残人民的物质财富。如在广东省，1884年，南海、番禺、顺德与三水等县在禾黍即将成熟之际突遭水患，致使“转丰为欠”[1](P469)。在湖北省，1889年，水灾使得武昌、汉阳与荆州等各府属州县低洼田亩大率被淹，即便是地处上游之襄、勋、宜、施等地之晚稻杂粮亦因久受雨渍而日渐霉烂”，更有甚者，“颗粒无余”[1](P524)。在湖南省，1906年，大雨成灾，使得积水横决，泛滥于衡、永、长、常四府之交。“沿岸纵横上下，各民之生命财产付之一洗。”[1](P721)其次则表现为因灾成荒、无以为食之后而进行了变卖家产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农业生产的恢复机会变得渺茫。如在旷日持久的大旱灾威胁之下，广大饥民为了充饥活命，不惜一切代价变卖家产，诸凡衣、住、行等方面一切被认为是有用的物品无不拿到市场上进行廉价大拍卖，甚有灾民不惜拆卸房屋，以致满目疮痍，如被兵剿[12](P102)。就是平时被看作半分家当的牛、马等牲畜也被宰卖殆尽，或充作了裹腹之餐。待到幸存的人们死里逃生，他们已一无所有。的确，为了生存，他们首先必须获得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因而也就限制了对农业生产的投入，即时人所谓的“急于糊口，而缓于耕作”[2](P968)。其实，由于没有耕种，没有农具，连从远方高价购求的耕牛，往往集一村力量也无法饲养成活，即使他们有意于耕作，也只能是徒作空想罢了[12](P102)。因此，如果说旱灾是“慢性毒药”，灾民在其侵蚀下尚可通过变卖家产聊以为生的话，那么，水灾堪称“烈性毒药”，受其影响，甚有灾民连仅有的一点可资变卖的家产（诸如房屋之类）也都付水东流。试想，在此种情况下，灾民要想自力更生，岂不更难？

（三）灾荒对传统工商业的影响

传统工商业也因遭受灾荒的致命打击而一蹶不振。此种情况在山西省尤为突出。如在“丁戊奇荒”影响之下，该省境内最主要的手工业――冶铁业趋于停顿，潞安、平定等地“户口凋伤，工匠略尽”；道光年间拥有一千多座冶铁炉的晋城县，灾后“百业萧条，炉数顿减大半”[13](P144)；著名的丝绢织造业，也因“桑植不蕃，机匠零落”而濒于断绝。极盛时机户达“千有余家”的泽州地区，灾后只剩下一家，原来向省城提供工匠的十一个州县中，灾后就有几个州县招募无人[14](卷5)。该省原来尚称发达的商业更是一片萧条。潞安一带各行铺户幸存的“仅止数家”，而且“资产缺乏，销路无多”，大都是“售卖残货”[4](卷16)。该省的厘金收入因此也大幅度减少，收入最低的年限与1876年相比减少了54.90％，有些地区则“无从征收”，直到1883年，全省的厘金收入才达到灾前的水平[4](卷16)。

（四）灾荒对社会秩序的影响

频繁严重的灾荒，不仅带来了大量的饥民与难民，而且还给社会带来了诸多不安定因素。一方面，“凶年多盗”，为了活命，即便是善良的饥民也往往会被迫铤而走险，聚众抢粮。如1896年，湖北郧阳、宜昌与施南各属旱潦迭乘，颗粒无收，被灾严重，数月来，饥民“多食草根、树皮及观音土，食者辄病，饿殍枕藉，抢夺繁兴”[2](P730)；而与之同时，荆门所属之当阳县饥民已借故滋事，宜昌、川东一带亦均蠢动[3](P3947)。1906年春夏之交，两湖地区连降大雨，泛滥成灾，尤以湖南灾情最为严重。据载，当时，湖南被水地方时常发生饥民抢米事件，其中尤以长沙、浏阳、湘阴、平江一带最为严重。如“长沙、浏阳乡中稍有积储之家，匪徒十百成群，持械勒粜，杂投瓦砾，不敢计较”；“湘阴易姓连日被抢二次”；“平江林姓方储米减粜，抢掠一空”[15](P401、402)，等等。是年，湖北水灾亦颇为严重，被水州县饥民抢米情形不断发生[1](P722)。

另一方面，中国历代自然灾害带来之社会动荡，无论时间长短、地域大小，往往被一些阶级或阶层人士所利用，成为其改朝换代或其他某种政治目的的工具。例如，1906年，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利用湖南水灾引发的社会动荡发动起义。据刘安鼐回忆，1906年，长江流域各省发生大水灾，国内局势极为动荡，孙中山与黄兴等人认为形势有利于革命的进行，乃派刘道一（刘安鼐之叔父――引者）和蔡绍南等潜返国内，运动新军与湘赣等地会党，酝酿武装起义。于是，“十二月四日，蔡绍南、龚春台与姜守旦等领导的萍（乡）、浏（阳）、醴（陵）起义爆发了”[16](P125)。

三、余论

述及中国历史，灾荒频仍。自近代以降，民众更是备受灾荒的困扰与煎熬，生活极为困苦。民安则国固，所以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荒政建设，并把之作为维持自己统治的基石之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是历史的不二法则。但无论生产关系多么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是高是低，灾荒的发生与否均不因之而改变。历史上生产力水平低的时候灾荒肆虐，现在生产力高度发展了，也同样面临着天灾袭击的危险。例如，我国自2007年以来就相继遭遇了南方冰雪灾害、汶川地震灾害、新疆阿勒泰与塔城等地风雪灾害以及玉树地震灾害等。这些自然灾害给群众生活、交通运输和农牧业生产带来巨大影响，并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在当今社会文明昌盛、国力日强、社会保障制度相对完善的今天，人们面对自然灾害仍显弱小，更何况在自然灾害频发且国力日衰的晚清时期。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虽身处乱世、衰世，仍有不少仁人志士努力救民于水火这一民生事业，张之洞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当然，这一方面得力于其封疆大吏这一实权身份，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其对百姓的深切关爱与同情。而这些关爱与同情，更是与其督任地方期间自然灾害肆虐及其所造成的严重社会影响密切相关。由此着眼，认清张之洞辖区灾荒及其社会影响是解析张之洞备荒赈灾举措的必要基础。

注释：

①即卢世菊《张之洞赈荒述评》（《武汉交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徐凯希《张之洞与晚清江汉水政》（《荆州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徐凯希《张之洞署理湖北时的水利与水政》（《文史精华》1999年第12期）；林家有《张之洞与广东治水》（《张之洞与武汉早期近代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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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amine of ZHANG Zhi-dong' s Area of Jurisdiction and its Impact on the Area

Ba Zeng-qiang1，2

（1. School of History，Hebei University，Baoding，Hebei 071002，China；

2. Hebe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Shi jiazhuang，Hebei 050051，China）

Abstract：In the late Qing period, natural disasters occured frequently, especially in the emperor Guangxu years. Zhang Zhi-dong is in such an era. Whether as the governor of Shanxi, or the governor of Guangdong, Guangxi, Hubei and Hunan , the famine is extremely serious. From a population perspective, the direct impact caused by the famine is devastated, go die in exile. From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 impact of famine mainly in three aspects: First, the famine led to a lot of barren land to be disaster areas; Second, the material wealth of people lends been severely damaged; Third, some natural disaster itself is the great destruction of material wealth of society. It caused that the recover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was difficult. Traditional business also suffered a fatal blow to the depressed. In addition, the famine also caused serious social unrest, and so on.

Key words：Zhang Zhi-dong;famine;imp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