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贫困:最不发达国家任重道远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6年以后在“经济全球化”趋势的驱动下，世界各国间的贫富差距在进一步拉大，全球性的贫困现象不仅未得到遏制，相反呈日益加剧的趋势。作为发展中国家最贫困的群体，最不发达国家面临的贫困问题更加严重。联合国贸发会议2002年对全球49个最不发达国家的调查显示，多数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处于停滞或倒退的状态，其贫困化程度有增无减。它们中四分之三的国家日人均收入不足两美元，相当于70年代初的水平。贫困是最不发达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贫困导致了其他一系列问题的产生，例如生活水平低下、生产率低、人口负担重、二元结构、单一经济、对农业和初级产品出口依赖性强以及在国际关系中处于劣势地位等问题，这些问题反过来加重了贫困的程度，因此形成恶性循环的怪圈。

尽管国际社会对最不发达国家脱贫给予了很多的援助，但是最不发达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差距仍然在不断加大。而且在最不发达国家内部，各国经济发展也出现了不平衡现象。实现减贫和脱贫是最不发达国家一个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最不发达国家的现状

联合国把发展中国家分为三类：最不发达国家（LDC）、非燃料出口发展中国家和石油输出国。最不发达国家是指那些最贫穷、最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一般具有如下特征：一是人均GDP低于900美元（按1971年固定价格计算）；二是制造业在GDP中所占比重低于10%；三是识字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低于20%。截至目前，世界上共有50个最不发达国家，人口共约6亿。

这些最不发达国家多分布在亚非拉三个大洲，还有一些岛国。其中非洲最不发达国家的数目最多，共有33个。

从最不发达国家出口产品的结构来看，最不发达国家主要是初级产品出口国，多以农产品出口为主，或者是出口矿产品和石油等自然资源，也有少数国家出口制造业产品和服务业产品，其中服务业主要是旅游服务。

就最不发达国家整体而言，极端贫困的普遍性日益增加，在1965―1969年期间，每天的生活费不到1美元的人口比例约为48%，而在1995―1999年期间，这一比例已超过51%。考虑到人口增长因素，这意味着在过去30年里，最不发达国家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即从上世纪60年代后半期的1.38亿增加到90年代后半期的3.07亿。

导致贫困的原因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认为，贫困远不止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收入不足（收入贫困）问题，相反，贫困实质上是人类发展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机会和选择权的被排斥，恰恰是这些机会和选择权利才能把人们引向一种长期、健康和创造性的生活，使人们享受体面生活、自由、自尊和获得他人的尊重。因此，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教授阿玛蒂亚・森认为，应该从概念上将贫困定义为能力不足而不是收入低下。

其实，贫困是一个多纬度现象，包括收入贫困、人类贫困和知识贫困。收入贫困（income poverty）是指缺乏最低水平的、足够的收入或支出。这其中包括我们通常说的极端贫困和绝对贫困。人类贫困（human poverty）是指缺乏基本的人类发展的能力，如不识字、营养不良、缺乏卫生条件、平均寿命短等。人类贫困在南亚地区尤为突出：五岁以下儿童中有一半营养不良，进入小学的儿童中有35%从未达到小学5年级的教育水平，近2/3的妇女是文盲。在撒哈拉非洲国家，约有30%的人口预计活不到40岁（艾滋病大大降低了健康标准），一半以上的妇女是文盲，约有30%的儿童从未达到五年级的教育水平。知识贫困（knowledge poverty）是指人们普遍缺乏获取、交流、应用和创造知识与信息的能力，或者缺乏获得权利、机会与途径的能力。贫困人口不仅收入低下，缺乏人类发展能力，还缺乏知识资产和获得知识与信息的能力。因此，知识贫困是人类进入21世纪知识型社会的新型贫困。

以上三种贫困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收入贫困导致人类贫困与知识贫困；而人类贫困与知识贫困则是收入贫困的重要根源；贫困人口不仅收入不足，而且人类发展能力不足，知识资产严重不足。21世纪新的综合反贫困战略应当从狭义地消除收入贫困转向更为广泛、持久地消除人类贫困、收入贫困和知识贫困，而消除人类贫困和知识贫困将会大大减少收入贫困。21世纪新的综合反贫困战略框架应该以提高人类（特别是贫困人口）发展能力为核心，保证贫困人口的基本权利和扩大各种发展机会为前提，以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为基础，以良好的治理和制度为保障。

产生贫困的因素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是政策因素。贫困在很大程度上是二元经济的产物。错误的政策进一步拉大了发展中国家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许多发展中国家实行了偏重城市的发展政策，阻碍了农业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和收入水平的上升。不恰当地鼓励资本密集型工业发展，导致对劳动的需求减少，失业问题严重。压低农产品价格的政策和高估本币的汇率政策，导致价格体系向不利于农业发展的方向扭曲，使农村贫困人口增加。

二是环境/自然因素。有些国家的自然地理条件十分恶劣，加重了贫困。如孟加拉国常遭受热带风暴的袭击，对农业生产十分不利。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人口的迅速增长也是贫困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重要原因。在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国家，人口增长意味着对土地的压力增加。穷困家庭倾向于生育更多的孩子，作为社会保险的一种替代方式，但是又无法为孩子提供足够的人力资本投资，结果是更深地陷入贫困之中。人口膨胀还导致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给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降低了可持续增长所需的承载能力。环境恶化的最大受害者还是那些挣扎在生存线上的贫困人群。

三是文化/制度因素。这类因素包括：1.种族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具有鲜明的种族特征，例如拉丁美洲国家的贫困人口大多是土著印第安人，南非的贫困人口大多是黑人。2.性别问题。在贫困人口中，妇女处于最底层。妇女的就业机会少于男子，平均工资较低，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比较低。妇女的贫困对下一代的负面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四是政治因素。贫困者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对政府机构制定政策的影响力较弱，政治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此外，当一国发生政治动荡甚至内战时，生产活动会受到严重破坏，加剧贫困。国内和国际组织的救援活动也会受阻。

五是国际因素。对于初级产品出口国，当国际市场发生不利的价格波动时，许多人的收入水平会显著下降，贫困人口会增加。主要贸易伙伴国如果对某些商品实行贸易保护，出口国生产者的收入水平将会下降。世界金融市场上利率的变化对那些负有大量债务的国家也有影响。

以上是导致贫困的直接原因，这些因素可以导致贫困，但它们并非是导致贫困的必要因素。联合国贸发会议最近公布的研究结果表明，世界贫困现象加剧的原因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少数发达国家掌握了全球经济、金融、科技的操纵权。它们拥有全球97%的专利权，主宰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各大银行与股市，控制国际互联网络和世界通讯系统。

其次，发达国家通过不平等贸易、压低原材料价格、提高工业品价格等手段残酷剥削第三世界国家；还利用劳工标准、环保条件、技术标准等非关税壁垒阻碍发展中国家商品进入其市场。

第三，不发达国家外债负担沉重，每年国民收入往往还不够支付债务的利息。

第四，外资和外援是最不发达国家发展经济不可缺少的条件，但流入最不发达国家的外资和外援近十年来分别减少了45%和30%。同时，发达国家的对外援助也在持续下降。

第五，各大跨国公司为增强竞争力和拓展市场，加速了兼并与收购活动，使最不发达国家沦为它们的原材料生产基地，失去了对本国经济发展的主控权。

脱贫的政策建议

自1971年国际社会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存在达成共识以来，联合国已于1981年、1990年和2001年召开过三届会议，每次均通过一项援助最不发达国家的十年纲领，动员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行动起来，帮助这些国家。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最初两届会议所确定的目标至今仍有许多尚未实现。三十年来，穷国愈穷、富国愈富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因此，国际社会应该重新审视当前针对最不发达国家的贫困问题的有关政策，切实帮助最不发国家摆脱贫困陷阱。

一、扩大贸易，使贸易成为有效的减贫机制。

国际贸易在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中已经占有很大的比重，在1998-2002年间，49个最不发达国家货物和服务的平均出口额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3%，其贸易一体化平均程度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同。但是事实上，这些国家主要出口初级商品和原材料，出口的越多就被剥削的越多，造成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经过人口加权计算并以购买力平价进行估计，在1960年，世界20个最富有国家的人均收入比最不发达国家的水平高16倍，而在2003年，这一比例已经高达36倍。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4年最不发达国家报告”中指出，最不发达国家实现减贫的途径就是让国际贸易成为减贫的有效机制。这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改进国家发展战略，将贸易目标作为一个中心内容。二是改进国际贸易制度，包括处理超出世贸组织范围的问题，以便减少制约最不发达国家的国际因素。三是提供更多的、切实有效的国际资金和技术援助，以开发生产和贸易能力。通过执行《曼谷行动计划》、《联合国千年宣言》（大会第55/2号决议）、千年首脑会议成果的后续行动（大会第56/95号决议）、《布鲁塞尔行动纲领》和大会通过的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蒙特雷共识》，联合国贸发会议将协助最不发达国家实现贸易扶贫的目标。

二、发展工业，提高国民收入。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2002-2003年全球工业发展报告”指出，以贸易扶贫，首先需要提升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能力，提高产品的质量和符合国际标准，这就需要贸易能力建设，即在质量、认证、标准、计量、实验室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等方面加强能力建设。联合国工发组织“2004年全球工业发展报告”在对30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调查中发现，如果要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规定的“到2015年贫困人口减半”的目标，这些国家的GDP年均增长率应该达到2-6%，同时要求工业附加值增长率为6-9%。工发组织认为，应该把支持私营部门的发展、利用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工业技术、切实获得先进技术作为工业化与扶贫的重要内容。其首要政策是加强工业能力建设，其中包括编写国家发展战略、加强人力资源建设以及在私营部门推广“技术文化”等。一方面利用现有的增长资源，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国内能力建设和结构调整带来的贸易机会。报告指出，最不发达国家应因地制宜、择优发展制造业和旅游服务业以及对外输出劳务。

三、增加援助并提高效果。

关于最不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一方面是需要增加援助的总额，另一方面是提高援助的效果。为实现到2015年将赤贫人口减少一半的目标，官方发展援助资金必须增加一倍，达到每年1000亿美元以上。目前，官方发展援助水平处于30年来全面下降的趋势，每年总额不足600亿美元。对最不发达国家而言，官方发展援助依然重要。1998年，官方发展援助占向48个最不发达国家总资本流入量的84%。与此相比，同期最不发达国家只得到流向所有发展中国家的长期资本流入量的4%。

在2002年蒙特雷发展筹资会议上，虽然发达国家重新对援助进行了承诺，如美国承诺把目前每年100亿美元的官方对外经济援助提高到150亿美元，欧盟也提出把官方发展援助从目前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33%提高到0.39%，但是发达国家为最不发达国家每年提供年国民生产总值0.15%的援助目标从未兑现。如要切实增加援助的总额，就必须敦促发达国家兑现其承诺。

近年来，人们对提高援助效力有了正确理解。援助应遵循两项基本原则：援助应该减少贫穷，援助应以受援国政府和民间社会共同参与制定并有的政策为依托。影响援助效力的问题主要来自捐助国，如“附带条件”援助的做法、援助标准混淆不清甚至相互矛盾等。人们认识到，改善援助条件、简化有关手续至关重要。研究表明，如果援助用于儿童、教育和经济改革等方案，就会对减少贫穷产生直接影响。更重要的是，如果受援国的国内环境有利于改革，援助就能在这些国家发挥重要的辅助作用。

四、减免债务。

帮助最不发达国家摆脱贫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减免债务。迄今为止，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已高达1500亿美元左右，债务负担严重影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减免债务，对债务沉重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意义尤其重大。国际社会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在政策行动中发挥更大的灵活性，并要求为最不发达国家以及遭受自然灾害、经受严重的贸易条件震荡或正逐步摆脱冲突的其他穷国迅速减免债务（如目前七国集团拟减免东南亚海啸灾难受害国斯里兰卡等的债务）。

对世界上一些最贫穷、负债最重的国家来说，目前所实施的重债穷国倡议是主要的国际债务减免方案。这项倡议于1996年由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组织发起，与以前的债务减免机制不同的是，重债穷国倡议考虑大幅度削减债务总额。1999年在该倡议下增加了优惠条件，以便做出“范围更广、幅度更大、为时更快”的债务减免，同时将减免债务与减贫措施更直接地联系起来。符合重债穷国倡议资格的42个国家预期将获得约360亿美元的债务减免，对实现减贫将起到积极作用。

五、加强南南合作。

南南合作是最不发达国家摆脱贫困的另一重要政策，它是南北合作的有益补充，而不是代替。加强南南合作的重要性在于，目前国际体制不对称，使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很难深化其工业化进程，很难在技术发展阶梯上前进。在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遇到“玻璃屋顶”的障碍时，最不发达国家将难以向前发展。因此反对全球经济单极化发展、加强南南合作的政策对最不发达国家减贫有利。

90年代最不发达国家贸易地理方向的改变凸显南南合作的重要性。一方面，最不发达国家更多地从发展中国家进口货物；另一方面，它们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增加了商品出口。1980―1989年期间，最不发达国家的贸易地理格局没有太大变化，但是1989―2002年期间的变化很大，其他发展中国家占最不发达国家进口的比重从32%提升到56%，最不发达国家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出口的比重也从1989年的15%增加到2002年的34%。随着南南贸易的发展，发达国家正逐步减少其出口到最不发达国家的货物。在1980年，最不发达国家从发达国家进口的比重为67%；在2002年，下降到39%。但是，发达国家仍然是最不发达国家重要的出口市场，其占最不发达国家出口的比重从1980年的69%略降到2002年62%，依然维持一半以上的出口市场。

南南贸易发展是不平衡的，最不发达国家在南南贸易中处于劣势地位。虽然90年代状况有所改善，但在2002年最不发达国家占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口的比重比80年代低了10%。相反，同期其他发展中国家占最不发达国家进口的比重提升了82%。最不发达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逆差从1980年的22亿美元，上升到1990年的55亿美元，而在2002年达到156亿美元。

世界贸易组织在2003年度的《世界贸易报告》中指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发展推动了其国内经济的增长，但是如果发展中国家希望保持这种增长势头，就需要解决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壁垒问题，同时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如自由贸易区安排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发展南南贸易是减少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增加出口产品品种、提高出口产品等级的重要途径,也是最不发达国家减贫的出路。

除贸易外，南方国家在技术研发、经验交流等方面也应该加强合作，尤其是在国际谈判中，如在目前进行的多哈回合谈判中，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应该加强沟通与合作，争取最大程度的利益。另外，从2005年1月1日起，随着国际“多种纤维协定”到期而取消纺织品和服装配额，如何在后配额时代趋利避害、在竞争中谋求合作以实现双赢局面，也将是最不发达国家减贫以及南南合作面临的重要课题。

综上所述，最不发达国家摆脱贫困需要有良好的国际和国内政策环境，其中促进对外贸易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加强工业化和贸易能力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有效利用援助和争取债务减免是发展经济不可缺少的条件，加强南南合作是避免进一步被边缘化的重要国际合作机制。虽然如此，最不发达国家摆脱贫困依然是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