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性事件:对遇难者媒体呈现的反思

摘要 《新京报》与《南方周末》对上海外滩踩踏事件遇难者杜宜骏的报道，激起了复旦学子与新闻媒体的争议，也引发了我们对于灾难性事件遇难者媒体呈现的反思：为何报道遇难者？对于遇难者，我们应该报道什么？如何报道遇难者？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终将促使媒体理性、克制地报道逝者，促进媒体与遇难者亲属之间的体谅与沟通，使报道获得遇难者亲属的理解与公众的认同，并在实践层面完善并发展灾难性事件遇难者的报道。

关键词 灾难性事件；遇难者；媒体呈现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一、缘起：复旦学子与新闻媒体对于上海外滩踩踏遇难者杜宜骏报道的争议

2014年12月31日23时35分，因参加跨年活动的群众过量聚集，上海市黄埔区外滩广场发生拥挤踩踏事件，造成36人死亡，49人受伤的惨痛后果。2015年1月1日，《新京报》与《南方周末》各自刊发了一篇外滩踩踏事件遇难者之一――复旦大学学生杜宜骏的人物特写。《新京报》以《复旦“才女”外滩踩踏事件中遇难》为标题，文中引用了杜宜骏生前曾在百度贴吧、微博和人人网等社交媒体写下的内容，力图展现这位逝者生前的兴趣爱好、性格、恋情等；《南方周末》则以《遇难者杜宜骏》为标题，试图以同去外滩参加跨年活动的杜宜骏的同学、男友的回忆还原踩踏事件的现场情况，文中涉及逝者杜宜骏的年龄、生源地、专业、性格与爱好等。两篇特写都采用了杜宜骏男友在踩踏事件发生后在社交媒体上的面对杜宜骏生命逝去的悲痛欲绝的文字，网络媒体“网易新闻”则转载了《新京报》的报道，并配发了杜宜骏的真实头像。

正是《新京报》《南方周末》对于踩踏事件中遇难者杜宜骏的人物特写报道，“网易新闻”对《新京报》报道的转载，以及杜宜骏生前肖像的，引发了杜宜骏生前就读学校――复旦大学部分学生与新闻媒体之间的激烈争议：复旦大学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发帖呼吁“望媒体尊重逝者隐私，不要再挖掘她的隐私，不要再刊登她的照片，让逝者安宁”，“复旦易班”微信公共号的帖子《今夜无眠：复旦学生致部分媒体的公开信》则强烈指责媒体大量引用杜宜骏的私人资料甚至其男友于社交媒体的话语，质疑其目的“是为了要哀痛一个生命的逝去，还是仅仅为了博得关注度的手段？”微信公共号“微观者说”则转发一名广州媒体人题为《媒体人就外滩踩踏事件致复旦学生公开信：别太矫情了》的文章，认为“个人网上信息不具有隐私性质，有关报道无技术或伦理上的瑕疵”，并指责“复旦学生既没有证明记者操守有问题，也无权替死者亲人做决定”。

复旦学子与传媒人士就上海踩踏事件中遇难者杜宜骏报道的争议，引发了我们对于灾难性事件遇难者媒介呈现的实践反思：即为何报道遇难者？对于遇难者，我们应该报道什么而规避什么？

二、为何报道

我们为什么要报道一个灾难性事件中的遇难者？即报道这个遇难者的意义何在？

如同斯大林的名言“一千万人的死亡只是个统计数字！一个人的死亡却可以写成悲剧！”和美国著名讣闻记者古姆・尼克尔森所说的“你要记述的不是死亡，而是生命”，对灾难性事件中逝去生命的个体关注和报道，所带来的打动人心的巨大力量，远远超越那些以固定口径、固定模式和固定语言所呈现的冰冷的死亡数据，也更具情感与温度。此外，对灾难性事件中的遇难者进行报道，能够唤起人们对于其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对逝去生命的哀痛与追思，引发民众对事件原因和事件责任的深层追问。因而，对灾难性事件遇难者的个体进行报道是可行的。

就上海外滩踩踏事件而言，媒体挑选杜宜骏作为重点报道对象，有着新闻价值方面的考虑。根据媒体公布的踩踏事件中36位遇难者名单，逝者平均年龄不到23岁，大多处于花样年华并多为女性。在众多逝者中，杜宜骏有着一定的显著性与代表性：她正处于21岁的青春年华，有着知名度高的名校背景，代表了逝者中的年轻女性学生。并且，她与恋爱中的男友共同到外滩参加跨年活动，由庆祝新年到遭遇不幸，经历了从大喜到大悲、由生到死的急剧转折。男友与她在踩踏事件中的经历，能够还原踩踏事件的事发现场，符合新闻价值中的接近性与故事性原理。

但是，是否应该采用人物特写方式，以全部篇幅重点报道逝者杜宜骏？《新京报》与《南方周末》对杜宜骏的报道引发了我们对于灾难性报道人物特写的反思：

（一）是否应当用特写方式专门报道遇难者范宜骏

作为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中的遇难者，杜宜骏具有一定新闻价值，有一定的显著性、代表性，并且具有丰富的故事性，但是否需要人物特写并采用整个篇幅进行报道还有待商榷。

逝者中还有来自其他行业来上海学习或打拼的外地人，诸如“马来西亚女留学生”、“在新年将成为新娘的打工女孩”和“第一次到上海出差并在踩踏中遇难的台湾女孩”，还有其他男性逝者。他们同杜宜骏一样，鲜活的生命也因踩踏事件而在跨年之夜冰冷逝去。就新闻价值层面而言，他们同样具有被关注、被报道的新闻价值。然而，他们的“死亡”没有获得媒体的足够关注，杜宜骏则成为更为“理想”的报道对象而被过度关注与过度报道。因而，《新京报》与《南方周末》对杜宜骏的集中报道引发了复旦学子对其报道动机的质疑。

《复旦学生公开信与那个面目模糊的媒体人》一文对《新京报》采用特写方式报道杜宜骏提出了更强烈的质疑：“《新京报》没有给出足够的理由让读者信服，给杜宜骏专门撰写特稿是否对外滩踩踏事件的真相还原和未来预防有所助益？她是踩踏事件的导火索吗？她是踩踏事件中第一个死亡的受害者吗？踩踏的悲剧因为她的死亡而停止了吗？"虽然《南方周末》上刊载的《遇难者杜宜骏》一文试图通过逝者的经历还原、再现踩踏事件第一现场的情节，能够激起人们对于逝者年轻生命消逝的惋惜与哀叹，产生对于逝者的哀悼之情，但同样不能说明专门撰写特写重点报道杜宜骏对灾难性事件的归因、追责与预防有何更多的启示价值与更为深层的反思意义。因此，对于遇难者杜宜骏并不是不可以报道，但不应当用人物特写的形式并集中整个篇幅对其进行报道。

（二）报道遇难者杜宜骏反映了什么主题

抛开遇难者报道作为敏感报道本身所具有的争议性，就人物特写写作而言，《新京报》与《南方周末》对于杜宜骏的写作非常成功。《新京报》展现了杜宜骏的年龄、外貌、教育、喜好、命运等丰富的故事要素，《南方周末》也完整再现了踩踏事件发生前杜宜骏与男友同去参加跨年活动时的兴奋、踩踏事件发生时杜宜骏与男友的遭遇、现场情况以及踩踏事件发生后其男友对杜宜骏生命逝去的伤痛，细节描写也非常逼真，特别具有故事性和引人同情、痛惜的情感性。

但是，人物特写的意义在于并非仅仅停留于“非虚构的短故事”，更重要的是能够在故事之外发掘更为深刻的主题。对于灾难性事件遇难者的特写报道而言，同样需要通过特定的逝者、灾难性事件或折射相关的社会问题，或弘扬其高尚的道德情操，或吸取其经验与教训，或对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进行重新审视……关于逝者的言语、故事、情节都应该紧紧围绕更深层次的主题展开并反映、揭示其主题。按照这个要求来衡量《新京报》与《南方周末》对于踩踏事件遇难者杜宜骏的报道，除了新闻叙事的成功与表现媒体对年轻生命非正常死亡的悲痛之外，不能够从逝者个案中提炼出更具有普遍性和更为深刻的主题。

综上所述，对于灾难性事件中的逝者，并非不可以报道。但在报道之前，我们需要对报道主题、报道逝者的意义和报道逝者可能引发的争议有充分的考虑与权衡，在此基础上选择恰当的报道类型与报道篇幅。灾难性事件中的人物特写具有事件特写与人物特写的共同特性，既具有故事性的重要性，也具有人物的重要性。因此，在运用人物特写方式报道某位特定的灾难性事件中的遇难者时应该尤其慎重：他（她）是否是灾难性事件中的引发人物？是否是灾难性事件中的关键人物？是否代表了灾难性事件中的特定群体？是否决定着灾难性事件的发展走向？是否反映了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此外，灾难新闻中的遇难者报道并非专门报道人物逝世信息的“讣闻报道”，应以报道“灾难性事件”而非“灾难性事件中的人物”为中心，集中于个体普通人物的灾难性报道容易引发逝者亲属的反感、抗拒与公众的误解和批评。

三、报道什么

对于灾难性事件中的遇难者，并非完全不可以报道和呈现。但展现与遇难者相关的哪些内容，却是媒体在采写时必须反复斟酌与仔细推敲的问题。记者在采访中收集到的逝者信息，需要小心谨慎地甄选与把关，从而确定逝者的哪些信息可以报道，哪些信息无需报道，哪些领域是报道的而绝对不能触及，最终，对受众传播适宜报道的逝者信息。《新京报》《南方周末》对于逝者杜宜骏的报道之所以受到复旦学子的强烈质疑，其报道内容的不当正是一大重要原因。

就上海外滩踩踏事件而言，《新京报》与《南方周末》对于逝者杜宜骏的报道引发了我们对于灾难性事件遇难者报道内容层面的反思：

（一）报道内容不能随意利用逝者个人隐私

隐私是“个人、群体或组织自己决定其信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到何种程度传播给他人的主张”。随着网络媒体与社交媒体的兴起，隐私的边界更为模糊、隐私空间被大大压缩，隐私的内涵也有了变化，从而衍生出网络隐私、社交媒体（社交网络）隐私等全新的概念。虽然《新京报》与《南方周末》关于杜宜骏的个人资料与个人信息均来自于她生前主动于百度贴吧、微博和人人网等社交媒体上的内容，但这些内容仍然具有隐私性质。因为，个人在社交媒体上的自我披露行为与媒体对个体的信息披露有着巨大的差别；在社交媒体上，个人有能力自主决定其信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和何种程度进行传播；而在大众传媒中，个人则无力对这些因素进行控制。社交媒体上的传播对象通常局限于亲属、朋友、同学等群体中的小圈子，传播内容更为随意化与情绪化，个人信息局限于人际传播与群体传播；而大众传媒的传播对象则扩展为普通大众，传播内容“去语境化”并通过大众传播的形式广泛扩散。因此，个人主动于社交媒体的个人信息仍然具有隐私性质，媒体不能够随意加以引用或转载。

虽然灾难式报道会有公布遇难者名字、性别、年龄、死亡原因的传统做法，以表达媒体与社会对于遇难者的哀悼，并让公众牢记灾难的无情。但在这些逝者信息之外，有着悲悯情怀的媒体不会再深挖并报道逝者更为详细的信息。《南方周末》的《遇难者杜宜骏》一文，则在这些信息之外标明了逝者杜宜骏的生源地、教育背景、学习专业等更加细化的身份识别信息，这些信息明显具有个人隐私的性质，媒体明显不应报道。《新京报》的《复旦“才女”外滩踩踏事件中遇难》一文，提及“身为复旦大学燕曦汉服协会会长的杜宜骏，钟爱汉文化，喜爱古诗词，尤其喜欢红楼梦”，这些逝者生前相关的身份信息、兴趣爱好虽然都由杜宜骏生前在百度贴吧、微博和人人网主页等社交媒体上主动，但仍旧涉及逝者个人隐私。《新京报》与《南方周末》特写都引用了杜宜骏生前男友在踩踏事件发生后在社交媒体上的文字内容，透露出逝者生前具有隐私性质的恋情。虽然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对于网络个人信息在媒体上的使用并未有明文（明确）规定，《新京报》记者也并非采用窃听死者亲友的电话、攻破死者的电子邮箱、人肉搜索死者信息等卑劣而非法的手段获得相关信息，但这些信息的并非逝者亲属及男友主动授权，也未征求逝者亲属及男友的意见和未征得他们的同意，同样触及了逝者杜宜骏及其男友的网上隐私。

（二）报道内容应遵循新闻道德与社会伦理

从法律层面而言，媒体公布逝者杜宜骏的个人信息虽然涉及逝者生前隐私，但并没有侵害其隐私权。因为，隐私权属于私人生活与人身权利范畴，始于人的出生并终于人的死亡。已经去世的人，生命已经消亡，不能成为隐私权的主体。然而，对于灾难性事件遇难者的个人信息进行大量公开报道，并不符合新闻道德与社会伦理。

灾难性新闻报道，涉及民众的知情、对社会的警示、死者的尊严与亲属的感受等方面。对于逝者杜宜骏的报道与否，并不影响公众对于灾难性事件的知情，并没有侵犯民众的知情权。相反，对于逝者个人信息的大量报道，却侵犯了死者的尊严。因为，逝者杜宜骏并非社会名流、政府官员、影视明星等公众人物，也非违法人物、犯罪分子或违背社会公德之人，虽然她的生命已经逝去，但她的尊严理应得到尊重与维护，她的个人信息不应该被媒体详尽披露。网络媒体“网易新闻”为了博得更多的受众关注度而转载《新京报》的报道并刊登杜宜骏生前肖像的行为，更是有违新闻职业操守并突破行业底线。

此外，出于对逝者亲属感受的考虑，灾难性事件遇难者的新闻报道通常也不会清晰地呈现逝者的详细个人信息，以免对逝者亲属形成心理与情感上的伤害。而《新京报》与《南方周末》在踩踏事件发生还未满一天（2015年1月1日）的情况下就逝者的详尽个人信息，显然有违新闻职业伦理。《新京报》在请求采访逝者杜宜骏恋人遭到拒绝之后，还在报道中写下了“《新京报》记者通过私信等多种方式联系王某，均未得到回复”的话语。这种报道句式一般只出现在批评性报道中，用于灾难性事件遇难者的报道，足以见到传媒对于灾难性逝者个人故事挖掘的狂热和对于灾难性事件中逝者及逝者亲属、恋人的冷血，既有违新闻道德，更有违社会伦理。

（三）报道内容具有公共性

《新京报》于2005年就开辟了“逝者”专版，《南方周末》也有大量“讣闻报道”的传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对逝者进行报道的经验，其中不乏众多优秀的“讣闻报道”；它们的报道对象涉及大量普通民众，都力求生动、真实、客观、朴实地讲述逝者的生前故事，发掘逝者的精神价值，以缅怀逝者、寄托哀思。《新京报》与《南方周末》对杜宜骏的报道若单从“讣闻报道”写作的标准衡量，不失为两篇有生命质感的报道。但是，遇难者杜宜骏，仅仅是踩踏事件中的受害者，不是上海踩踏事件的引发人物、决定踩踏事件发展进程的关键人物或应对这起公共安全责任事件负责的管理人物，其个人信息、兴趣爱好纯属个人隐私，与公共事务无关，更与公共利益无关。因而，媒体无权也不应肆意挖掘其个人信息，以满足受众对死者的好奇心与窥视欲。从这个角度衡量，《新京报》与《南方周末》对逝者杜宜骏的人物特写报道并不恰当。

灾难性事件中的遇难者如果事关公共利益或遇难者的个案具有公共意义、公共价值，媒体则理应报道。1987年12月10日清晨，上海陆家嘴轮渡站发生大规模踩踏事件，共死亡66人。由于悲剧的产生是浓雾，以及人们赶着上班、上学的心理和“职工迟到一次，不但要扣除当月的奖金、引起连锁反应的是还要扣除季度奖、年度奖的资金制度”所酿成，因此，对于代表遇难者各个群体中的个体进行报道，具有公共意义。《新民晚报》刊发的长篇特稿《陆家嘴轮渡站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涉及了企业职工、中小学生、职员等群体，以及老人、孕妇与孩子。记者对这些群体中的个体进行了报道，以揭示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和背后更为深层的社会原因――住房问题、交通问题与通讯问题，以及当时上海浦东地区与浦西地区地域发展的巨大差异。所以，当灾难性事件中的逝者报道具有公共性时，媒体应进行报道。在报道之中，应对逝者信息进行技术性处理，既展现逝者的“死亡”，又不停留于悲情的场景，而是从还原现场、故事呈现升华到反思原因、问责责任和防范应对，从而使个体的逝者死亡展现具有更深层与更广泛的意义与价值。

四、如何报道

即使为何报道的理由非常充分，报道内容已经经过反复斟酌，假若报道方式不当，灾难性事件中的逝者报道仍然易于引发争议。如何报道、呈现灾难性事件中的遇难者，虽然新闻媒体以往没有明确的标准，但同样有基本的原则可以遵循，从而使报道获得逝者亲属的理解与公众的认可。这些原则可概括为：

（一）最大程度地减少伤害

传统新闻传播时代，对于灾难性事件的遇难者，有良知的记者与严肃的新闻媒体不会立刻采访逝者亲属，而是选择“先以遇难者亲属的身份去安抚当事人，而不是以记者的身份，来冷静甚至冷血地去记录他们的痛苦状态”，或“因为怕勾起死难者家属的伤感”而放弃对逝者亲属的采访，在不接触逝者家属的情况下去还原灾难现场与报道新闻。如果有媒体记者直接去逝者亲属那里挖掘新闻，往往被斥为冷血和缺乏人性。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与“后新闻传播时代”的来临，灾难性事件遇难者的报道越来越多。追求独家新闻的欲望经常驱使记者打破曾经严格遵循的规则，即使逝者亲属拒绝采访，逝者信息也能够通过网络媒体合法搜集。虽然有些时候对灾难性事件中的遇难者进行报道不可避免，但记者必须尊重逝者相关信息和与逝者有关的采访对象，并在采访与报道过程中尽量减少对他们的伤害：

不能为了追求独家新闻而在逝者亲属还未得知逝者死亡消息或逝者家属刚得知逝者遇难消息悲痛欲绝的情况下即对其进行采访；采访逝者亲属需要征得同意并提前预约，避免不请自来的突击式采访对采访对象心理的冲击；在采访时，如果亲属还没有心理准备接受采访或不愿意回忆过去、展示悲痛，媒体应先安抚亲属或自觉撤销采访；对于采访对象不愿回答或刻意回避的问题不要穷追不舍，以避免激发采访对象不安、难过与悲痛的情绪，从而造成第二次伤害；不可深挖逝者和采访对象的隐私，新闻采写不可违反法律规定、新闻道德与社会伦理。

（二）以有尊严的方式呈现死亡

如何展现灾难性事件中的遇难者？虽然各媒体所采用的方式不同，但以有尊严的方式展现逝者的死亡，却是它们应该共同遵守的报道原则。

为了顾及遇难者的尊严，媒体不应涉及遇难者过多的个人信息，从而使遇难者成为人们随意谈论与品评的新闻谈资。从这个角度看，《新京报》与《南方周末》直接在新闻中大量批露遇难者杜宜骏的个人生活与私人信息，而这些信息与公共事务、公共利益无关，缺乏对逝者的尊敬与尊严的维护。

媒体对于死亡的展现通常采用“不展现的展现”策略，即“不用语言细致描摹死亡的可怕和残忍，但是又要给受众足够的暗示和线索，让他们能充分意识到这是在谈论‘死亡”’。对于灾难性事件中的遇难者，可隐匿能够直接辨识逝者身份的个人信息，以逝者化名而非真名进行报道；对于遇难者的报道不要集中于遇难者及其亲属的个人生活与私人信息，不应大肆渲染灾难发生时的细节与场景，以体现对于逝者尊严的尊重和对逝者亲人情感的尊重；对于逝者的死亡不渲染，不以煽情性的、夸大性的语言来描写死亡，不对逝者死亡的惨状进行细节描绘，不以悬念化、戏剧化与娱乐化的方式展现死亡，而是秉持同情、善意的态度，理性、克制地展现死亡；不直接刊发能够辨认出遇难者的生前照片或表现遇难者死亡惨状的照片。通过合法途径从社交媒体上获得的遇难者信息，记者在使用前要征得遇难者亲属及相关人物的许可；同时，顾及遇难者及亲属在网上信息时的传播情景与传播范围，不可“去语境化”并断章取义地加以使用，顾及逝者及亲属的尊严。

（三）升华遇难者死亡的意义与价值

灾难性事件中的遇难者报道并非不可以采用特写的形式，但关于遇难者的特写写作与专门写逝者的“讣闻报道”有所区别：在报道主题上，前者应注重灾难性事件本身，以及与灾难性事件相关的监督、批评与问责，遇难者的悲惨遭遇与生前生活以个体故事呈现，但不是报道的重点主题；后者注重于展现逝者本身，以及逝者生前独特的人生经历、闪光的人性光辉与高尚的道德情操。在报道模式上，前者以事为主，紧密围绕灾难性事件及灾难性事件相关的事实要素进行报道，从遇难者个体故事延伸到反映灾难性事件的深层问题；而后者以人为主，紧密围绕逝者本身的生前故事、功绩贡献与他人评价等进行报道。《新京报》《南方周末》对于遇难者杜宜骏的报道采取了“讣闻报道”的形式，纠缠于个体的悲剧，围绕她的生前故事与在灾难性事件中的不幸经历与死亡过程进行报道，过度报道了灾难性事件中的人。

展现灾难性事件遇难者的新闻报道，其目的并非仅仅向我们呈现遇难者个体的悲惨遭遇与悲剧结局，更重要的是通过逝者死亡的展示，在激发我们的悲悯、同情之心之余反思灾难性事件本身。因此，在关于灾难性逝者的特写报道中，可借鉴“华尔街日报体”的报道形式，展现逝者的个体故事，让逝者的生前生活与灾难现场形成了前后鲜明的对比，在人们被故事所震撼、因故事而激发悲痛情绪之时，进而进入事件调查、原因分析、监督追责、预防自救、防灾体系等更深层的公共主题，让政府与民众铭记灾难性事件中遇难者所付出的生命代价。遇难者死亡的意义与价值因而得以升华。

五、结语

在对灾难性事件遇难者进行报道之前，记者必须反复思考为何报道、报道什么、如何报道等问题。并且，在报道过程中，记者必须设身处地为遇难者及遇难者亲属考虑，对报道行为进行自律，以令人尊敬的报道方式体现对遇难者的深切哀悼和对遇难者亲属的人文关怀，从逝者的特殊性中挖掘其公共性，在自觉、自律与自省中完善并发展灾难性事件遇难者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