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大千荷”窥观张大千的艺术精神

一、博采众家之长善学善变

中国画丰富、博大、重传承，临摹是重要的学习方法。张大干画荷初学山人朱耷。不仅张大千本人直言自己效法墨荷，其弟子丁翰源在《缅怀大干先师》一文中也提及张大干的收藏中有朱耷的水墨写意荷花，并常带领学生观赏，深得画荷的用笔及章法气势。正如徐悲鸿所言：“大千潇洒，富于才思……入莲塘，忍剜朱耷之心”。但张大千并不以此为足，在画荷时也旁及石涛、陈老莲等名家作品，从中吸取养分。在1934年张大干所作的一幅墨荷中有这样的一段题跋：“清湘俱善画荷，各具一种思路，而用意之工正复相同，学者以狂野之草抚之则剑去远矣，大千临清湘并记”。由此可见，张大干早年画荷不仅师一家，对石涛的荷花也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并通过对二者异同之处的对比得到了自己的创作经验。对于张大千来说，学习的并不是一味简单地追摹，更重要的是要能够将别人的智慧为我所用。对弟子肖建初的一段谈话更明确地反映了张大千对学习的态度和要求：“要善学善变。善于学习他人之长，看到一件作品，要分析，要深入进去，才能领会精华和糟粕。善于学习他人之长，就是首先要学得进去，要又能变得出来。先是师他人之迹，然后才能进而师他人之意。不能人云亦云。”正是这种不人云亦云，要求自成一格的艺术追求使张大千在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中能够博采众家之长而不止步于对前人成就的因袭，在习得和石涛墨荷精髓的基础上自出机杼，将唐代的恢宏、宋代的精妙、元代的雅逸、明清的磅礴多变都融会贯通于自己的荷花创作，由人及我，由古而今，由泼墨至泼彩，终使水墨荷花、金碧红莲、没骨荷花、泼墨泼彩荷花齐集于“大干荷”中，向世人展现出一派雅逸磅礴、幻化多姿的荷塘胜景，也使自己得到了“画荷圣手”的赞誉。

二、历经世事风雨执着为艺

除了好学善学，张大千对画事的勤勉执着也有目共睹。1941年到1943年，张大千在敦煌进行了近三年艰苦的临摹与考察工作，在调查清楚敦煌地区的石窟艺术和文物分布情况之后形成了长达20万字的《敦煌石室记》初稿，临摹了276幅敦煌壁画精品，对十六国以来的佛和菩萨的手相、不同的莲花宝座形象了如指掌。经过敦煌的洗礼，张大干对矿物颜料和勾金等绘画技法的运用更加自如，所作的工笔勾金红莲比早期同类作品更显瑰丽华美，在具有装饰趣味的同时又不失典雅优美，开启了“大千荷”圆润厚重的新风貌。不仅如此，由于深受敦煌艺术所具有的恢宏气势的影响，张大干对大画面的结构、章法营造也更加得心应手，为创作巨幅荷花和山水画作品奠定了基础。1945年张大干创作的《巨荷四连屏》即由四张丈二大纸构成，画幅巨大、气势非凡，冯若飞为此画配诗云：“丈二通景，荷花万顷，不忍池中捉大鱼，太华峰头看玉井。”可见此时的张大千对宏大画面的掌控已经颇具实力。

即使是在张大千年近六十，身体病痛渐多，眼疾导致视力模糊的时期，张大千也并没有放下画笔，而是继续勤勉地作画，并创造性地将传统的泼墨技法发展为泼彩，为自己的艺术和中国画的发展开创出新境界。1979年张大干所作的《台风后的荷花》色墨交融，笔法老辣圆活，是他众多的荷花作品中泼墨泼彩最为淋漓尽致的作品之一。他晚年在与文人画家江兆申谈论画时说：“在我眼力好时，大幅荷干都是两笔完成：一笔从上而下，另一笔从下而上，两笔自然接榫。现在画一笔荷干，要跑几步方能完成，而每一次走动，心脏便剧烈作痛。所以每画一干，必先含一粒舌片。”这种常人所不能及的无惧困苦，勤勉执着的艺术精神成为张大千在艺术上一次次超越自我的力量源泉，也为他所说的“七分人事三分天”的成功理论作出了最好的注解。

三、人情物理具通达自信超脱

为了使自己笔下的荷花具有宛若立于水中般鲜活，如舞蹈中的女子般婀娜有致，张大干不沉醉于自己对古人的借鉴，而是积极地师法自然，下苦功对荷花进行写生。他曾在赁居颐和园两年多的时间里每天早、中、晚三次去荷花池畔观赏荷花及昆虫、水草等周围景物；也曾无数次在清晨朝露未尽时就出现在东京不忍池畔闻荷香，赏荷塘胜景。为了使自己对荷花的各种情态特征烂醉于心，张大千在自己生活的每一个地方都竭力与荷共处，巴西八德园的荷塘、台北外双溪摩耶精舍栽种的七八缸荷花都见证了这位国画大师对荷花的深深爱恋。张大干不仅在艺术创作中精益求精，治学的态度也非常严谨。他的学生画家王永年在《大师携我入画门》一文中写道：“先师的老家内江有荷花珍品重台莲，又名佛座莲。在开花季节老师命我专程前往画了半个多月……命我专门画了各层花瓣、花心的解剖图。在写生时，老师要求对对象要远观近玩，了然于心而后着墨。”。这种对作画对象的物理情态一丝不苟的执着态度来源于张大千对中国画创作的独到见解：“作画，首先要了解物理，体会物情，观察物态。无论画什么，总不出这三个原则。了解了这三点后，画出的画才能逼真，神韵生动而跃然纸上。”也正因为如此，“大干荷”才得以承载着张大干的创作理念，在画家的笔下展现出中国画特殊的讲“移情”、重“寄托”的艺术观与现实世界中客观形象的高度融合之美。

艺术是情感的自然流露。作为现代中国画坛独具艺术个性的中国画家，张大干认为“画家自身便是上帝，有创造万物的特权本领。”在“大千荷”发展过程中多次出现的“五色荷花”便是这一观点的力证。在同一画面中将红、蓝、绿、粉、白等各色荷花巧妙自如地穿插于浓淡相间的墨色中使之交相辉映、艳而不俗，不仅需要良好的画面把控能力也依赖于画家不守陈规、自在达观的艺术精神。这种自信与超脱一方面来源于张大千个性中“随分为欢”、“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洒脱和豪迈，更源于他在对中国画进行精深钻研和思考后的得心应手。特别是随着1965年以后对泼墨泼彩技法的熟练掌握和精妙运用，张大干渐渐步入了他人生创作活力与自信的高峰，从他晚年时期所作荷花中出现的“自抒胸臆，不袭前人”、“无人无我、无古无今”、“此亦前贤所未经拈者”等题款中对此可见一斑。

回首张大千为艺的精彩人生，结合荷花在中国文化环境中被赋予的“君子之风”和高洁雅丽之美，张大千创造的“大干荷”之艺术面貌与国人重“寄托”，讲求“物我合一”的艺术观颇为相符，因此，以此为视角对张大干的艺术经历和精神进行研究显得格外贴切和生动。他勤勉、善学并善变，潜心师古但不拘泥于古法，勤师造化亦不沉湎于对自然的绝对肖似，而是以我之手写我之心，将自己的感受和体悟灵活地融入到作品中，最终达到了“师心”的至高境界。这些品质和精神不仅促进了张大千艺术的发展和成熟也为后世的习画者提供了可供学习和借鉴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