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夜》:进退维谷的生命困境

摘 要：《寒夜》洗净铅华，关注平凡小人物的琐碎人生，刻画了四十年代国统区一个小公务员家庭中的两代读书人，面对生活的压力，情感的纠葛、新旧价值观的碰撞、文化的两难选择，他们难以自拔，陷入到进退维谷的生命困境。

关键词：《寒夜》 四十年代国统区 新旧价值观 文化挣扎 家庭

从满怀青春激情的《家》，到冷峻肃杀的《寒夜》，巴金的家族题材系列小说突破了“英雄主义”的题材，开始洗净铅华，关注平凡小人物的琐碎人生，思索家庭中的亲情关系以及人的生命困境，从而达到了这一系列作品的最高峰。《寒夜》刻画了四十年代国统区一个小公务员汪文宣一家的两代读书人，面对生活的压力，情感的纠葛、新旧价值观的碰撞、文化的两难选择，他们难以自拔，陷入到进退维谷的生命困境。

一

四十年代的陪都重庆，满腹经纶的教育系毕业生汪文宣一家生活困顿。经人介绍，文宣好不容易进入一家“半官半商的图文公司”，为了生活，他努力工作、忍气吞声、小心翼翼。可是，文宣的心里是“不平”的，满怀着“教育救国”恢弘大志的他，怎能甘于将生命消耗在校对“疙里疙瘩的译文”上？

“难道我的生命就该被这些纠缠不清的文字消磨光吗？就为了那一点钱，我居然堕落到这个地步！”

作为“读书人”，竟然“为五斗米折腰”， 这已经让他羞愧难当，更不要说奴颜婢膝地去巴结“连文章都做不通”的上司――“那些卑下的奉承话使他发呕”，但是，这点仅有的“气节”和经济的拮据更常常招来同事们的排挤和嘲笑，让他时时想甩袖而去。

显然，在文宣的身上，糅合着传统文化给予他的“读书人”的“操守”和“气节”与“五四新文化”给予他的“人”的意识。可是，动荡的时局摧毁了他的希望，不在这里忍受，他又该到哪里去呢？离开，没有出路，不离开，也没有出路，汪文宣只能整天生活在这忍受和挣脱的边缘，如坐针毡。

仰人鼻息的汪文宣在公司中战战兢兢，回到家中却仍然没有摆脱艰难的抉择。一直对他们的“同居关系”不满的母亲对媳妇横加指责,骂树生是儿子的“姘头”，认定她在外的应酬是“不守妇道”的表现。树生不能忍受这样的辱骂，于是，婆媳二人争吵不休，这让汪文宣左右为难，一边是守寡多年、含辛茹苦的母亲，每次看见母亲满头白发和冻伤的双手，汪文宣都满怀愧疚，这都是他的不是啊，是他没有能力赡养母亲，就算母亲说错了，他又怎么能责怪呢？一边是他深爱的妻子，为了这个家她一个学教育的人现在却要在银行里做这样的小职员，他心疼都不够，怎么忍心去批评她？传统文化教给他“孝”，既“孝”便要“顺”，他不可以批评母亲；“五四新文化运动”教给他“自由和平等”，他从内心深处鄙薄母亲的婚姻观念，也真心认为妻子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两种文化的对峙几乎将他撕裂：“他没有方法把母亲和妻子拉在一起，也没有毅力在两人中间选取一个。永远是敷衍和拖。”

可是，母亲和妻子对他的懦弱都很不满意，最后妻子失望地离去，汪文宣在痛苦的彷徨挣扎中吐尽血痰孤独地死去。

二

在《寒夜》中，巴金还塑造了一个独特的女性形象――曾树生，当年的她既是汪文宣生活上的伴侣，又是他精神上的知音：她与汪文宣同是上海某大学教育系毕业生，她藐视封建传统，大胆地追求自由与爱情，与汪文宣在心意相通之余不计较正式婚礼而同居，在他们看来，这是他们走出封建旧文化的一个象征。可是，社会的黑暗和生活的困难吞噬了他们的理想，也吞噬了他们的生活平静。为了补贴家用，她在大川银行找到了工作，虽然她并不喜欢这个工作，可它让自己实现了经济的独立，也找到了一丝生命的活力。可是，婆婆不断用“姘头”、“花瓶”、“不守妇道”作为武器来辱骂她，甚至当着汪文宣的面让她滚，丈夫却总是敷衍，这样的生活让她难以忍受。在这个家里，她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她为什么要牺牲自己的青春来和这个充满封建思想的“自私而又顽固、保守”的母亲争夺她的病入膏肓的儿子？

“我怎样办？……‘滚’，你说得好！我走我的路！你管不着！为什么还要迟疑？我不应该太软弱。我不能再犹豫不决。我应该硬起心肠，为了自己，为了幸福。”

切身感受曾树生的处境，就能够理解她离开这个家庭的渴望，她渴望爱与被爱，渴望自由，渴望独立、渴望平等，当年的她不就为了这些和汪文宣走到一起的吗？可是现在呢？当年的那个意气风发的男人早已不复存在，曾经拥有过的新生活也被汪母的刻骨仇恨所替代。这个家和当时“娜拉”逃离的封建家庭有什么区别？可是，汪文宣是那样的需要她，她难以忘记当年的情投意合，也很感激现在丈夫对她的好――那样的穷困中他还记得她的生日，还鼓励她去娱乐，他从不指责她一句，他始终相信她是个好女人。他病了，那么痛苦，她怎么能离开他？

显然，摆在树生面前的又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曾经作为他们思想武器的“个性解放”告诉她，当爱情消失的时候，徒留婚姻的外壳没有必要，她有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权利。可是，传统教育要求她对家庭要有责任感，不能撇下病重的丈夫远走高飞。走，还是不走，树生在矛盾中彷徨，看见文宣那痛苦的脸庞，她不忍离去，可是婆婆那仇恨的眼神又让她难以忍耐。她不愿“生命就这样平平淡淡一点一滴地消耗”，可又没有办法拯救这个家庭，只能在走与不走之间进退维谷。

在故事的最后，曾树生终于离开文宣去了兰州，可是她的心还在这里，她求他让她帮他治病，虽然陈主任倾尽全力追求她，她却始终坚守着清白。一年之后，她兴奋地回到重庆，迎接她的却是“一死俩走”的悲剧，强烈的愧疚让她痛苦不堪。但是，她没有勇气去寻找婆婆和儿子：“可是她能够找回她的小宣吗？她能够改变眼前的一切吗？她应该怎样办呢？走遍天涯海角去做那明知无益的找寻吗？还是回到兰州去答应另一个男人的要求呢？”

留给她的仍然是那个困难的抉择，她该怎么办呢？且不说怎么找，就算找到，她拿什么支撑一家三口的生活？寻找到小宣，她就得离开舒适的热闹的生活，就得挑起生活的担子，可是，离开了大川银行，离开了“花瓶”的职位，离开陈主任的追求，在这黑暗的社会中她该怎么生活？曾树生又一次陷入了进退维谷的人生困境。

三

《寒夜》中的汪母，同样是一个复杂的女性。她爱儿子、爱孙子，为了他们肯吃一切的苦，受一切的罪，甚至肯放下读书人的身份做一个“二等老妈子”；可对媳妇，她却百般挑剔，尖酸刻薄：“我如果是你，我就登报跟她离婚，横竖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的，她涨红脸生气地说：‘我十八岁嫁到你汪家来，三十几年了，我当初做媳妇，哪里是这个样子？我就没有见过像她这样的女人！’”

这不由让人想起《孔雀东南飞》，刘兰芝“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面对儿子的询问，焦母则断言“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多么相像的心态，多么相似的情境。可是两个老太太的处境却大相径庭。焦母不喜欢媳妇，她便可以对儿子说“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儿子稍稍表示一些抗争，母亲“槌床便大怒：‘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汪母呢？只能在怒极时才在儿子面前发几句牢骚,即使心里再恨儿媳，一旦看见儿子的眼泪，看见儿子痛楚的表情，她的恨便消失了，“她爱怜地望着他”。

焦母与汪母，同样的身份地位，为何表现截然不同？原因显然还是社会背景与文化差异。焦母处在完全的传统社会中，父权制赋予其以极高的地位。早在汉代，《大戴礼记》中就记载了“妇人七去”，其中第一条便提出：“不顺父母，为其逆德也”，及至唐代，《唐律》更将“七出”列入法律规定之中，其中亦有“不事舅姑”这一条，可见作为“婆婆”的焦母拥有着决定媳妇命运的权力，只要她不喜欢，就可以将媳妇休掉另娶。而汪母则处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四十年代，西方现代价值观、婚姻观已在年轻人之中有了一定的基础，婆婆生杀予夺的权力早已被剥夺，汪母无法左右儿子的选择。另外，焦母之所以能说一不二，还在于她拥有着家庭的经济大权，而汪母呢，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家里的生活甚至还要靠媳妇来支撑，她拿什么来行使婆婆的权力？

可是，汪母的观念和心态仍然摆在焦母的时代，在她眼中，婚姻应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岂可无媒无聘，更何况是不举行婚礼的同居关系？这个媳妇她根本就没接受过。其次，结了婚就该是“贤妻良母”，全力照顾丈夫、儿子的生活，而树生却打扮得花枝招展地上什么班，还跟男人去喝咖啡、跳舞，实在是有违妇德。第三，媳妇应对她毕恭毕敬、惟命是从，可现在自己每天却要反过来做一切家务，这让她如何受得了？

可见,汪母“希望恢复的，是过去婆母的权威和舒适的生活。虽然她自己也知道过去的日子不会再来，还是靠媳妇当‘花瓶’，一家人才能够勉强地过日子，可是她仍然不自觉地常常向媳妇摆架子发脾气，而且正因为自己间接地花了媳妇的钱更不高兴媳妇，常常借故在媳妇身上发泄自己的怨气”。

汪母是那样憎恨树生，巴不得立刻赶她走。可是，她没有权力这样做，社会文化已不再站在她这一边，儿子更不会听她的，她也看不了儿子痛苦的眼神，这让她烦躁异常，赶走她不可以，认同她绝不可能，汪母在自制的陷阱中不断挣扎，越是压抑就越需要发泄，她只好对媳妇冷嘲热讽，于是，争吵不断升级。最后，媳妇终于走了，可儿子也在绝望中苦熬，生命一点一点消逝，留给她的是无尽的痛楚……

结语

对于中国读书人来说，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是一个挣扎的年代。旧的道德观已在二十年代新文化运动的风起云涌中逐渐崩溃，新价值观的逐步确立却又被战争的阴影所中断，人们陷入到进退维谷的精神困境之中。而在国统区的陪都重庆，对自由的张扬开始慢慢被及时行乐的末世情绪所腐蚀，曾经的理想在社会对金钱畸形追求中慢慢变质。面对这样充满铜臭味、恐慌情绪的环境，汪文宣一家不知何去何从，读书人的理想和信念早已不堪一击，完全放弃读书人的操守深陷到社会的泥潭中去，完全舍弃传统观念而代之以现代自由观又是他们难以接受的，于是，文宣、树生乃至汪母，只能在艰难的抉择中消耗着脆弱的生命。■

参考资料:

1.巴金.寒夜.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2.巴金.谈《寒夜》.寒夜.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