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时代的握手

握手，这样一个极为平常的礼仪，如果在特殊条件下进行，这一握，甚至可成为历史性的、划时代的标志。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开始了一次他称之为“谋求和平的旅行”。11时30分，飞机平稳地停在候机楼前。机舱门打开了，穿着大衣的尼克松总统与夫人帕特两人走出舱门。按惯例，应该是随行人员先出现在舱门，而尼克松却早有安排，他让其他人员退后，自己第一个出现在舱门，他要人们看到中美领导人在第一时间照面的镜头。据基辛格在《白宫岁月》中的回忆，“总统决定，当他纠正这一失礼行为时（指杜勒斯拒绝与中国人握手），不能有其他美国人在电视镜头中出现而分散群众的注意力。罗杰斯（时任国务卿）和我留在飞机上，直到他们握手结束。”

在机场，总理站在寒风中，旁边有、李先念、郭沫若、姬鹏飞外长等中国要员。?尼克松走在舷梯上时，就开始鼓掌，尼克松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还。不等走下舷梯，尼克松已经微笑着伸出他的手，也迎上去，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足足有一分多钟。

会见尼克松 杜修贤摄

同的握手

为了这次空前的会见，摄影记者们也作了大量的准备。到场的摄影记者很多，大家都拍到了两国领导人握手的照片，但是时任新华社中央组驻中南海专职摄影记者的杜修贤却独辟蹊径，抓到了俩人的手尚未握在一起、但又迅即在握的瞬间。?就是这零点几秒的时间差，就是两只手之间这微小的间隙，使得这幅照片在无数的、平庸的握手照片中颖脱而出，成为经典新闻事件的经典新闻摄影之作。

杜修贤后来回忆说：

2月21日清晨，我被接到西花厅。总理的背影在前院弯曲的长廊里慢慢地移动着，又是一夜没睡。我说：“总理，今天中外记者一律拦在离飞机20米远的地方。”总理问：“你呢？你在哪儿？”我说：“我也一样，拦在远处。”总理又问：“有多少记者，挤在一起怎么照？”我回答说：“有100多个记者，我们搭了个阶梯式的架子，人在上面谁也不会挡着谁。”总理又问：“老杜，这次的接待方针知道吗？”我说知道，这次的方针是“不卑不亢”。

上午11点，尼克松的专机出现在北京的上空。和、李先念等领导人从休息厅走出来，跑道两面站着衣装笔挺的三军仪仗队。飞机还没停稳，所有的眼睛就都贴在了相机上。我用的是莱卡相机，还有一只长镜头。舱门打开了，尼克松满面笑容地走下了舷梯，他夫人穿的是火红的呢子大衣，我想，要是彩色胶卷就好了。

尼克松步子很快，一边招手一边鼓掌，刚踏上平地，手就伸向了两三米外的。100多部相机随即发出一片爆豆子般的声音。我回到社里，冲洗照片，放出后我选了两张，一是没握上手的，一张是握住手的。正好我去送照片时，在接见尼克松一行，我把照片交给总理，不出所料，总理也选了那张没握手的。

我拍完了接见尼克松和基辛格的镜头后就把胶卷送回新华社冲洗，我自己拿着总理选定的照片去主管宣传的那里审阅。“为什么会选这张呢？嘀咕着，最后说：“既然总理定了，就用这张吧。”第二天全国的报纸都发了这张照片，世界各国的报纸也用了这一张。后来《尼克松回忆录》的封底也用了这张照片。

会见尼克松 杜修贤摄

同的握手

据《中国外交秘闻》记述，和尼克松随后一同进入一辆挂着帘子的防弹高级红旗轿车。汽车驶进钓鱼台国宾馆后，在18号“元首楼”前停下，尼克松、基辛格和白宫来的人就住在这栋楼里。吃过午饭后，尼克松正准备洗个淋浴，基辛格突然闯了进来，气喘吁吁地说：“总统先生，主席想见您。已经来到楼下。”对于尼克松来说，与会谈是早有所准备的，但是没有想到会安排得这么快。

尼克松和基辛格在的陪同下，走进陈设简单的书房。在秘书的搀扶下站起来，面露微笑地迎接尼克松。当两人握手时，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随后，又和基辛格握手，并上下打量着，说道：“哦，你就是那个有名的博士基辛格。”基辛格连忙笑着说：“我很高兴见到主席。我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指定我班上的学生研读您的著作。”谦虚地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什么可学的。”尼克松连忙接着的话说：“主席的著作改变了整个世界。”说：“我未能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附近的一些地方而已。”

谈了其他许多问题后，尼克松列举了一系列需要共同关注的国际问题和地区问题，说：“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谈。我这里只谈哲学问题。”

这次谈话本来预计只进行15分钟，却谈了一个多小时。

经过多次的反复，两个长期对立的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终于在?2月28日在上海发表了著名的《中美联合公报》。强调指出了双方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友好来往的大门终于打开了。后来尼克松说，这次来中国的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而却说：“他改变了世界？我看是世界改变了他。”应该说，尼克松顺应了历史潮流有功绩。虽然后来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下了台，但中国人还是没有忘记这位老朋友，他在野之后访问中国时仍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关于这次历史性的会见，尼克松和基辛格都分别有长篇的回忆录，至今读来仍然引人入胜。关于这个过程的电影、电视镜头至今还经常出现，而人们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照片，恐怕就算这一张了。

杜修贤，1926年生，陕西米脂县人，1944年在延安学习摄影，1955年调新华社摄影部，1960年任新华社摄影部中央组摄影记者，1970年任组长，1972年任中央外事新闻摄影协作小组组长，拍摄过许多珍贵的中国领导人的照片，其中有许多是传世之作。出版有《杜修贤作品选》、《红镜头》（上下册）等摄影画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