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城”与“慢城”

有人说，“快”是一座城市特有的魔力。如果说“快城”是城市现代化的发动机，那么“快客”就是城市现代化的动力源。

很明显，人们已经看到了与城市化相应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转型的背景下，城市人口急速膨胀、人员快速流动等问题，尝试着思考城市是否能让生活更美好、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的问题。但是，在把“快城”“快客”定位为“发动机”和“动力源”的思路下，大家关注的可能更多的是城市发展的“记录”，缺乏的是一种对“快”的反思。

什么是“慢城”？简单说来，慢城运动是由多年前意大利发起的慢食运动发展起来的。“慢城”的出现也是追求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的产物。慢城运动对美好城市的理想是：“完美的理性城市以这样的方式设计，使效率、宁静、秩序以及居民的幸福最大化，而犯罪、混乱、肮脏、疾病等最小化。”

目前，“慢城”多半是欧洲的小城，人口一般不超过5万。“慢城”实施一系列城市规划，修缮公园、修复旧建筑，降低交通流量，行人多徒步或使用自行车等。另外，城内不能卖快餐，包括麦当劳、星巴克等连锁店和超市都被禁止。“慢城”致力于放大城市生活的优点，同时尽量减少传统的城市问题。在传统大城市和小的农村村落之间调整出大小适中的慢社区，在邻里熟络的安全社区生活和自由的城市生活之间寻求平衡。这一切都是为了回归欧洲中古世纪的生活速度，同时却保留现代文明的特色。

然而，“慢城”或慢速生活也不意味着“任何事情都要慢，越慢越好”，也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适合建成“慢城”。“慢城”给我们的启发主要是重新思考城市发展的速度问题，快与慢、时间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在当代文化中，存在着快慢时间之间的不一致。而在单纯追求效率、速度的现代社会中，成就的取得是以快时间吃掉慢时间为代价的。例如，社会的边缘群体，如外来农民工、低收入群体、失业者、儿童和老年人等，虽然他们构成了人口的重要部分，但他们经常被排除在快时间之外，因为他们大多不是“快城”中的“快客”，可能因此被“快城”所忽略，导致了在速度上的不平等，由此变成社会的不平等。而“快城”中的“快客”也因为长期生活在高速与高压之中，最后成为快时间的牺牲品。因此，如果我们不对“快城”进行反思，就可能会和美好城市、美好生活渐行渐远。

正如快与慢不是绝对的，“快城”与“慢城”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在规划城市发展时必须为“美好生活”建造必要的空间环境，发挥地方的特色和人们的创造性。例如，我们既要建造更高效的公共交通设施为去机场节省时间，也要为骑自行车的人留出必要的非机动车道。

实际上，在思考什么是“美好生活”时，我们已经在使速度慢下来了，就好像边走路边想事情，脚步就会不自觉地放慢。因此，有意识地放慢速度，为“快城”这个“发动机”擦擦泥、上上油，才能使城市与生活更美好。“磨刀不误砍柴工”“慢工出细活”就是这个道理。

在资本的逻辑中，是快时间吃掉慢时间，对于空间来说，就是快时间的空间消灭慢时间的空间。如果回忆一下原来的城市景观，一个重要的空间是工厂，而今，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中，工厂已经从市区逐渐消失了。随着市区的急速扩张，“城市包围农村”运动在静悄悄地进行着。几年来，我在从嘉定到宝山的校车上目睹了一片片农田上不断建起的高楼，一幢幢的农家小楼被夷为平地。

城市如果被资本的逻辑统治着，所谓最好的地段就会变成最赚钱的空间。既然房产已经变成了重要的“产业支柱”，那么，工厂、一般的民居、公共绿地等空间就会让位给房产。我们看到的是市区绵延不断的高楼，越架越高的道路。

在这一逻辑的统治下，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也都交给了房产。我们到上海干什么？很多人的答案都是：工作、赚钱、买房。“房奴”一词生动地表明了我们的身体如何被资本的空间所掌控，工作的强度、生活的质量、单身还是结婚、生孩子还是当丁克族等等，都跟有房无房连在一起了。

但资本的逻辑也会走到它的反面。如果“快时间”胜利了，我们居住的楼房下面就只剩下银行了，那条小街都变成房屋中介（现在只有几家），以便人们借钱买房。那么，住在这儿的居民应该去哪里买菜、吃饭？孩子去哪里上学？老人去哪里喝茶？

慢时间的消失也就意味着慢速空间的消亡，那么，这一街区的衰落是必然的――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结局。

我们被包围在快速的空间之中，金钱和成功似乎成了“美好生活”的代名词和唯一的故事，我们需要寻找另外的故事来讲述何为美好生活，慢速空间的保存与扩展才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摘自《“城”长的烦恼》上海书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