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根”与“翻身”: 第二次乡村变革后的精英再生产机制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3&ZD033)

［作者简介］ 1.韩福国，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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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化代际传承的视角

以上两种视角的“强结构主义，弱行动者”倾向往往会过多地强调结构的决定性作用，忽视文化的能动性。基于“机会流动论”，吴晓刚与吴愈晓从文化资本的视角透视农村精英的代际传承，认为新贵精英比传统精英更容易实现精英再生产，且两者的精英再生产路径也不尽相同［1516］。同时，吴愈晓以1996年“当代中国生活史和社会变迁”的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为书样，提出“精英文化的代际传承”观点：第一，“旧式精英”（新中国成立前的政治或经济精英）和“新式精英”（新中国成立后再分配经济时期的政治或经济精英）家庭背景的农民，改革开放后进入非农职业的概率都比较高；第二，在不同历史阶段，精英职业获得模式是不同的［17］。同时，在农村政治精英转变的问题上，性别差异依旧显著［18］。

郑辉与李路路认为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理论蕴含两个机制：精英排他与精英代际转化。精英排他机制是通过给予精英与非精英的子女截然不同的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来实现的，而精英代际转化机制则是指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在代际间实现了人员的自由交换。通过上述两种机制，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之间互相渗透，实现了精英阶层的再生产［19］。

（三） 研究评述与问题界定

综上所述，中国乡村精英的研究范式呈现出诸多特征：第一，经历了从宏观制度到中观阶层和文化维度的过渡；第二，呈现逐步实证量化研究的特点；第三，不再将乡村精英看作静态的结构分化，而是进行类型变迁的描述。这些研究路径在不断细化，然而无论宏观、微观，还是实证量化研究，都侧重于“面”的整体描述与解释，较少对乡村精英生产与再生产的内部机制进行分析。作为精英资源的文化机制如何在再生产中呈现出来，也缺少具体的细节补足。

笔者从微观角度切入，以长期嵌入式参与观察和集中深度访谈的方式，在对大量一手采访材料和研究对象的村委会现存资料档案整理的基础上，透视一个典型村庄的精英再生产机制，观察在市场经济发展影响比较显著的区域，乡村精英代际延续的可能的内在结构变迁。

三、 贫穷扎根问题： 新贵精英的生产与再生产

笔者调研的A村有1 442口人，土地1 872亩，位于鲁中山区，淄河北岸，北高南低，是典型的北方小山村。同时参照调查了该村西北角的B村（它与A村较近，远看似浑然一村），以及西邻的H村。囿于文章篇幅限制，许多档案资料的整理和访谈资料不一一列举。

A村经历了从传统农业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变迁。在公社运动与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改革后，该村两类精英群体的变化比较明显：第一类是新贵精英及其后代；第二类是传统精英及其后代。在以国家权力放松控制为主要特征的大背景下，传统乡村精英与新贵精英在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经济改革中各自进行着第三代精英再生产，其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那些被国家权力所“剔除”出精英行列的传统精英及其后代重新获得了精英地位，形成所谓的“翻身”现象对“翻身”的研究，可参见［美］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那些被国家权力录用的新贵精英及其大部分后代继续保持着精英地位，则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穷根”的诅咒。两类精英通过各自不同的精英再生产机制，建构了现代乡村精英结构。一般村民则较难进入乡村精英行列，因而当地村民称之为“穷根”，即“贫穷是会代代扎根的”。

（一） 新贵精英的“崛起”机制

A村新贵精英生产机制的最大特点在于他们通过掌握农村治理权力，使自身及其近支亲属进入与村庄公共治理相关的领域，从而谋得福利［20］，可以说，这类精英是通过历史特定时期的阶级划分积累了“第一桶金”。

A村第一任书记孙纪澄及其近支便是通过这种方式跻身于村庄精英行列的。孙纪澄在阶级划分的时候被划分为十分纯正的“贫农”，又因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很早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得以成为A村第一任村支书。而孙纪澄的近支亲属孙纪炳孙纪炳是孙纪澄的近支亲族，按照农村“五服”（一服便是一代）划分的习俗，两人具有同一祖父，在“三服”内。的情况则据村民说：“孙纪炳家那个时候穷啊，他爹早死了，只剩下他妈和他，家里是破草屋，没饭吃，没衣裳穿。但你看人家现在，家里有钱，儿子给镇长做秘书，还抱上了孙子。多好啊!”源自调研者于2012年7月25日对A村孙姓村民的访谈记录。

显然仅具备阶级成分还不足以使某一个人成为村干部，他也必须具有一定的个人基础。首先是敏锐的政治观察能力。孙纪澄在1951年成为A村第一任书记，不仅是因为阶级成分纯正，更重要的是其政治敏锐性较强。据村中与其年纪相近者回忆，此人在共产党刚开始主政村中事务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共产党将决定村庄命运。在其他人还在犹豫的时候，他就提出入党申请，成为村中同辈份中第一个入党的年轻人。他对村中的大小事务都积极参与，尤其是在与党相关的事务上，参与积极性很高。其次是具有较强的个人能力。孙纪澄有较好的口才，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所以能够打败竞争者而成为村中第一任书记，并连续担任此职务达八年之久，完成了向新贵精英转化的最重要一步。孙纪炳则具有非凡的处事与判断能力，虽然话不多，但话能切中要害这是笔者与孙纪炳多次接触所得到的观感，同时，许多村民也提到了他的这一特点。，能比较圆融地帮村民解决纠纷。他在处理村民纠纷时，不仅不明哲保身，敢于参与处理，而且能客观公正地既主持公道，还能为双方留足情面；在处理村际纠纷时，能照顾好A村村民利益，所以能够赢得A村村民的交口称赞。

此后，在他的“培养”下，直系子女以及一些近支亲族开始成为该村的“精英人士”。例如其二儿子孙赵产在1987―1990年间担任村主任；三儿子孙赵县本是村小学教师，现已调任区小学任教；四儿子孙赵据本是村卫生所医生，现已将村卫生所转化为其私人经营，原先的两名医生同事现在则成为雇员。

农村家庭、家族的资源配置具有经济和社会的双重性质［21］。孙纪澄就像一棵大树，提升了自己近支亲族在村庄中的地位，为实现精英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孙纪炳便是在其直接干预下，一跃成为村中最具权力与威望的精英。两人之间的年龄差距近三十岁，这在一定意义上呈现出“侍从主义”（clientelism）的政治特征［22］。孙纪澄对孙纪炳的提拔是不遗余力的：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就将其安排在村生产队中做事。1996年，又帮他成为村主任及村支书。

在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农村，“贫穷”一度成了新的政治资本［23］27。共产党的干部录用基本上是以意识形态为标尺，而阶级成分的纯正性构成了意识形态的外在表现，所以，被划分为“贫雇农”的村民成为村干部录用的主要对象群体。传统精英则与政治领域基本绝缘，许多以前一无所有的贫农阶层一跃成为村庄公共事务的决策者。其中，乡村中的公共权力的转换成为新贵精英的主要资源，这在案例中可以清晰地观察出来。同时，相关研究也发现，不少乡村新贵精英借助成为“村干部”而改变了整个家庭的社会地位于建嵘从抗争事件的角度揭示了这一过程，参见《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湖南H县调查》，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3期；《当前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载《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同时，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的研究结论。例如李连江、欧博文《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载吴毅主编《乡村中国评论》第3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8页；应星《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从“讨个说法”到“摆平理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A村历任村支书及其精英属性统计见表1：表1A村历任村支书及其精英属性统计表

时间人物精英类型凭借的主要资源1951―1959年孙纪澄新贵精英权力1960―1964年丁仪章新贵精英权力1965―1978年孙归川新贵精英权力1978―1995年11月宋佐华新贵精英权力1995年11月―2000年11月孙纪炳新贵精英权力+经济2000年11月―2008年11月李友求（）新贵精英权力+经济2008年11月―2012年11月孙纪炳新贵精英权力+经济2012年11月至今宋奔衢新贵精英权力+经济资料来源：研究者对A村村委会档案资料的整理，空缺的档案时间点是根据对多人的访谈资料整理补足的。（二） 摆脱“穷根”： 新贵精英实现再生产

在新贵精英的再生产机制中，经济收入、文化资源以及权力拥有是交织在一起的。例如，孙纪澄身为A村第一任村支书，拥有在村庄中协助政府进行“征购提留”的权力，还有一定的村干部补贴 目前政府对他的补贴达到2 000元/月，这在农村可是一笔不低的收入。。然而，他不再仅仅依靠政治权力资源，因为政治权力资源是有任期限制的，而且其公共属性无法令任何人长期占为私有。他不再仅仅将眼光局限于农村，而是积极地将后代推往城市，使他们实现非农职业化。所以，他将通过权力获得的经济资源投入到教育领域，使这些资源在其后代身上转化为文化资源，凭借文化资本进入城市。

新贵精英通过人际关系的协调和公共事务的管理，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村庄小共同体的封闭环境所带来的保守意识，而且在工作中更能体会到知识的重要性。基于管理公共事务中所积累的对知识重要性的认知，他们十分重视为下一代提升文化资本，这是天天“与黄土地打交道”的纯粹农业劳动者所缺乏的。孙纪澄不惜花重金培养两个孩子获得专科教育文凭（20世纪70―80年代，专科教育的花费大概要一年100元左右，这对一个小山村的村民来讲是一大笔钱），从而使三子成为小学教师，四子成为职业医生，实现了“旱涝保收”（村民对“吃皇粮”人员的形象说法）。

新贵精英的后代具有不同于前辈的特征：首先，他们通过文化资源积累了经济资源，而非直接利用权力资源。其次，受到第一代的熏陶，他们深知权力资源的重要性，也凭借自身的优势积极争取权力资源。孙纪澄的小儿媳妇积极竞选村妇女主任一职，并成功赢得一届选举。

同时，他们深知各种资源之间互融与交换的重要性。A村新贵精英“孙子辈”（第三代新贵精英）几乎完全得益于文化资源的助力。孙氏的后代中除小儿子的子女尚小外，大儿子的两个子女都已经接受大学教育；二儿子的女儿在山东青岛一家公司从事白领工作；三儿子的独子大学毕业后，应其父亲要求考取湖北省公务员源自调研者于2012年7月25日对A村孙赵县（孙纪澄的三子）的访谈记录。。孙氏的第三代孙辈完成了从农村村民向城市居民的蜕变，实现了第三代的非农职业化的身份转变。

因而，该村新贵精英的家庭经历了权力资源、经济资源及文化资源的交融互换。第一代新贵精英凭借自身的能力与政治敏锐性、积极性，依赖权力资源，积累了自身的财富，实现了自身从农村社会结构的底层到顶层精英的转变。同时，他们在村庄共同体公共事务的管理中提升了自身的识见、知识水平与知识意识。孙纪澄的小儿子说：“我爸经常在饭间对我们兄弟说：‘要想出人头地，就得长出息，好生（好）读书。’他很支持我们读书，这就是我跟我三哥是我们村最早去读专科的原因。现在看来，我爸的说法是对的。”源自调研者于2012年7月25日对A村孙赵据（孙纪澄的四子）的访谈记录。

为新贵精英的生产与再生产机制提供佐证的，还有A村的丁仪章。他们与孙氏三代之间具有大致的相似性。与孙氏的不同在于，丁氏第一代是通过服兵役获取自己的“第一桶”政治资本的。丁氏三代之间相对比较简单，所利用的资源交融互换相对单一：第一代直接通过权力资源将自己的儿子推荐到外区的工矿企业就业，从而转换为工人，呈现典型的时代特征。相同的是，到第三代的时候，丁氏像孙氏一样，都将权力资源与经济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源。丁氏的第三代子女中，其中之一通过服兵役入军校学习，现在在北京某部门工作；另外一个考上山东青岛海洋大学（现中国海洋大学），被选拔为国防生，现在湛江服役。

这种潜意识的、看似不起作用的以文化资本为媒介的家庭教育，大大提升了子女的知识意识与学习能力，使子女具有较强的接受与学习能力，且能较为敏锐地发现机遇并加以利用。宋槐的儿子回忆道：“村里供销社要卖的时候，我就看到这里可以挣钱。”笔者追问他为什么这么判断。他说：“这很简单啊，油盐酱醋茶，大家天天都得吃，这个生意什么时候都不会亏本。”源自调研者于2012年8月1日对A村宋佐命的访谈记录。他看到了商机，并适时将这个供销点买下做大，但这种头脑灵活并非生物意义上的“天生”，主要是在家庭教育中潜移默化的影响结果，是一种家庭“遗传”。因此，文化资源的代际影响是通过家庭教育中“言说”机制起了作用，类似儒家所说的“濡化”。“言说”可以使父辈的经验以言语或者文字的方式传递下来。传统精英的优势在于可以凭借自己的理解，将抽象的思想转化为外在的文字表达，从而对子女产生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例如B村王氏的第三代就说：“我虽然考上大学，但我的父亲并没有刻意地去管教我，与此相反，他并没有给我压力，而是讲：‘用不用功学习，你自己看着办。如果学习不好，你就像我一样，在家里下地干活，反正咱家里不缺锄头。’”源自调研者于2012年8月7日对王衮（B村王氏的第三代）的电话访谈记录。据他回忆，他父亲并没有说教般地去向他灌输“教育可以改变命运”之类的话语，更没有动辄棍棒教育，但这种具象的适合未成年人的话语比生硬的说理更能激发未成年人的学习动力。

与其他村民相比，传统精英可以较容易地利用“言说”机制的外在表现形式，营造家庭外在的学习平台来增强后代的学习能力B村王氏的第三代孙说：“我小的时候，我爸爸给我买了许多小人书，比如《西游记》、《水浒传》等等，我现在的关于中国古典文化的储备，基本上是从小人书上得来的。”源自调研者于2012年8月7日对王乾（B村王氏的第三代）的电话访谈记录。。而乡村底层村民即使有一些经验积累，但囿于文化水平低，无法将经验转换成恰当的言语传达给下一代，也就无法使下一代得到提升。在相对封闭的乡村社会，即使是一小部分经验得以传承，便可产生巨大的个人绩效差异。乡村传统精英通过“言说”机制重视文化资源，不仅使第二代子女得以“翻身”，并最终使大多数第三代子女改变农民身份，实现非农职业化。

2.再生产的外部结构：经济资源的重新获得

从村民个人的经历来旁观，这些村庄传统精英的子女头脑基本都比较灵活，善于经营。“”后，传统精英已近暮年，生理年龄决定了他们无法再做出一番事业。然而，他们的子女们却能够承接“言说”的家庭文化资源，重新跨入原先父辈在乡村阶层中的位阶：有的经营乡村小商品销售，有的因地制宜开展机械耕作，有的甚至开办工厂。他们对于非政治性的商业、经济作业较感兴趣，且能取得较好的经济绩效。这也回应了前面Nee的研究中的特权精英式微而新兴精英利用市场获得精英地位的分析。

还有一点值得强调的就是，他们也能够吃苦，比较勤劳。访谈中，村民们对他们评价较高，他们几乎不在村庄中的懒人行列，而被归入勤劳村民的行列。在父辈被打倒且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他们首先是靠自己的“聪明头脑”积累经济资源，这是他们与新贵精英子女的最大不同所在。在具有了一定的经济资源之后，他们供子女上学接受教育。这些家族的大学生比例相当高，仅就A村而言，2000年到2003年所有的大学生中，传统精英家族的后代占了50%，而且都是国家重点大学。这类精英的再生产机制被村民所羡慕，很多村民都讲：“你看人家的孩子多有出息，不是在城里工作，就是在上大学。”源自调研者于2012年8月1日对A村村民的访谈记录。

国家政治力量所引发的乡村权力调整在农村新贵精英的生产机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同时也导致了传统精英再生产机制的中断。但传统精英通过独有的“言说”机制――家庭的日常教育，保证了其后代学习能力的提升，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以及随后大规模的市场经济背景下，重新积累了经济资源，实现了第一代到第三代的精英再生产，实现了“翻身”，成为现代乡村精英。但与新贵精英相比，在传统精英再生产机制中权力所起的作用是比较弱的。乡村传统精英在经过历次政治运动之后，对公权力具有本能的恐惧感，并对政治持拒斥态度，他们和他们的子女政治参与意识不高。务实态度与对政治的疏远感使他们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经济领域以积累财富，投入到文化领域以改变命运。

五、 “准精英”： 一种新的暴力逻辑

虽然新贵精英使根植于传统农村中的“穷根”说不再是套在底层农村村民头上的“诅咒”，但许多研究认为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传统乡村的“二流子”，并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无论是新贵精英还是传统精英，他们所依赖的经济、权力及文化资源都是被公众所认可的。但在笔者调研的A村改革开放后也出现了一类比较特殊的群体――“二杆子”“二杆子”是山东方言，意为不务正业、寻衅滋事的人。或者“二流子”许多研究人员将这类群体称为“混混”。参见黄海《“越轨”与“自洽”的乡村“混混”――以湘南H镇的农村不良青年为实证分析对象》，载《中国青年研究》2008年第9期,第1932页；杨华《乡村混混与村落、市场和国家的互动――深化理解乡村社会性质和乡村治理基础的新视阈》，载《青年研究》2009年第3期,第19页；陈柏峰《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他们凭借暴力以及其他威逼利诱手段攫取资源，在乡村精英位阶上取得经济或政治地位，逐渐从乡村体制外力量转换为乡村精英结构的一部分。在全国各地的基层选举中，以宗族为外衣的“黑恶势力”或者说“准黑恶势力”也以此群体为一个重要的基础。这一群体逐步实现了经济富裕，成为乡村精英位阶中的“准精英”之所以用这一概念界定，是因为他们的生产机制尚不稳定，有待进一步观察，也希望有较好的概念来呈现这一群体的社会变迁。。

（一） “准精英”的产生

一般来讲，这类村民以使用私人暴力而出名。A村以宋奔衢与丁申贤为代表：他们身材比较魁梧，敢于使用暴力，同时比较讲义气，能够组建围绕自己的一个小“团伙”。基于这些特质，他们虽然不经常使用暴力，但长久所形成的威慑让村民忌惮三分。凭借这种暴力形成的“声誉”，他们能够在许多涉及村共同体的公共项目与工程中获得利益，更有甚者能够在乡村选举中获胜。

这类“准精英”一般都与村干部维持着紧密的私人关系：一方面他们可以从村干部那里得到一般村民无法知悉的信息，这些信息事关村庄公共工程项目；另一方面他们与村干部之间存在着利益共享关系。村干部身为公共工程项目的决策者，往往无法亲自承包这些项目，若能借助“准精英”的前台参与，则可将自身隐藏在项目背后而得以分享利益。这些村庄公共工程没有一般的村民参与，基本上都被“准精英”所承包，而村干部则有股份在其中。A村的自来水工程、路面硬化工程、水库整修工程、村宅基地开发工程，均由这些“准精英”承包实施。在村宅基地开发项目中，“准精英”首先通过内部交易形式获得所有宅基地，然后通过公开竞标的形式再将这些宅基地转手卖给普通村民，从而赚取差价在这些工程的实施过程中，“准精英”通过降低工程标准获取私利。例如在村庄的路面硬化工程中，他们减少硬化中的水泥成分，增加石子的含量，从而减少支出，获取差额。这些硬化路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已经开裂、破碎。村庄公共项目的质量低劣，多是由“准精英”与村干部的分肥机制造成的。。如宋奔衢通过承包村水库整修工程，在整修完毕后将水库承包下来，使其成为私人经营项目，开展养殖业。丁申贤则在村中经营一家餐馆，同时还非法经营砂石矿山A村多砂石山地，因为近来国家强调耕地与山林保护的重要性，所以禁止村民采挖砂石破坏环境。丁氏便钻漏洞，采取晚上采挖砂石、白天休息的策略赚取利润。由于耕地山地的集体所有制形式，加之他们的暴力特质，村民一般不去顾及这种吃力不讨好的“闲事”，因为他们并不是采挖自己的责任田。即使采挖到自己的责任田，村民也不是通过“举报”来解决，而是通过私下协商的方式，让“准精英”赔钱私了。由于这些“准精英”一般出手阔绰，村民也就不再计较。。他们有的也会踏足村庄政治领域，其中宋奔衢经过竞选还成功连任两届村主任。

（二） “准精英”的再生产： 一个尚未明晰的过程

之所以称其为“准精英”，是因为村民对他们取得精英地位的方式并不认同。当提到他们的时候，村民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说的是那个二杆子啊!”即使他们已经很少使用直接的暴力手段攫取资源，并在一定程度上使自身“漂白”，但村民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认同他们。以宋奔衢为例，他虽连任村主任，但村民在遇到需要解决的纠纷时，很少会找他作中介协调，仍然会去找村支书，却不理会他这个村主任。

基于村民的不认同，“准精英”们努力转换为为村民认同的真正“精英”。“漂白”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政治途径，另一种是经济途径。

当问到为什么竞选村主任时，宋奔衢说的是“官言官语”，即“为村民干点事”。然而其他村民都会这样评价：“村里那点油水都让他捞光了。”源自调研者于2013年2月份寒假期间的访谈记录。但他们也期望通过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在服务村民的过程中，取得村民对自己的良好评价，将自身非正常“起家”的历史“漂白”。自从当上村主任后，宋奔衢一改自己的“二杆子”作风，温文尔雅地与村民交往。在每年农历大年初一会去比较重要的村民家拜年，这在他没有担任村主任时是不曾有过的。丁氏则通过经营正规餐馆的方式，将自己非法经营砂石得来的财富洗白。他在经营餐馆时一改原来的作风，通过公道实在的经营方式在村中获得了一致好评村民的结婚、庆生及孩子贺喜等宴请一般都去丁氏所经营的餐馆，生意比较兴旺。，这在一定程度上改观了村民对他的印象与评价。

由于这些“准精英”是市场经济后的第一代，其再生产机制尚未呈现出来。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出现的“二流子”攫取村级党组织的现象似乎让这一现象并不孤单，在一定程度上，前述的新贵精英也有许多出身于此参见《整党典型经验及其附录“人民日报相关参考资料”》，1948年4月整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电子书，marxists.anu.edu.au/chinese/。。而陈思和、程娟娟等人通过对时期文学素材的分析揭示，革命后的农村掌权者有许多都是“痞子”（“混进干部队伍中的坏人”），即农村的“流氓无产者”，而非典型的“贫苦大众”［2728］。从中“贫农团”的材料可以发现，很多所谓的“贫农”也是传统农民界定的“二流子”［29］。

从一定意义上讲，“准精英”的生产路径是无法复制的，因为性格与体格的遗传具有不确定性宋奔衢的儿子体魄还颇魁梧，然而丁申贤之子却体态纤弱，大异于其父。，并且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遵循“父死子继”，而是遵循优胜劣汰的能者继承规则，这加大了“准精英”的后辈复制父辈的困难。同时随着社会不断进步，法治日渐完善，日后想凭借暴力攫取资源获取村庄精英地位将更加困难。

六、 结论与讨论

基本完成后，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的变迁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农村新贵精英的崛起与传统精英的衰落。在本文所调查的案例中，农村新贵精英打破了“穷根”的诅咒，实现了生产与再生产；传统精英则实现了“翻身”，实现了精英的代际传承与非农职业转换。正如布迪厄所说：“并不是所有的行动者和所有的群体都以同样的方法和同样的程度来使用他们可支配的所有再生产策略，每一个行动者或群体真正投入使用的再生产策略体系在每一个情境中都取决于他所拥有的资本总量，尤其是取决于他的资本结构。”［30］因此，虽然多数后代成为第三代村庄精英，但新贵精英与传统精英的再生产机制是不同的。

在本研究案例中，一个不同于其他文献的现象与机制逐步呈现出来（图1）：新贵精英与传统精英的再生产呈现出趋同化现象，即无论是以权力资源累积经济资源得以再生产，还是以自身能力积聚经济资源实现重新精英化，新贵精英与传统精英的子女都获取了精英的位阶，他们竭力使自己的子女获得教育机会，以文化资本实现子女职业的非农化。在这一过程中，显性的经济与权力资源累积是一方面，而隐性的“言说”机制的传承也不容忽视。

图1乡村精英再生产的机制和路线

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选拔，新贵精英从底层村民被录用为农村干部，成为乡村权力拥有者，凭借乡村公共权力行使积累了经济资源。新贵精英的第二代利用丰厚的经济资源获得接受教育的物质保障，以较高的人力资本获取经济资源。在父辈的影响下，他们积极参与乡村公共职务的竞选活动，力图维持权力资源的延续。

传统精英的第二代子女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凭借自身能力积累了经济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了再精英化。他们之所以能够比那些一直被“穷根”缠绕的底层村民更容易实现精英化，得益于文化资源在传统精英再生产中的“言说”机制的作用。

案例村庄中两类精英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与公权力做出的制度性选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不过新贵精英是积极地利用这些制度性选择，而传统精英则是借助市场经济的条件绕开了乡村的公权力。但在第三代子女的再发展方面，他们的再生产机制却共同趋向利用文化资源文化资源对再生产机制的影响在发展中国家非常普遍。参见L.Weis,″ Education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Inequality: The Case of Ghana,″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Vol.23, No.1(1979), pp.4151。，实现非农职业化身份。这不仅是中国农村城市化所带来的大势所趋，也是农民城市化路径的必然选择。不过，需要保留的是，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且离城市较远的大多数农村，精英结构受进城务工的人口流出影响较为明显，这则是乡村精英再生产机制中另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和领域。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这一观察带来更为严峻的议题：中国乡村精英生产与再生产机制会受到何种社会要素的影响？在教育资源日益向城市倾斜的情况下，底层村民能否打破“穷根”的诅咒，实现精英梦关于中国与越南的比较研究发现，政府政策向乡村精英倾斜，乡村精英在利用国家政策的过程中更占优势。研究者将此称之为“支持强者”（wager on the strong）。参见H.van Luong & J.Unger, ″Wealth, Power, and Poverty in the Transition to Market Economies: The Process of SocioEconomic Differentiation in Rural China and Northern Vietnam,″ The China Journal, Vol.40(1998), pp.6193。？底层村民与精英们要实现或维系精英化，是否必须依赖提升文化资源路径，即通过接受教育提升文化资源，从而提升人力资本，并最终实现非农职业化身份？这些都影响着中国现代乡村的治理和国家政策的供给，需要进一步观察。

（依照学术规范，文中人物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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