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消失的教会大学

时至今日，提起中国的教会大学，很多人都会混沌一片：“燕京大学？不就是北大吗！？”、“圣约翰大学？美国纽约那个啊。”“东吴大学？听起来感觉在华东地区”……但提起这些学校的校友，几乎无人不晓：冰心、费孝通、金庸、林语堂、荣毅仁、贝聿铭等大师级人物都曾在教会大学求学。从19世纪末成型至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被撤销，教会大学的历史不够一个世纪，却为中国教育现代化乃至国家现代化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34年，正在美国筹款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收到学校消息：燕京大学的很多学生参与反对对日不抵抗政策，纷纷南下请愿示威。学校请求校长返华处理。

司徒雷登匆忙返校，碰巧遇到南下请愿的学生返校。他们做好了受校长责备的心理准备，谁知，司徒雷登沉默了两三分钟，说：“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大的学生可来南京请愿了么？’他们回答我说，燕大学生大部分都来了。我听了之后才放下心。如果燕大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学生感动得热泪盈眶。

在中国大陆，教会学校曾长期被冠以“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碉堡”、“洋奴教育的场所”此类恶名……

教会大学的确是中外不平等条约的产物：1868年《中美蒲安臣条约》签订，允许美国传教士自由进入内地传教与办学。1879年，第一所教会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创办，此时离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北京大学的创办还有19年。

与公立学校和其他私立学校相比，教会大学的环境更为宽松自由。他们受外国教会资助，具有独立管理体系和经费来源，许多被当局禁锢的思想得以萌芽发展。再者，创办者传播基督教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闭落后的大环境中，开辟了一扇窗口，学生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得以塑造和培养。

校长亲自当学生证婚人 名师家中设宴待客

教育不是靠讲大道理或做大报告，而是身教重于言教，在校园日常生活中“润物细无声”地影响学生。师生关系融洽、氛围轻松、思想自由是教会学校的共同特征。

1920年，蔡元培主持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与燕京大学的合并仪式，曾笑称其为教会男校与女校“圆房的婚礼”。作为男女校合并的成功典型，燕大人彼此的一个默契是，为年轻恋人留出一块不容他人涉足的“Legation Quarter（租界）”。“校花校草”这些当今少男少女们津津乐道的八卦话题，早在他们爷爷奶奶那一辈就已深入人心。司徒雷登曾一再在自己家中为恋爱成功的学生举行结婚仪式，亲自担任证婚人。

男女合校是教会大学对中国女子教育做出的一个重要贡献。正如高厚德所说：“这种彻底的合并，启发了女生的智慧，扩宽了她们的思维，她们的国家观念、社会观点、生命哲学以及职业都受到男女同校的大学生活的影响。”

中国文学批评家郭绍虞担任燕京大学国文系系主任时，常在朗润园的家中招待客人，由此作为探讨学问的一种方式：“郭府地处幽静，加上主人的高雅，不知道吸引了多少学生、教授、外宾。一时郭府成为学术交流的重地，交际活动的中心”。郭师母显然是烹饪高手，“拿手的江南糕点，脍炙人口，苏州水饺，尤名噪燕园。”每年圣诞之夜，都会有许多人前来光顾，直到吃光为止。曾在燕京大学任教十年的冰心回忆，“那几年的教学生涯，最使我眷念的是，学生们和我成为知心朋友，那时教师和男女学生都住在校内，课外的接触十分频繁。 ”

“休戚相关，苦乐与共，亲爱之情，盎然四溢”，历史学家张宪文先生也如此描述那个时代金陵大学的师生关系。正如金陵女大校友，金融学家刘德芳所说，一个人的青年时代能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对于培养他的自尊、自信、自强不息的精神肯定是有好处的。”

毕业论文不合格不能毕业

据说当年燕大有个独特的“新生仪式”――拉黄包车：刚入校的新生得用黄包车拉着高年级的老生在燕园内或海淀周围走上一大圈。当那些从小娇生惯养、手无缚鸡之力的新大学生出了一身大汗，稚嫩的手掌上长了几个血泡时，倚老卖老的坐车老生才会心满意足地笑逐颜开。这个仪式的目的是让新生们意识到读书、做学问也像干体力活一样，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

诚然，在教会大学中，与轻松宽容的校园氛围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严选择、高淘汰的教学管理制度。这些制度均参照欧美大学，较之于国立大学和其他私立大学，要求更严格。其着眼点主要在于保证所培养的学生能够在动荡的社会中立足，进而以良好的形象，影响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一位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如此回忆当年的学习生活：7年灯火、每周40小时的包工式的课程……令人一进医学院的门就开始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他们学院规定，凡预科学生，化学、物理、生物、英文四门主科中有一门不及格便不能升入医科和牙科。医科和牙科的正科学生在第一学期学习这门主科时，如果有两门不及格不得升级。政正科二年级学生在所学习的6门课中，解剖课不及格不得升级。正正科三年级和四年级学生必须分别进行15门课程和10门课程的考试。

华中大学要求学生用一年时间撰写毕业论文，即使总考试成绩合格，论文没有达到规定水准，还是不能毕业；金陵大学各院系每年的毕业率仅为50%左右；沪江大学 1925 年的统计表明，该校仅41%的一年级学生能读到四年；1937年，43名燕京大学学生因成绩欠佳而被劝退……

与此同时，教会大学普遍对成绩较好的学生给以包括高额奖学金、毕业留校任教、优先派选出国留学等奖励。

网罗学术明星 观点兼收并蓄

黄卓是燕园有名的左倾教授，他在经济系开“社会主义”课，讲《资本论》，有一次他问“看过《资本论》的请举手”，结果没有一个人。他摇头叹息：“《资本论》都没有看过，主修什么经济系！”下课后，学生都抢着去找《资本论》了。

当时教会大学几乎网罗了中国近现代的大师级学者，是今天中国的任何一所大学都难以望其项背的。

司徒雷登说：“我的任务是让老师尽可能自由地去从事他们的工作。”独立报人俞颂华1947年在评价长期担任燕京哲学系教授的张东荪时说过：“他在燕大讲学，燕大校长司徒雷登崇尚自由研究的学风……不仅在讲学上不受任何的拘束，并且他可放言高论，无论在口头上或文字上都可以发表其独特的见解，即使不为一部分人所谅解，但校长不但不加限制，且予以保障。”

此外，燕京大学经常邀请一些中外知名学者到学校发表各种见解，胡适发表过“读书救国”的演说，梁漱溟不予余力地鼓吹过“乡村建设”，李达宣讲过“唯物辩证法”，吴晗揭露过统治的黑暗。有人曾无不夸张地说，在一些教会学校里，只要你愿意，既可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也可以宣传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学说；既可以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也可以鼓吹“三民主义”。另外，“外国大学”这块招牌的特殊保护作用也使教会大学的师生在历次民主运动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即使是教会学校的问题，司徒雷登也表现得极其宽容：“它必须是一所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大学，允许自由地讲授真理，至于信仰或表达信仰的方式则纯属个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