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二老(上)

我不知这位被毛戏称为“张飞的后代”、连都要讨好她几分的“小张”，与此时返朴归真之张玉凤，有着怎样的区别。百闻不如一见，至少澄清了个别无聊的传闻,改变了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

文老未习武，武老却能文。

文老姓冒，名舒①，是元朝镇南王脱欢帖木儿（一说中书右丞相脱脱）的苗裔，明末“四公子”之一冒辟疆的后代，其父冒广生（鹤亭）②是一代诗词大家。舒以倜傥风流的世家公子，蜚声文、剧、影坛，又服务于金融界。据他说，自己曾秘密加入共产党，又为了革命工作需要而加入；革命成功后，却忘了需要证明自己的党籍。

武老反倒姓文，名强，是抗元的南宋大忠臣文天祥第23代孙，出身缙绅世家。他早年投身黄埔军校、先后加入了共产党和，参加过北伐和“南昌起义”，曾担任中共四川地下党的重要职务，后因党内斗争脱党；从事一段新闻工作后，进入军统局成为要员，官拜中将；国共内战中被俘成为战犯，关押26年后特赦。

二老皆出身世家，从家族史上看，以征服者入主中原的冒家，到了明代仍入仕，明末与汉族一道抵抗过女真人，有清一代至民国，仍世代为官。文家在元朝想来不会事外族，明代曾否入仕不详，但在清朝出了两位“上大夫”，清末民初出了革命党。

谁也没想到，这对从老祖宗算起分属敌对阵营中的文武二老，都有兼跨国共两党的经历，晚年则与我这晚辈同席说古。

【初识舒盘掌故】

我的朋友徐女士，是一位成功的典型上海女性，善生活，喜交游，爱美食。其父早年服务于银行界，过世多年，女士事母至孝，朋辈皆膺服，俨然“大姐大”。上世纪90年代中，曾一度轮流做东，吃遍京师各路名馆。

某日女士来电告我：“我爸的老同事冒舒先生想见你，他认识你爸。”舒老的文章我已读过不少，特别是那篇他1957年陪其父晋见，窥见“反右”雄文文稿的故事，印象至深，于是欣然同意。

约好日子之后，我偕女友在徐女士陪同下，前往海淀双榆树南里老人家中。这是那个年代设施较好的一座居民楼，记得侯德健也曾在此楼居住过。

舒老的家在一层，陈设简朴，无富贵气象。唯四壁书橱及案头文稿，透露出书香门第的渊源。老人年过八旬，清癯儒雅，华发童颜，皱纹很少，头发和唇上的一字须，都梳剪得十分整齐。他一见我面就说：“你长得很像令尊。”其声低而绵，肺气似不足。这副典型的江南才子相，怎么也想象不出他的草原民族血统。老人坐在他专用的藤椅上，开始打开话匣子……

我此前一直不知道他是何时与父亲相识的，只是想当然地认为，两人都曾服务于银行界，必定有相交的机遇。不待我发问，老人自己就翻开了这张牌：

建国前夕我到北京，被中国人民银行聘为专门委员。那时令尊和沈志远、千家驹应南汉辰之邀，担任人行的顾问，办公室相邻；他们地位比我高，好像每人有单独的办公室，我们专员则是数人共用一间。

接下来他谈起1949年5月攻克上海后，陈云为解决上海粮食和燃煤危局而召集的一次紧急会议的情况，后来被我记入一篇怀旧文章。老人说，陈云是他认识的共产党领袖中最谦虚者。我请他举例说明，他说陈云没有架子，不像有的人不懂装懂，有不明白的问题能够不耻下问，所以大家都愿意帮忙。记得初次开会与专家们见面时，陈云在开场白中说：“我是个‘土包子’，比如这个电话机怎么打长途，我还弄不懂呢！各位见多识广，很多经济上的工作都要向大家学习……”

听舒老如此说，我当时有些奇怪。那个年代领导人自称“土包子”者，往往带有革命的自豪感，甚至含有对知识分子的蔑视。后来读到了陈云自述夜请我父亲给他讲课的一段文字，看来他对专家们的表态是实在的，既非自傲，也非客套。

当日老人送我一册《扫叶集》，是三联书店刚再版的。他堪称硕果仅存的掌故家，如同一本历史活字典，凡我问及的遗闻逸事，像如皋冒家与淮安周家的世交关系，他的少年同学蒋纬国、荣毅仁、唐纳以及影剧名人胡蝶的往事等，无不娓娓道来，条理井然。当时正是商品大潮风起云涌的年代，很少有人关心那些消逝中的往事，像我这样一位关心历史掌故的晚辈，是他可以倾诉的对象，可惜我当时还不是很理解老人的心情。

舒老已从人民银行离休多年，夫人诸玉女士是友谊医院的退休医生，女儿已定居澳大利亚。老夫妇的日子既不穷，也不富，只是比较落寞。舒老爱说爱写，谈笔耕两不误；老夫人不爱说也不写，仿佛资源都已被夫君占尽，她只是个沉默的影子。

老人好交游，后来隔一段时间就会打个电话来，小心翼翼地问我是否有时间，他想请客吃饭。从电话中可以猜出老人内心孤寂，却又怕打扰人的踌躇，我从来都欣然应邀，开车去接舒老夫妇，并抢着做东。但有些特殊的日子（比如他过生日），老人是坚持自己付账的。每次出门宴饮，老先生必定穿戴整齐，头顶贝雷小帽，手拄文明棍，十足的名士派头。

【相约探访张玉凤】

我自问疏于交际，因此错过不少向前辈请教的机会。舒老视我为忘年小友，由此成为其“夹袋”中之一人，他喜欢把我引见给自己的朋友，也会推荐一些特殊的人物给我。识天下人物而绍介之――这是老人的一大乐趣。

1998年3月，舒老来电话说，他想邀张玉凤女士吃饭，问我是否有意前往。我心中有些诧异：老先生真是交游广泛！他知道我对历史的兴趣，或许是有心安排？

我知道张女士受党教育多年，断不会随便向人透露秘辛。其实在文史研究者视野中，历史人物无分尊卑贵贱，皆“素材”也。抱平常心一起吃顿饭，有何不可？便回答说：“还是我来请客，到时候去接您。”

舒老在1937年和1957年，曾两次访问。第一次是作为记者身份访问延安，写下轰动一时的《边区实录》，连载于邹韬奋主持的《抗战》杂志上，对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司法制度以及民众运动等方面的情况作了系统报道；第二次是因尊人冒鹤亭老先生来京，久慕其名，读了鹤老在报上发表的整风意见，托约老先生到中南海叙谈，舒陪同父亲前往。当宾主纵论词章、谈笑风生之际，这位不安分的公子，无意中窥见一个绝大的机密：邻座者手握毛批改得密密麻麻的一束文稿，标题竟然是“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

当日主人敬老尊贤，执礼甚恭，临别问老先生可有一言相赠，鹤老坦言：“现在党内正在整风，我是经历过几个朝代的人，共产党能把中国搞得这样强大，譬如一头雄狮，身上也不免长几只虱子。古人云：虮虱虽小，为害亦大焉。可得提防呀！”毛连声说：“讲得好，讲得好，我一定记在心里！”主人亲自送父子二人上了汽车，还用手遮住车门上框，以防鹤老碰着头。

领袖接见后不久，“反右”狂潮便迎头砸来，鹤老仅以身免，儿子舒却遭灭顶，堕入他所说的“拔舌地狱”，晚年方成“出土文物”。那段“惊鸿一瞥”的新闻，过了很多年才被他写成旧闻爆出。我曾问过舒老：当时您怎么会注意到那篇文章？他答：你别忘了，我是新闻记者呀！我开玩笑说：事有先兆，那日有主席以巨手保护，鹤老先生没碰着头，可舒老您就碰头了！

3月12日下午，偕女友如约接上舒老（老夫人不愿去），驾车至西黄城根国管局家属院内停车。老人打了一个电话，张玉凤的夫君刘爱民先生便下楼来迎接。刘先生身材魁梧、浓眉大眼，一看便是位厚重的北方汉子。我们登上一座普通的砖砌单元楼房，张女士及小女儿已在家门口等候。

舒老事先曾向张玉凤通报说，要带干女儿同来，见面时张看着我女友说：“你有这么漂亮的干女儿！” 给人的感觉很是随和亲切。她当时已55岁，但保养得很好，肤色白皙，看不出有任何化妆，短发修齐，鬓角略有白丝；身着藕色圆领羊绒衫、米驼色裤子，与肤色、发色颇为和谐，整体感觉干净明快。

张女士搀扶着舒老，将我们延入客厅坐定，又忙着上茶。从搀扶老人入座到上茶，我感到女主人确实训练有素，所有动作都十分自然而又到位，不愧是做服务工作出身。记得在途中舒老就谈及，他与张女士是在去内蒙参加一项活动时认识的，她很会照顾老年人。

舒老向主人介绍说：“这位是章先生，他父亲是的老朋友。”父亲有与共事的经历，1957年受到毛的点名批判，是大家都知道的。记得有次在余秋里家，饭桌上他像考核干部似地问我：“你爸爸对的看法怎样？”“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这回我不清楚舒老事先是怎样通报的，便没有解释两人是怎样一种朋友关系，张女士也没有问。若论个人结局，刘少奇、、等中共开国元勋，则比父亲更惨烈。史家不以私见而废公心，我自问对的心态是平和的，无非是实事求是，将神还原为人而已。

我们参观了一下房间，一套普通的三居室住房，室内简朴洁净，一如其主人。张玉凤说，这是她与老刘结婚那年，分配给他们住的；室内有两只从中南海搬来的老式书柜，是当时送给他们的礼物。她说自己跟随主席多年，这是老人家留给她的唯一纪念。书柜里和茶几上，有几套线装本的诗词、楹联集，还有一些宣纸的字卷，看来张女士受老人家熏陶，对诗文书画亦有爱好。

墙上悬挂着启功的一副书法，是杨慎那首传诵千古的《临江仙》：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在这种场合重读这样词章，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更令人联想起元稹的《行宫》诗……

我注意看了看墙上的全家福照片，当时大女儿四五岁的样子，小女儿才两三岁，被爸爸抱在怀里；两个女孩的面庞眉眼儿，与老刘像一个模子里活脱出来的。还有一幅张玉凤在东北拍摄的近照：山野白雪皑皑，她身着军大衣，红贝雷帽配红围巾，玉树琼枝下红装素裹，看上去依然青春美丽。

张女士待人谦和而又大气，分寸把握得恰到好处，令人丝毫感觉不到分寸的存在，从语言到声调，都显得毫无做作。书桌上放着一本笔记本，女主人见舒老有兴趣，便大方地打开让我们浏览，里面似乎是她抄录的一些诗词。女友认为她的字像“毛体”，我倒觉得有点像的字体，但比“江体”娟秀，仍属于“秘书体”一类。

刘先生当时在铁路部门担任处长工作，而张女士则刚刚退休。她退下来后一点不寂寞，很多怀念的人，将对老人家的感情移至他身边的人，因此经常有各种邀请。我们谈到写回忆录的话题，她说现在还不能写（与组织上有约定）。我说：时间长了记忆难免淡漠，现在不妨自己先慢慢写，写完了也不必忙着发表，只要记录下来就好。她不置可否，我也没再多说。

闲谈了一阵，便邀他们一家三口（大女儿当时已在国外留学）吃饭。张女士换了衣服，我与刘先生分驾两车，齐至光华长安大厦的“夜上海”餐厅共进晚餐。那晚烫了一壶绍兴老酒，其乐融融地叙些家常，谁也没有涉及敏感的话题，一如我所预料。舒老特别欣赏这里的红烧狮子头，说下次还要来吃。我再次注意到，老人用餐时，张玉凤照料得十分周到。

宾主尽欢而散，我送舒老回家，归途中老人略显得意地发感慨：“怎么样？不简单吧？到底是调理出来的！”舒老一生阅人多矣，我看得出他欣赏张玉凤，遂戏曰：“您今日也享受了主席待遇。”

我不知这位被毛戏称为“张飞的后代”、连都要讨好她几分的“小张”，与此时无权无势、返朴归真之张玉凤，有着怎样的区别，但看得出她对长者有一种朴素的尊敬。同时也觉得百闻不如一见，至少澄清了个别无聊的传闻，令我改变了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

应当承认，虽人各有命，但文人舒的欣赏不无道理，与雄主所见略同。

（待续）

（作者系近代史学者）

① 冒舒（1914～1999），笔名舒，江苏如皋人，出生于温州，蒙古族。曾从事话剧演员、大学教授、编辑、记者等职业。1948年后，任中国人民银行专门委员、《中国金融》总编辑、《大公报》金融周刊主编、金融研究所研究员。著有《精忠报国》、《天日昭昭》、《董小宛》、《北京城的故事》、《浪淘沙》、《李白与杜甫》、《扫叶集》、《万里风云》、《京华见闻杂记》、《愚昧比贫穷更可怕》、《谈天说地》、《饮食男女》、《孤月此心明》、《微生断梦》等。

② 冒广生（1873～1959年），字鹤亭，号疚斋，江苏如皋人，清光绪二十年举人，曾参加过活动。曾任清朝刑部郎中、北京五城学堂史地教习、农工商部郎中。民国时，历任财政部顾问、农工商部全国经济调查会会长、江浙等地海关监督、外交特派员。抗日战争时期居上海，从事经史词曲研究，著述宏富。抗战之后居南京，应聘为国史馆纂修，起草人物列传多篇。1949年后转居上海，受聘为上海市文管会顾问。遗著有《京氏易三种》、《大戴礼记义证》等，并校释刻印古籍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