巢湖汉墓出土的两件玉卮

卮是战国、两汉时期流行的一种实用饮酒器,其形制一般应由器盖与卮体两部分组成,卮体圆筒状,直壁,深腹,平底,三矮足,体中部一侧有环状扳手。玉卮是卮类器中最珍稀昂贵的奢侈品,目前见于著录的汉代玉卮仅有6件(孙机先生认为战国、两汉出现的一类器型类似于现代高脚杯的玉酒具也应称着玉卮,此类器不在本文讨论之列),其中5件为出土器、1件为故宫传世器。安徽巢湖北山头一号汉墓出土的2件玉卮,则是同类器中构图最繁缛考究、雕琢工艺最精细复杂、文化内涵最丰富的经典之作。该墓出土了41件完整的珍贵玉器,其中两件罕见的玉卮出土于墓葬的北边厢内,现收藏于巢湖博物馆,介绍如下。

一、器型、质地与纹饰

巢湖北山头一号汉墓出土的两件玉卮形制、纹饰不同,分作两式介绍。

A式:由一块整玉雕琢成型,出土时无盖,青白玉质,局部有灰白色沁斑,器作圆筒状,直口,平沿,深腹,三矮足。器表用线刻、浅浮雕、高浮雕、透雕等多种技法雕琢复杂图案。一侧雕琢“螭虎座凤鸟衔环”图式:凤鸟面阔、双目圆睁、直鼻、厚唇、竖冠耳内撇,昂首伫立,口衔绞丝纹活环,两翅舒卷外展,两爪踏在螭虎腰背部,长尾弯曲分三岔向三个方向作大弧度外卷(图1、2、5);螭虎硕大的头部奋力侧昂,颈部长而粗壮,前肢伸展,后肢屈蹲,张口露齿,双目圆睁,作后体弓屈蓄势欲行状,绞丝纹长尾夸张性上翘外卷,形体尽显孔武雄健之势(图1、5、6)。另一侧透雕一熊,以熊身作环状扳手。熊头肥硕,大圆眼,鼻上翘,嘴扁宽,头顶鬃毛上卷,两鬓鬃毛长而宽厚,两前肢一肢奋力上举、一肢右弯置于腹部,两后肢一肢奋力后伸、一肢前屈,怒目侧视,形态作夸张性扑击状,绞丝纹长尾亦向外翻卷(图3)。卮身外壁至上而下由六周环带状宽弦纹将浅浮雕地纹分作五区:第一区为勾连兽面纹;第二、第四区为排列规则的勾连云纹(图2、3);第三区为夔龙纹,此区除地纹雕成夔龙纹外,自近螭虎端又向两侧对称伸出两组由浅浮雕向高浮雕渐变的硕大夔龙纹,此夔龙纹自第三区折而竖直下行,延至第五区又折而右转前伸,然后渐趋突鼓、膨大、弯曲向上作漩涡状内卷,形成高浮雕的夔龙尾部(图2)。此两组高浮雕夔龙纹对称置于螭虎座凤鸟衔环组图、熊状扳手组图之间,四者构成了水平高差有别、垂直四等分器表空间的错落有致的生动组图;第五区为三只站立的长尾凤鸟纹。外底部以两周弦纹圈带界隔将阴线刻图案纹饰分成三区:中心区阴刻三组变体卷云纹,每组卷云纹首端又以细阴线刻出变体菱形网格圈纹,三组几何卷云纹绕中心区同向旋转,共同构成一幅完整生动的漩涡纹图案。外侧边缘区三等分阴刻三组菱形纹和三角形纹(图4)。器底置熊首座三矮足,熊首肥硕扁宽,顶部饰火焰纹,变形呈角状的两耳长而尖向内卷,“臣”字形大眼,短鼻下刻绘弧状两孔(图2 、3)。整器造型别致,构图考究,制作工艺繁缛复杂而又生动奇巧。口径7.91厘米,底径7.4厘米,通高13.1厘米,壁厚0.3厘米。

B式:青玉质,由器盖和器身两部分组成。盖面微鼓,灰白色,盖下缘内收成凸榫状,与器口套合呈子母扣。顶面中部由两周阴刻弦纹圈带将器盖纹饰分作两区:内区剔地浅浮雕四出莲花纹。外区阴线刻勾连卷云纹作地,“品”字形圆雕三个涡纹状立体纽,纽末端磨平,其外以一周弦纹圈带作边阑(图10)。器身圆筒状,色偏黄,有深褐色沁斑,直壁,平沿,平底,三矮足。器身一侧采用透雕和高浮雕的技法刻琢一凤鸟扳手。凤鸟头部宽扁,尖喙,双目圆睁,冠羽分向两边上翘内卷,胸腹部外突形成一环状扳手,腹部有“几”字形双细线刻纹,两腿弓屈向内侧略呈“八”字形站立,足部三只利爪向内弯折踏地,尾羽向两边分开并舒展翻卷,凤鸟下方置“心”形纹(图7、8)。凤鸟扳手背面的器壁中部采用隐起手法用双阴线刻出四个矩形格,格内饰排列规整的蒲纹,其上、下各饰一条变形鸟纹带(图9)。外底中间阴线刻变体莲花纹,外圈为一周弦纹圈带,圈带向内三出旋涡纹(图11)。口径6.75厘米,底径6.6厘米,通高11.2厘米,壁厚0.4厘米。

目前见于著录的6件玉卮,形制基本雷同,皆用一块整玉料制作成圆筒状卮身。从出土情况及其大小、实用功能推定,这些玉卮多数原应是有器盖的,可能是流传过程中有缺轶,致使我们现在见到的有些玉卮已不存器盖。玉卮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纹饰构图、制作工艺技法的差异上,如湖南安乡黄山镇西晋刘弘墓出土的无盖汉代玉卮(图12)、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汉代有盖玉卮(图13),器身仅以浅浮雕雕琢纹饰,与巢湖汉墓出土玉卮明显不同。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玉卮,器身亦仅以阴刻线雕琢出规整的勾连云纹(图14)。江苏扬州甘泉巴家墩西汉墓出土的一件玉卮,通体则光素无纹,形制极简约(图15)。为便于比较几件玉卮器形、纹饰上的异同,我们将6件器物主要特征列表如下。

从上表可看出,在6件器物中,巢湖北山头汉墓出土的两件玉卮尤其是A式玉卮,无论从形态特征还是纹饰组图、琢磨加工技法上都是最为精细复杂的,可视为同类器中最高工艺成就的代表之作。

二、制作工艺特征

巢湖北山头汉墓玉卮的制作,选材用料考究、构图设计复杂奇巧,琢磨加工过程使用了阴线刻、浅浮雕、高浮雕、镂空透雕及特殊的薄胎、活环技术,反映了汉代制玉工匠精湛娴熟工艺水平和汉代玉器发展繁荣的杰出艺术成就。

1、选料

制作上述2件器型独特、构图繁缛的精美玉卮,是一个灵巧运用多种高超的雕琢技法,在器物各种局部的立体空间位置反复精细加工的复杂过程。按照治玉者预先精确构思设计的“图样”成功雕琢出玉卮成型器,首先对使用的玉料质地、软硬度应该有一个严格的要求,脆性较大的硬玉用作此器坯料显然是难以进行复杂精细雕琢的。巢湖北山头汉墓的发掘单位安徽省考古研究所曾委托上海复旦大学应用离子束物理重点实验室对2件出土玉卮的化学成分进行质子激发X荧光分析研究(属无损伤测试,参阅《巢湖汉墓》P168,文物出版社2007年5月版),证实两件玉卮均为新疆和田白玉质地,属于典型的具有良好韧性的细腻优质“软玉”类,由此表明,汉代制玉工匠对制作2件形制复杂、构图繁缛细腻的玉卮所使用的玉料,是经过了高标准精心选择的。

2、“掏膛”与“薄胎”技法

巢湖北山头汉墓出土的A式玉卮,圆筒状卮身的壁厚仅0.3厘米。要将一块经过粗雕预留出螭虎座凤鸟衔环轮廓、熊形扳手轮廓、两组夔龙纹轮廓的圆柱形坯料,用打孔工具、砣具按预先设计的厚度掏膛取出料芯,并用砣具将内膛表面冲磨规整,进而修治成壁厚仅0.3厘米的精巧艺术品,需要玉工掌握高超娴熟的雕琢技巧和丰富的治玉经验,这种高难度的“掏膛”、“薄胎”治玉技法在A式玉卮制作中运用的十分成功。A式玉卮口径7.91厘米,底径7.4厘米,内膛直径上大下小,不是一个标准的圆柱体,表明掏膛时并非是使用大直径的空心管钻直接钻膛套取的料芯(西汉时期制玉工具中是否有直径7.3厘米的大套管钻用于钻膛套取料芯,尚无法证实),而应该是利用直径较小的实心钻沿着预先设计的玉卮口径轮廓圆线内侧,严格控制钻膛深度向下钻孔或略斜内收钻孔,然后再套取料芯,用膛砣冲磨内膛成型的。既要将壁厚削切研磨至0.3厘米,又要确保外壁预留的各种造型轮廓不受损伤,是使用“掏膛”与“薄胎”技法制作玉卮的基本要求。

3、“高浮雕”与“透雕”技法

巢湖汉墓A式玉卮构图中,“螭虎座凤鸟衔环”、“熊形扳手”、“两组对称夔龙”图案的雕琢均使用了高浮雕、透雕技法,其中“螭虎座凤鸟衔环”是要重点表现的主题纹饰。成功构思设计、雕琢“螭虎座凤鸟衔环”这一复杂生动的立体图案,首先需要用铊具“开料”、“粗雕”时精确地预留凤鸟、螭虎、活环物像空间细部造型的轮廓块面,根据设计图样在不同空间块面上描出物像形态,用轧砣或勾砣雕出物像轮廓线并剔除余料。然后才能使用各种砣具、打孔工具由浅入深、由表及里、里外反复地对“螭虎座凤鸟衔环”组图中形态各异的物像逐个、逐层、逐步地雕刻、冲磨、修正,以琢磨成具有丰富立体形象的高浮雕造型。

两件玉卮制作的镂空透雕技法,主要用在A式玉卮组图的凤鸟嘴部、腿部、凤鸟衔环空间、环形扳手内膛、熊与扳手、熊与玉卮壁空隙处及B式玉卮的扳手内膛等处,镂空透雕在制玉技法中属于高难度工艺,这种雕琢方法要求制玉工匠要极娴熟无误地在镂空处用钻头打眼钻孔,再以钻透孔为加工点,根据预先设计的镂空形状、大小用线锯切除余料部分并最后修正、打磨细部。

4、“活环”技法

“活环”、“活链”这种高难度的特殊治玉雕琢技法早在商代就已出现,战国时期这种特殊的治玉“活链接”工艺得以充分发展,出现了许多不朽的典范之作。据孔富安先生研究(《中国古代制玉技术研究》P105,山西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制作“活环”的工艺技法主要分为五个步骤:第一步“掐环”,在预留活环的玉料上用钩砣先做好外环轮廓,再做出耳鼻的轮廓;第二步“断地”,用錾砣靠近玉雕件的侧壁,将已找圆的环坯锯切与器壁分离;第三步“掏内环”,利用细尖头棒钻很多小孔的办法将内环中的余料取出;第四步“搜环”,就是利用圆口钉砣、锼弓子将环体与器身和耳鼻切割开来。第五步抹掉棱角,休整找圆。其中“断地”、“ 掏内环”、“搜环”都是“活环”工艺中极精准仔细的高难度“绝活”,对玉工的治玉经验、熟练程度、所使用专业工具的精细程度等都由十分严格的要求。巢湖汉墓出土A式玉卮中的“凤鸟衔环”造型,极娴熟自然地使用了“活环”雕琢技法,将凤鸟口中的环掏空做活并雕琢成规整美观的绞丝纹,应是对战国这种高难度的特殊治玉工艺的一种传承创新,反映了汉代治玉技术水平较前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三、几类纹饰的文化内涵解读

汉代玉器纹饰构图承载的文化内涵,有传统文化传承的因素,更多的还是器物出现与流行那一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人们的思想意识、、观念习俗及其时代艺术风尚的物化反映,是人们的心里欲望、精神需求在玉器作品中 “物像化”、“图案化” 的流露与表达。 巢湖汉墓出土两件玉卮物像组图承载的丰富复杂文化内涵,已有诸多论者著过研究,笔者选取其中几类典型物像组图试作阐释。

1、螭虎座凤鸟衔环

A式玉卮雕琢的主题纹饰,收藏家和玉器研究者多定名为“朱雀踏螭虎衔环”组图,并认为楚人以凤鸟为图腾,巴人以虎为图腾,“朱雀踏螭虎”反映了早期楚人战胜巴人的历史,是流行于楚地的习见图式,汉初承袭楚国的传统文化,以故出现在巢湖北山头汉墓的随葬玉卮图式中。笔者认为此图式称着“螭虎座凤鸟衔环”似更为合适,“朱雀”与“凤鸟”形态上难于区分,但两者渊源不同,神学内涵有别。“凤鸟”作为神鸟的渊源可追溯至遥远的史前时代,并在商周时期器物构图中作为主题物像广为使用。楚人崇凤,并认为自己的祖先祝融是凤鸟的化身,以故楚文化中弥漫着凤鸟神话和喜爱、尊崇凤鸟的浓郁气息。“朱雀”始现在标示空间方位的“四灵”语境中,是与“四灵”相联系的物像。在文献记载与出土实物中,完整表示四方方位的“四灵”的出现不早于景帝时期,而巢湖北山头一号汉墓的年代不晚于西汉文、景时期,由此A式玉卮的制作年代也不会晚于此时,此时“四灵”中标示南方方位神的朱雀应该还没有出现与流行,A式玉卮图式中称着“朱雀”显系不妥。汉承楚文化余韵而将凤鸟作为玉卮构图中的中心物像配置并赋予其复杂的神性内涵,首先凤鸟是传统文化中的“百鸟之王”,在汉代作为王者权力威仪之象出现,可“以凤为仪”作为强调权利、等级差别的标识物,A式玉卮构图中将凤鸟放在突出的核心位置作为重点表现对象,意在凸显、张扬其尊贵无上的“王者之气”。其次凤凰作为神鸟还有引魂升天的功能,是汉代神话中引魂升天的使者,具有沟通天地人神的超凡神性。螭虎是古代传说中的龙子,具有凶悍、大力、神武、御凶驱邪的本能,汉代社会信奉、崇拜螭虎的广大神通,因而汉代神话中螭虎经常作为仙人乘骑、王者坐骑出现。后世汉画像石、画像砖中西王母龙虎座、虎座,实则可视为螭虎座的传承发展。A式玉卮图式中的螭虎,显然应是作为凤鸟的坐骑出现的。同样,B式玉卮中雕琢于环形扳手处的神禽,也应称着“凤鸟”而不宜定名为“朱雀”,此类凤鸟造型在汉初作为一种人们认可的固定“标准物像图式”流传甚广,并非玉工在设计玉卮组图时的随意所为,而应该是型有所依、图有所本。与稍晚于北山头汉墓年代的巢湖放王岗汉墓出土的铜鎏金凤鸟造型相比较(图16、17),读者不难发现两者形制如出一辙。

2、熊

A式玉卮扳手处雕琢的熊的形态,亦习见于汉代画像砖、画像石、铜器、漆器、帛画等画像图式中。熊的生命力旺盛、力大勇武、刚猛强悍,是汉画中习见的抵御凶强的祥兽。熊在传统文化中是象征男性生殖繁衍的祥瑞动物,《诗经•小雅•斯干》:“吉梦维何,维熊维罴……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熊既然能够象征男性的生殖繁衍,自然也就具备了能够化生生命,使生命无限延长与再生的神性。汉代人崇拜生殖繁衍,强烈渴望生命不死,家族繁荣昌盛,传统意义上具有象征男性生殖繁衍能力的熊则自然成为人们所推崇、喜爱的祥瑞神兽,由此熊图式也就被汉代人大量用于各类器物的装饰造型艺术中去,玉卮构图中出现熊图式,殆因其故。熊具有生命延长与化生的神性,还见于《山海经•中山经》:“熊山,有穴焉。熊之穴,恒出入神人。”《抱朴子•玉策篇》:“熊寿五百岁,五百岁则能化。”另外, 熊在汉代还具有驱鬼避疫的神性等。

3、莲花纹(柿蒂纹)

两件玉卮图式中,在器物的器盖顶部用阴线刻雕刻有一类被论者称为“柿蒂纹”、“四叶纹”的纹饰,此类纹饰兴起于战国,在汉代各种器物装饰及雕刻、绘画作品中大量出现,因其造型酷似柿子的四出叶状蒂的形象而得名,对此类以花纹形状而定名的物像的含义久有争议,张朋川先生根据出土材料图式与文献所记推证,认为大家习称的所谓的“柿蒂纹”实际就是汉代的“莲花纹”,它在汉代由阴阳五行说架构的宇宙模式中位居天极中宫,表示天穹正中的华盖,是古代宇宙图式中的“天穹之花”。笔者近期关注汉玉同类图式及其配置的空间位置,甚觉张先生所论入理,如果把巢湖汉墓B式玉卮占据的立体空间看着是一个独立的“宇宙空间模式”,玉卮的穹窿顶器盖则就是这个宇宙空间模式的“天穹”,“柿蒂纹”形的莲花图式恰好被制玉工匠雕刻在这个“天穹”的中央,这种组图极形象的反映了汉代社会流行的天宇观。不仅B式玉卮图式如此,前文所例举的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的汉代勾连纹玉卮的器盖顶部(图14)、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汉代夔凤纹玉卮顶盖(图13)的高浮雕物像造型,实际也应是花瓣由中心向外翻卷状的立体莲花图式,只不过治玉工匠雕琢时对物像造型略微做了变形处理而已,它们所承载的是与巢湖汉墓B式玉卮莲花图式同样的文化内涵。汉代“柿蒂纹”实为莲花图案更为形象、直接、生动的例子还大量见于汉代铜镜纹饰、铜器器盖纹饰、画像石墓藻井、壁画墓的藻井、车马伞盖图式的例证中。莲花作为天上神物表示天穹正中的华盖,它在汉画中的出现所代表的当然是超凡的天上世界,这个世界正是汉代人们所热切向往、渴盼进入的生命不死世界,汉代社会大量流行莲花图式的原因正在于此。

4、旋涡纹与勾连云纹

A式玉卮器底、B式玉卮器底雕刻有旋涡纹,旋涡纹是由三组纹饰按三等分圆周空间布局,每组纹饰皆作同向回旋状运动构成。一般多为两组或三组鱼、虬龙、蛇、虫等动物或流水、流云等运动着的自然物质作同向回旋配组,所承载的是生命能够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永恒不息的内涵,进而隐喻生命的互化、再生以至无限延长。对生命不死愿望热切追求,渴望生命能够永恒存在的汉代人大量使用旋涡纹,意在表达自己对生命永恒主题的企盼。雕刻于莲花周围的旋涡纹,则标示莲生于水中央,具有生命永生的神性。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玉卮的器盖顶部浮雕立体的莲花与漩涡物像组合造型(图14),则形象地说明莲花作为天国“天穹之花”具有永恒的生命。

云纹是汉代构成神仙世界的必不可少的物像,秦汉神仙说中光怪陆离的神人仙景总是借助祥云存在的,因而云纹的出现便成了仙界存在的隐喻,而大量绘饰具有强烈飘逸动感的勾连云纹,则自然就成为汉代玉器上表现天国仙界场景的重要手段,西汉玉卮的组图自然也不会例外,巢湖汉墓A式、B式玉卮器盖、器身图式中刻绘勾连云纹,表现的仍然是天国仙界的主题内涵。

四、使用功能推定

玉卮在战国、秦汉时期属于极为珍稀昂贵的奢侈品,目前见于著录的6件玉卮除故宫博物院收藏的1件据传为宫廷旧传器外,其余5件均出土于西汉诸侯王墓葬中,表明当时只有王公贵族才能拥有并使用此类玉器。早期文献中对玉卮的价值及使用者的身份亦有记载,《韩非子•外储说》:“今有千金之玉卮,而无当,可以盛水乎?”《史记•高祖本纪》记刘邦于未央宫前大宴群臣:“高祖奉玉卮,起而为太上皇寿。”如此珍稀昂贵的器物,估计即便是王宫贵族也不会将其作为日常饮酒具随意使用。早有研究者推定,广州象岗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带有铜承盘的异形高足玉卮(此类器在汉代称“卮”不称“杯”,汉代的杯专指耳杯,详参孙机《汉代物质文化图说》),其功用与汉代神仙说及汉代人“服食”升仙活动有关,是南越王承接“玉液琼浆”意欲服食升仙的特制工具(图18)。从广州象岗西汉南越王墓异形高足玉卮组合及将其放置于莲花造型玉托中的构思设计看,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玉液琼浆”又叫“玉醴”、“澧泉”、“玉泉”,系用甘露、玉屑及其他“仙药“拌在一起久酿而成,是传说中神仙世界里仙人的饮用品,汉代修炼求仙者迷信久食之可以延年不老化入仙境,进而实现升仙不死的愿望。制作玉液琼浆仅用玉屑及其他“仙药“还不行,必需要承接天赐“甘露”并搅拌酝酿方可。史载汉武帝曾派方士用铜盆承接雨露,用以和玉屑服食,以为就此可与天同寿,汉镜常见“渴饮玉泉饥食枣”、“上大山,见神人,食玉英,饮澧泉”铭辞,说明汉代相信服食玉液琼浆就是仙人生活。笔者以为如巢湖北山头汉墓出土的A式玉卮那样形制繁缛复杂的器物,可能也不会是仅仅作为饮酒具使用的,此类玉卮的功用亦应与南越王墓出土器一样,更多的时间与场合是作为汉代人服食求仙活动中承接甘露或酿制“玉液琼浆”的工具使用的。玉卮在出土材料中不像其他饮酒、储酒器物经常出现而目前仅见6件,玉卮构图设计中雕琢的大量的与神仙思想及升仙不死说相关的物像组图,或可作为此类器功用与服食升仙活动相关的见证。(责编:蔚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