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创新体制”之忧

中华民族有着强烈的创新欲望，但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至今创新能力仍然薄弱。关于这个问题，中外很多学者都提出过疑问。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提出了“为什么古代中国科技领先于西方，但却没有演绎出类似西方近代的科学革命而落伍了”的“李约瑟之谜”；马克斯·韦伯也提出了“工业革命为何不能首先发生在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的疑问；更有甚者，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发出了“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要从根本上回答这类问题，笔者认为，在于中国自古以来自始至终没有建立起一种自组织的创新系统使然。

创新系统有两种，一种是自组织创新系统，一种是他组织创新系统。自组织创新系统是指不依靠外部指令，系统按照逻辑和相互默契的某种规则各尽其责而又协调地形成有序结构，自然地产生出某种成果。

一般来说，诸如牛顿三定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爱迪生的发明等，都是自组织系统的原创性成果。而他组织系统则是缺乏内在逻辑，依靠外部指令“嵌入”进行模仿、复制形成的组织。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技术创新系统是建立在君主专制控制之下，依靠外部指令“嵌入”而得以建立和形成的他组织系统，从创新价值取向、创新主体、创新方式、创新过程、成果使用等，均受到君主专制权力“嵌入”指令的严密控制，创新行为、功能与结构基本上是靠外部组织力实施并体现出来的。以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创新成果“四大发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和活字印刷来说，创新的价值取向是为了巩固皇权、向皇帝邀宠，而不是为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文明进步；创新主体并不是具有深厚专业知识的专业人员，也不是创新者的兴趣和爱好驱使，而是一些缺乏理论素养的民间工匠或宫廷宦官受“嵌入”指令的驱使；创新方式也不是一种目的性很强的实验或求证，而是一种“无心插柳”的副产品，如指南针是在为皇家建造宫殿、修筑坟墓测风水的过程中衍生出来的，火药是在宫廷御医为皇帝炼制长生不老“仙丹”时产生的。

这种他组织创新系统，“嵌入”的是国家强力的权威性和组织力，依靠“嵌入”的他组织完全垄断的各种创新要素与资源，是创新得以有效的“集成”与“速成”。除了“四大发明”这样的成果外，中国的瓷器、丝绸等，都是这种他组织的举国体制的创新系统产物。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列强侵入中国，对中国的经济和资源大肆掠夺，国家的实力衰弱，权威性和组织力退化，中国传统的他组织“嵌入”式创新系统崩溃，而自组织的创新系统又得不到建立，导致中国无法产生像样的创新性产品，这就是自18世纪开始以后的近300年中，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创新性成果大量涌现，而中国没有贡献任何创新成果的原因所在。直到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建立，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又为他组织的“嵌入”注入了新的强力权威和组织力，举国体制才产生了原子弹、氢弹、人造地球卫星等成果。

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的自组织创新系统仍然脆弱，导致中国专利和论文数量虽然大幅增加，但主要依靠泡沫、垃圾专利和论文支撑，原创性成果仍然少之又少，这正是“举国创新体制”下的“他组织创新系统”之忧。如果中国的科学技术创新仍然继续固化、强化这种自上而下的“嵌入性”他组织模式，仍然强力“嵌入”中央政府的权威和组织力到他组织系统中，不发育、不培育自组织创新系统，弱化、锁闭、内卷化自组织创新系统，中国要实现所谓的自主创新，建成所谓的创新型国家，将永远只是一句空话。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