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性叙事:20世纪中国女性作家乡土小说的艺术视阀

摘要：20世纪中国女性作家的乡土小说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文体模式，表现出一种独特的叙事内容和叙事风格，洋溢着浓郁的诗情。综观女性乡土小说，回到童年，回到大自然，回到母性，成为女性作家构建“诗意乡村”，完成诗性叙事所共同采用的叙事策略。

关键词：艺术创作；审美文化；乡土小说；诗性叙事；20世纪；女性作家；艺术视阀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小说的诗性品质就是小说的文体、语言、形象、表现形式乃至精神特性在审美纬度上所呈现出的诗意特征。乡村虽然内在地潜伏着“原型”的诗意，但小说诗性品质最终的根源仍是作家观照和把握乡村的方式，是作家慧眼对诗意的激发和开掘。“对象世界本身无所谓是不是具有诗意，诗意永远来自于它的观照者和解释者。在小说中则来自小说家拟设的叙事者，以及叙事者的叙述方式和建构。”①

女性作家的乡土小说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文体模式，闲散的结构，从容或舒缓的语调，梦幻般的联想，纯净而又空灵的叙述，使小说“翱翔于散文和诗的天地”②，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而女性乡土小说浓郁的诗情不仅来自于这种独特的叙事文体和叙述语言，而且来自于作者对叙事内容和叙事风格的独特理解和把握，主要表现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诗意向往，游离于古典人文情怀之外的浓郁的悲悯情怀和对人间现实的温情观照。迟子建曾经说过：“我对文学和人生的思考，与我的故乡，与我的童年，与我所热爱的大自然是紧密相连的。”③综观女性乡土小说，回到童年，回到大自然，回到母性，正是女性作家构建“诗意乡村”，完成诗性叙事所共同采用的叙事策略。

诗性叙事之一：回到童年

童年世界的纯净、真实与无忧，往往是成人所共同向往的生存境界。儿童单纯和重直觉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更容易把握生活中的美好与诗意，于是，“回到童年”往往成为女性乡土小说不约而同地采用的一种言说方式，而“儿童视角”就成为“回到童年”的最合适路径和最好的叙事角度。儿童视角，指的是让儿童来担负观察感知和叙述的角色，通过儿童的眼睛去观察世界，以儿童的口吻，对世界做出符合儿童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揭示和审美评价。小说的叙述调子、语言、结构及心理意识因素等均受制于作者所选定的儿童叙事者。而儿童思维的特点也带来了儿童视角的“诗化”特征。迟子建在解析自己为何喜欢采用儿童视角时这样说过：“我喜欢采取童年视角叙述故事。童年视角使我觉得，清新、天真、朴素的文学气息能够像晨雾一样自如地弥漫，当太阳把它们照散的那一瞬间，它们已经自成气候。当然，这大约与我的童年经历有关系。我生在北极村——中国最北的小村子，再多走几步就是俄罗斯了。童年时我远离父母，与外祖母生活在一起。……所以说童年生活给我的人生和创作都注入了一种活力，我是不由自主地用这种视角来叙述故事的，而且，从某种意义来讲，这种视角更接近‘天籁’”。④

童年是人生的开始和起点，童年经验无论是幸福、快乐还是不幸、痛苦，都将以一种错综复杂的方式对一个人的一生产生深刻影响。许多女性作家都擅长用童年视角来结构小说，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萧红和迟子建。

儿童视角在《呼兰河传》中虽然没有贯串全篇，却有达到颠峰的运用，形成了全书最精彩的部分。写作《呼兰河传》时的萧红，已与萧军分手，并失去了他们的孩子，又因为与同在香港的端木蕻良不合，一个人生活在贫病交加之中。负荷着巨大的心灵创伤的萧红在孤独无依中将目光投向了童年。回到童年，回归生命美好的开端，驻足蓬勃鲜活的生的世界，寻找温暖和爱——一个孤苦、漂泊无依的女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以平静、宽容的心态，带着含泪的微笑，回忆着寂寞的小城，搜寻着记忆中的温馨与欢笑，生命的意义就在这童年的视角里得到了凸现。

童年视角中的“后园”生机盎然，一切都笼罩着自然本身随心所欲生长带来的诗意：

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蜂子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圆圆地就和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花园里边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

生命在这里涌动，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了天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

在这儿，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由的、舒展的、美好的。小小的“我”，跟在年老祖父的后面，“祖父带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后园是祖孙两人的欢乐世界。

“后园、祖父和我，这三样一样也不可缺少的了。”正是这三样，构成了一个几乎自足的儿童世界，充满了梦幻色彩。也许后园不是“大花园”，但在孩子的眼里，它就是一个完整的、足够大的世界。米兰·昆德拉说过，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诗性记忆。萧红的诗性记忆就是关于后园和祖父的。自由的、生机勃勃、充满梦幻般色彩的后园，加上年迈而慈祥的祖父，调皮可爱的小女孩，使周围的一切无不洋溢着一种轻松、快乐而温馨的诗意。

童年视角给作者带来了超乎寻常的想像力。萧红的想像力直奔“温暖和爱”的主题而去。虽然“我家是荒凉的”，“我家的院子是荒凉的”，但院子里的花草虫鸟是充满无限生机的，小乃莹的祖父是慈祥仁爱的，小乃莹和大自然、和祖父在一起是充满快乐和温馨的。荒凉和衰颓的故乡并不是萧红想要的家，萧红的家应该是一处“爱和温暖”的所在。但除了童年记忆中祖父带给她的“爱和温暖”，萧红一生从未得到过完整的爱，相反常常为爱所伤，为爱所累。因此，凭着她对童年生活非凡的还原能力，作者借助想像将后园塑造成一个充满爱心的世界，一个可以安放漂泊无依灵魂的心灵“后园”，以弥补现实生活中的缺憾。小说舒缓的语气，儿童清新、朴素的眼光，让人在这些对过往经历的回望中直接感受着一种审美的、诗意的韵味，沉浸在一种挥之不去的对童年和故乡的温情遐想之中。

与完全社会化了的成年人相比，儿童尚未被污浊的世俗所浸染，他们的天性中更多一些可爱稚拙和迷人的纯真。儿童单纯和重直觉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更容易把握生活中的美好与诗意。再来看迟子建的《北极村童话》。小说中的“我”是一个生活在北国高寒地带乡村的小女孩，尽管她也能隐隐地感受到外边政治风云给她的家庭和亲人带来的压抑和阴影，但她更多地吸纳着大自然和亲人们所给予的温暖，欣喜而又好奇地注视着自然万物的变化：树上飘逝的落叶，林中栖息的小鸟，河上融化的冰雪，四时变幻的云彩，青草上跳跃的阳光，甚至姥姥家那一畦菜园都是“我”留恋的乐园：

外祖母家有很大的一座木愣房屋，房屋前后有广阔的菜园，院子中有一条大黄狗，我便与菜园中的瓜果和狗都成了好朋友。我常常嫌垄台下葡萄和香瓜长得太慢，因为我盼着早点吃它们的甜肉。我还曾戴着一顶防蚊帽用木棍去捅马蜂窝，看看它们如何“炸营”，倾巢而出；我还帮着姥姥抬粪给苞米地上肥，也去黑龙江边洗衣服或者捕鱼。漫长的冬季来临时，我就在入夜时偎在火炉前听老人们讲传奇的故事。

这便是迟子建笔下的“北极村”，那个让她度过了短暂而又美好童年的地方。在孩子天真无邪的眼光和混沌的思维中，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充满了生命活力，普普通通的自然景物变得可感可触、亲切神奇，甚至激发出孩子美妙的奇思异想：

我背着一个白色的桦皮篓去冰面上拾月光。冰面上月光很厚，我用一只小铲子去铲，月光就像奶油那样堆卷在一起，然后我把它们拾起来装在桦皮篓中，背回去用它来当柴烧。月光燃烧得无声无息，火焰温存，它散发的春意持之永恒。（《原始风景》）

“拾月光”、“铲月光”，“月光就像奶油堆卷”，这些奇思异想还不够，竟然月光可以燃烧，而且还能散发春天的气息，这恐怕只有儿童的思维才能够把它们连结在一起。儿童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创造天性让一切变得绚烂美妙，充满幻想和神奇色彩。作者以孩童般率真、朴素、自然的笔调营造出一个诗意盎然而又纯真稚拙的童话世界，散文诗一般的抒情风格和那种近乎物我不分却又似乎无所不能的童话世界，让人徜徉于其中而留连忘返。

如果说萧红的童年视角更多地驻足于“爱和温暖”的地方，迟子建的童年视角则更多地追寻着诗意栖居的乡村生活：清新的空气、美丽的风景、温暖的乡情。童年作为一种意义的负载者，表现了作者对自然质朴、原始安宁的乡村生活的怀念和向往。

诗性叙事之二：回归自然

回归自然就是回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和谐、宁静的自然。这个自然，既包含人类赖以生存的大地、土地，也指人与自然亲切和谐的原生态存在。在女性作家的笔下，“自然”是河流、山川、平原、森林、村庄、庄稼、日月星辰等的统称，是流动的呼兰河，是冰封的黑龙江，是江南广褒的田野，是一往无际的黄土地；“自然”也是鲜活的、原始的乡野生命活力，是真诚热烈的自然人性，是混合着泥土气息、来自大地的健康人生。在女作家的乡土小说中，对自然的青睐主要体现在对各地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的描写上。

色彩斑斓的风景画。萧红热爱大自然，她用女性的细腻和善感的心灵去观照大自然，并巧妙地运用比喻、象征、衬托等艺术手法描摹大自然的绚烂多姿。比如《呼兰河传》中写“火烧云”一节，运用衬托的艺术手法将火烧云绚丽多姿、形态万千的变幻美景勾画得有声有色，栩栩如生。作者先写晚霞照在地面上的绚丽色彩，用红通通的小孩子的脸、红色的大白狗、金色的小白猪、金色的公鸡等烘景托云，衬托天空中火烧云的动势和壮观。再以奇妙的想像，运用“马”、“狗”、“狮”来衬云形，以准确而传神的语言描绘了它们的形体变化，把火烧云的变化描画得惟妙惟肖，鲜明生动。

在景物描写上，萧红还追求一种诗情画意。用新鲜生动、直白浅显的语言营造出具有绘画性、拟人性和音乐性的景物画面。夏天在作者笔下是最富热情、最有生机的。后花园中，“蝴蝶飞，蜻蜓飞，螳螂跳，蚂蚱跳。大红的外国柿子都红了，茄子青的青，紫的紫，溜明湛亮，又肥又胖，每一棵茄秧上结着三四个、四五个。玉蜀黍的缨子刚刚才茁芽，就各色不同，好比女人绣花的丝线夹子打开了……。”（《后花园》）这是动物、植物生长的天堂和乐土，也是童年的作者和祖父快乐的源泉和乐土。鲜明浓烈的色彩，拟人化的修辞手法，将东北乡村的田园、菜圃描绘得活色生香、色彩斑斓。

再看萧红笔下的春天。春天是哗哗作响的：“河冰发了，冰块顶着冰块，苦闷地奔放地向下流。”（《小城三月》）“江冰顺着水慢慢流动起来，那是很好看的，有意流动，也象无意流动，大块冰和小块冰，轻轻地互撞发着响，啷啷着。这种响声，象是瓷器相碰的响声似的，也象玻璃相碰的响声似的。”（《又是春天》）在这幅用语言塑造出来的画面里，有远景，也有近景，有画面，有色彩，还有声音，有动感，不仅语言优美、舒缓，而且充满诗情画意般的境界。

同样是描写故乡的自然景观，如果说萧红用最质朴的笔法叙写着故乡的春夏秋冬、风霜雨雪，景物描写始终浸染着作者个体的生命体验和心绪情怀因而体现出浓郁的个体诗性精神，另一位女作家迟子建笔下的自然景观则更多地体现为人情景的融为一体，人与自然充满诗意谐振的灵性结合。

《原始风景》中无声无息燃烧着的销魂月光，《东窗》中散发着香气温柔养人的露水，《疯人院的小磨盘》里忽而如阳光、忽而如雨丝的柳条，还有那铺天盖地的大雪、热烈灿烂的晚霞、波光荡漾的河水、开满花朵的土豆地、秋日雨后繁星似的蘑菇、雪地上飞驰的雪橇、千年不遇的日全食……白山黑水之地气象万千的自然景观无一不进入迟子建的视野，加之作者空灵恣肆的想像，柔美婉约的笔调，构成了一派柔媚旖旎的自然风光。

迟子建对自然景物描写的最大特色是常常使用一种拟人化的修辞形式，于是这种人格化的自然使自然万物附着了异样的情致和生命的灵性，在空灵纯美的意境中渗透了温情与灵趣。请看迟子建笔下的月光：

月光变幻成千万条的小银鱼，在大地下忙忙碌碌地穿梭着、悠游着。

天空被月光洗淡了夜色，天边的一些稀稀的亮晶晶的小星星，拼命地鼓起眼睛，企图把宇宙望穿。每一片树叶都印着月光那温情的亲吻。这天，这地，都醉了。

我觉得自己浑身软绵绵的，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好像体内的血液都被贪婪而灵性的风吮吸光了。我躺在树丛下，仰头望着天空，望着月亮。（《没有夏天了》）

月色融融，月色柔柔，“我”被月色的纯净、空灵所震撼，在令人心醉的月色的包裹中展开了无遐的“灵魂漫游”。在这里，“月光”不仅仅是单纯的自然景观，还是作者实现“纯净之美”理想的“有我之境”，是她从自我理想出发超越客体的精神原型。带着这样的审美追求她通过拟人化的手法改造了客体，升华了凡俗的事物，达到了人与自然充满诗意谐振的灵性结合。

再来看她描绘的雪景：

上帝把寒冷季节中最温柔最灿烂的景色播在这里，本身就造成了一种雄壮和神秘的气氛。雪的色彩极为绚丽，它时而玫红，时而幽蓝，时而乳黄。雪光呈现玫红时是朝霞出生时分，那时炊烟在鸡啼之后升起。雪光展现幽蓝时是在傍晚时刻，这时所有的恋人都在祈祷黄昏的消失。雪光隐现乳黄时星月稠密，树林中所有的鸟都因眷恋美丽的景色而放弃歌唱。（《原始风景》）

这又是一段典型的迟子建式的追求纯美意境的景物描写。雪是那么的安静、柔美，充满了神奇和空灵；在朝霞、炊烟、月光的映照下，“雪的色彩极为绚丽”，而空灵超逸的风韵也就在其中朦胧地弥漫开来。朦胧的情韵中，白雪就像深情款款的少女展现着各种美丽的身姿和色彩，在诗意纯美的意境中凸现着异样的情致和生命的灵性。

在迟子建的文学世界中，“自然”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创作母题。迟子建曾经说过：“大自然使我觉得它们是这世界上真正不朽的事物，使我觉得它们也有呼吸，我对它们敬畏又热爱，所以是不由自主地抒写它们。”⑤确实，迟子建是怀着对自然的热爱、依恋和崇敬之情在描写大自然的美丽与神奇的，也正因为如此，大自然在她笔下充满了神性和灵性，超越了凡俗而成为诗意和不朽的事物。

绘声绘色的风俗画。大自然不仅指某个地域的自然风光，它也包括一个地域的风土人情，因为这些“人化”的自然已与自然风光融为一体，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实际上，带有客观性的地域风情一旦进入作家的审美视野和情感世界，它便带上了作家独特的审美理想和生命激情，成为个人化的文化叙述。

萧红在她的小说中集中描写了呼兰河小镇的各种民风民俗，投射出作者浓郁的主观情感和沉郁的诗情观照。萧红的乡土小说大部分来源于对童年生活的回忆，这种回忆本身就夹带着对故乡乡风民情的描绘。那睡在篱笆下的狗，嘴嚼榆树皮的山羊，散发着艾蒿气味的火绳，捧着大碗蹲在晒场上边吃边聊的男人，八月里浆衣裳、拆被子、捶棒槌的女人，还有十字街小城、大泥坑、扎彩铺、火磨、染缸房以及跳大神治病、孟兰节放河灯送冤魂、搭野戏台子演戏谢神还愿、四月十八到娘娘庙求子求孙等等，带着浓郁的北方生活特色，构成了一幅幅充满民间风情的风俗画，也渗透着作者对乡村历史文化的思考和对人生悲凉的无限感慨。

“跳大神”这项原始巫术活动是为了治病的。但在枯燥、沉闷的生活中，“跳大神”不仅是治病的一种方法，而且已成了一种娱乐。不过在作者看来，虽然“那鼓打得分外地响，大神也唱得分外地好听”，可却“使人听了起着一种悲凉的情绪”，“那鼓声就好像故意招惹那般不幸的人，打得有急有慢，好像一个迷路的人在夜里诉说着他的迷惘，又好像不幸的老人在回想着他幸福的短短的幼年。又好像慈爱的母亲送着她的儿子远行，又好像是生离死别，万分地难舍。”透过“热闹”，作者再一次感受到人生的悲凉，所以她反复诘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

放河灯也是这样。开始时场面喧闹异常，“从大街小巷往外出发的人仍是不绝，瞎子瘸子都来看河灯，”“把街道跑得冒烟了”，“街道上发着显微的白光，嘁嘁喳喳，把往日的寂静都冲散了，个个街道都活了起来。”放河灯是为了给已逝的冤魂怨鬼脱生，“灯光照得河水幽幽地发亮，水上跳跃着天空的月亮。”可河灯越往下流，越“显出荒凉孤寂的样子来了”，“那河灯流到了极远的下流去的时候，使看河灯的人们，内心里无由地来了空虚。”这种始而热烈喧闹终而哀伤空茫的场景再一次透出了人生的凄凉和空虚。曲终人散，只有“月亮还是在河上照着”，由人生的悲凉和迷茫带来的感伤惆怅使整个叙说弥漫着沉郁的诗情。

汪曾祺说过：“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风俗中保留着一个民族的常绿的童心，……记风俗多少有点怀旧，但那是故国神游，带抒情性，并不流于伤感。风俗画给予人的是慰藉，不是悲苦。”⑥由于时代不同，心境不同，萧红对故土风俗的描写虽然带着浓郁的诗情，但并不像汪曾祺所言，“给予人的是慰藉，不是悲苦”，而是一种“悲凉”，是一种对生命的沉思。但汪曾祺的这段话用在迟子建的乡土小说上是再恰当不过了。如果说萧红的风俗描写更像是“一串凄婉的歌谣”，那么迟子建的风俗画则是“一曲优美的民歌”。

迟子建小说中的地域风情大都是以大兴安岭一带为背景的，木刻楞房、渔汛、秧歌，“棒打狍子瓢舀鱼”的美丽传说，放生“泪鱼”的古老习俗，筑成了一个神奇而美丽的具有浓郁北国风情的乡土世界。在民风民俗中，迟子建喜欢描写节日。因为过年过节民俗习惯最为丰富多彩，也最能反映普通百姓纯朴至善的美好人性。

过年，是乡俗中的最大节日。要过年了，女人们开始忙碌起来，先是“围着锅灶蒸面食、馒头、花卷、豆包、糖三角、枣山、菜包等等五花八门地蒸个遍”；接下来就是在缜密光亮的红纸上铰窗花，“鸳鸯、鲤鱼、荷花、山雀、、百合花、小老虎的形象就在剪子曲曲弯弯的走动中脱颖而出。”（《腊月宰猪》）蒸过了干粮，铰过了窗花，还得拆洗掸尘，糊灯笼、贴春联、备鞭炮，买豆腐、宰肥猪……忙年的日子紧张充实、热烈欢快，到处都飘溢着喜气洋洋的气氛。

等把这些忙完，就该给自己洗尘了。“礼镇的人把腊月二十七定为放水的日子。所谓‘放水’，就是洗澡”。洗澡也是有顺序的：奶奶、父亲、母亲、孩子。因为柴禾精贵，不可能一人一盆清水，所以孩子总是洗大人洗过的水（《清水洗尘》）。过完了大年，就盼小年，因为“正月十五一到，从南天阁就来了秧歌队。”（《秧歌》）看秧歌的时候，男女老少倾巢出动，争相围观，场面煞是热烈、喜庆。

过完正月十五，最有意思的就数端午节了。五月初五的那天，凌晨三点左右人们就陆陆续续出来，赶在太阳出来之前去野草甸上采露水，“那露水是有香气的，清清爽爽的一股香气”。“把露水拍在脸上，那么一年你都不会害眼病”。（《东窗》）拍完了露水人们又采艾蒿采折柳枝。“门楣上插了艾蒿，艾蒿下吊着迎风飘舞的红葫芦。”（《东窗》）这一天男人们可以放开肚量喝酒了，女人们会精心地炒上几盘菜，包上几种不同馅的粽子。“这真是吃喝玩乐的日子”。

一些个平平常常的、每年都会按时出现的节日，竟然被作者的妙笔描写得活色生香、有滋有味。也许，越是简单，质朴的生活越能体会到快乐和幸福，那“日子”里涌出来的，是平常生活的美好和诗意。

诗性叙事之三：回归母性

这儿的母性主要不是指女性性别意义的呈现，而是指女性作家在对理想人性的探求过程中以不同的方式期待和倡导“一种充满温厚、宽容与混沌的女自然流露的社会氛围”⑦。或者说，她们希望以这种最能体现女性与“存在”、“本真”关系的审美方式来建构一种新的人生价值取向。所以，女作家们更多地以一种悲悯之情、宽容之情对待笔下的人物，更多地关注那些在历史上悄然无语、被怠慢、被忽略的生活在乡村底层的弱势人物。在她们的作品中，你可以看到淳朴的民心，美好的乡情，即使再坏的人，也有人性未泯的闪光点。在一种简单的人际关系和美丽的自然描写中，你可以感觉到一种构建在母性精神上的非常温情的批判力量。她们以一种至善的心境和母性的温情展开了一个博爱的空间，从中生发出一种超越文本的诗性意味。

有一部分论者将具有此类文本内容和叙事风格的小说称之为温情书写。它是对上世纪末以来集中出现的一批带着女性宽容与温情的乡村小说的总体概括。女性乡土小说的温情书写不仅仅表现在文本的片断描写上，而是作为一种叙事策略，企图用充满温馨与爱意的温情来承担人生的苦难，抵御人性的异化与荒芜，疏离政治文化母题中的激情或矫情。像迟子建的《亲亲土豆》、《清水洗尘》、《雾月牛栏》等作品，描绘乡村宁静自足的生活，抒写乡村生活中所包蕴的真挚的人情美、人性美；铁凝的《孕妇与牛》，描写孕妇、牛、自然浑然一体的平凡、朴素而又至纯至美的诗意境界；徐坤的《乡土中国》则把中国人独有的乡土情结和至爱亲情放置于中国传统节日春节给予集中展示，让亲情如温暖的火焰燃烧在每一个人心中；何玉茹的《田园恋情》既是一首节日人间母女真情的抒情诗，也是少女青春萌动、恋爱之情的动人恋曲；葛水平的《喊山》、《甩鞭》，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狗皮筒子》则更多地以悲悯、宽容之情叙写着人性的缺陷与不足，发掘着人性的善良和美好。概括地说，女性乡土小说的温情书写主要表现在乡情、亲情、爱情三个方面。

1.乡情。乡情既体现在乡村生活的宁静、自足上，也体现在乡民的仁厚、宽容上。迟子建的《逝川》可以说是一首颂扬乡村人性美的赞美诗。年迈的独身农妇吉喜正准备去河边捕泪鱼，但胡刀的妻子临产，要她去接生。吉喜虽与胡刀已去世的爷爷有些个人恩怨，但仍毫不犹豫地放下渔具前去照看产妇。产妇顺利产下双胞胎后吉喜匆匆赶到河边，渔汛已经过去。正当吉喜满怀凄楚和失望准备离开时，却惊讶地发现木盆里游着十几条美丽的蓝色泪鱼。吉喜为人们的关爱和善良而落泪。其实，吉喜本身的行为也体现着邻里乡亲间的宽容和仁爱。

乡村社会中不可能没有矛盾和冲突，迟子建的《白银那》描写了村民宽容、仁厚对矛盾的化解。白银那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渔汛，于是家家户户都堆满了白花花的鱼。食杂店老板马占军出于牟利心理乘机大幅度提高盐价。村长的妻子卡佳因只身进山取冰而不幸遇熊丧命，村民们怒不可遏，矛头直指财迷心窍的马氏夫妇。这时村长王德贵站了出来，他忍着失去亲人的悲痛，制止了村民们对马家的报复，于是大家由震惊、愤怒到醒悟、和解，人们在村长的带领下走出了一场严重的人性危机。

支撑着这种温情书写的是迟子建对人性的理解。她认为“善”是一种生活状态，因而整个人类情感还是普遍倾向于温情的。“渴望温情，是人类的一种共有的情感。……我更信奉温情的力量同时也就是批判的力量，法律永远战胜不了一个人内心道德的约束力。所以我特别喜欢让‘恶人’‘心灵的发现’，我想世界上没有彻头彻尾的‘恶人’，他总有善良的一面会在不经意当中被挖掘出来。”⑧小说《逆行精灵》中的黑衣人，原本是满怀着对哥哥的仇恨前去杀人的，同行的客车里有一位孕妇，孕妇身上所呈现出的安详、知足、庸懒的那样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美感使黑衣人在一瞬间体悟到了什么，使他杀人的勇气像退潮的海水一样平伏了下去，心灵变得柔弱并恢复了理性。还有前面提到的《白银那》中的马占军夫妇，他们在卡佳死后突然良心发现悔悟自新，终于得到村民原谅，缝合上了被撕碎的乡土温情之网。

像这样的“温情”描写，在葛水平、孙惠芬、徐坤等其他女作家的乡土小说中也时有出现。比如葛水平《甩鞭》中的铁孩，为想得到他朝思暮想的女人，故意设计害死了王引兰的两个男人，但他对王引兰也是真心实意的好，因此他最后为情丧命既让人感到罪有应得又让人觉得略有婉惜。孙惠芬《歇马山庄》中的小青，为了达到当城里人的目的，不惜以身体为代价，勾引学校校长，抢夺同学男朋友，但作者仍对她想要改变自己的现状和命运的愿望给予了理解和同情。徐坤《女娲》中的李玉儿，差不多是一个恐怖、变态的母亲。她不远万里跑去找在油田工作的儿子，向领导揭发自己的儿子，使他在单位很受打击，而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让远离家乡的儿子能回到自己的身边。对女儿亦如此，为了不让她下乡，差点把她眼睛弄瞎。这种变态的母爱在令人心生憎恶的同时也让人产生一丝同情。

人性是复杂而多变的，但人性是向善的。女作家们正是以温情为武器，以审美的力量来阻止人类良知的堕落，激发人类向善的心性和勇气。

2.亲情。对乡间亲情描写最出色的是迟子建。如果说乡情是迟子建的心灵驿站，亲情就是迟子建的心灵支撑了。短篇小说《白雪的墓园》等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

《白雪的墓园》中，“我”父亲在离春节还有一个月的时候去世了，家里笼罩着忧愁和悲伤。母亲为了不使孩子们难过拼命压抑着自己的痛苦，姐姐、弟弟和“我”则争先恐后地干着过年前该做的一切家务以减轻母亲的悲伤。年三十晚上，母亲安排姐姐回婆家过年，依然慈祥地对“我”和弟弟说着祝福的话语，三个人度过了一个带着忧伤但又充满温馨的除夕。大年初一，母亲一个人摸去了山上的墓园（之前怕母亲伤心没让她去），回来时精神多了，眼睛里那颗被“我”视做父亲灵魂的红豆也消失了。“‘他那里真好。’母亲有些迷醉地说：‘有那么多树环绕着，他可真会找地方，春天时，那里不知道怎么好看呢’。”母亲这么说着，就像他们之间并没有阴阳之隔，父亲只是换了一个更为纯洁、美丽的住所；而“我”也始终都不相信父亲真的走了，也认为他只是换了一个睡觉的地方。亲情仍然在延续，哪怕是天上人间，父亲仍然是这家庭不可缺少的一员，仍然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死亡是令人伤痛的事，但在迟子建的小说中，死亡无数次借想像而得到升华，死亡只是“生活在别处”，只是生命从人间转换至天堂。死亡割不断家人之间的至爱亲情，天堂的宁静安谧充满着神性的诗意。

3.爱情。仍以迟子建小说为例。《亲亲土豆》是迟子建爱情书写的短篇精典。农民夫妇秦山与李爱杰是一对恩爱夫妻，但丈夫秦山不幸得了癌症。在医院里，李爱杰悉心照料丈夫，不向他透露诊断结论，但丈夫从妻子哭红的眼睛中看出了结论。为了给家人留下“日后过日子的钱”，丈夫偷偷跑回了家乡，最后一次收割了地里的土豆。小说着力描写的是这对平凡夫妻在面对死亡时依然醇浓的款款深情：秦山为李爱杰订了份小米粥，为了保温放在自己肚子上暖着；不舍得花钱治病的秦山为妻子买了一条天蓝色的软缎旗袍，让她明年夏天穿上。丈夫去世了，妻子李爱杰没有遵从丈夫的遗嘱，她穿着旗袍，“守着温暖的炉火和丈夫”，直到丈夫出殡那天才换下旗袍，因为她只想穿给他一个看；下葬时，她叫人在丈夫的棺材上盖满了他生前喜爱的土豆，而那丈夫，恍惚间变成了那些“跟脚”的土豆，要跟她一起回家。那爱那情，不因死亡而间隔，反而更加浓烈，更加亲密。肉体可以死亡，但灵魂依然存在，而爱情，那就是灵魂间的永久碰撞。秦山的灵魂升到了天堂，他以“天庭”的视角俯视着自己一生所挚爱的土地与土豆，贪婪地嗅吸着携带着妻子一片深情的土豆花香：“当你敛声屏气倾听风儿吹拂它的温存之声时，你的灵魂却首先闻到了来自大地的一股经久不衰的芬芳之气、一缕凡俗的土豆花的香气，你不由在灿烂的天庭中落泪了，泪珠敲打着金钟般的花朵，发出错落有致的悦耳的回响，你为自己的前世曾悉心培育过这种花朵而感到欣慰。”

在这样一种忧伤而美丽的叙述中，死亡仿佛完全淡化为生命的自然延续。而爱情，犹如那不绝如缕的土豆花香，虽然凡俗，却弥漫于天地之间，散发着温婉的、经久不衰的芬芳之气。

女性作家以如水的目光、宽厚的胸怀发掘着隐藏在人生苦难和生命缺憾背后的那份令人感动的温情，发掘着在乡民简朴生活中所流淌的人间真情。正如有论者对迟子建的评说：“在迟子建的乡土世界里，底层百姓的生活尽管都很简单粗陋，他们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常常要面对各种不期而至的天灾人祸，但他们仍能以平和心态对待命运，对生活和命运充满了深情的渴望和敬重。虽然这种充满温暖与爱意的温情既不崇高，也不伟大，但它却真实而又富有韧性，具有持久绵远的穿透力。”⑨女作家的温情书写，为中国乡土文学提供了一种充满温柔和诗意的抒情文本，也为现代人的浮躁焦虑带来了纯净滋润的清新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