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吉利并购沃尔沃说起

后发大国对外投资模式明显不同于既有跨国投资模式,这是确定无疑的。它是否走得通,是否能形成一种具有一般意义的发展道路,尚不得而知,需要得到理论和实践的证明。

不久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企业走出去的“后发展大国”逻辑》(《中国经济》2010年3月期),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和跨国并购的理论基础及现实条件进行了一些分析,提出类似中国的后发大国有可能走出一条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走出去道路或模式。

那篇文章写作与发表前后,恰恰是中国民营企业吉利汽车巨资收购瑞典知名车企沃尔沃案沸沸扬扬之时。如今,沃尔沃收购案已尘埃落定,两家公司前几天刚刚办完资产交割,李书福出任沃尔沃全球董事长,而沃尔沃的原有运营团队基本保持不变。在这一事件相对沉寂,不再是媒体头条,可以稍微理性看待之时,我想借吉利并购沃尔沃案例,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道路与条件再做一些讨论,算是对前文未尽之意的补白和引申。

吉利并购沃尔沃案,典型地属于我所谓之“后发大国海外投资模式”。这一模式包含几个要件,吉利收购沃尔沃案全部符合:

其一,投资者是来自相对落后、收入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大国的民族企业,其规模、实力、经验,特别是技术、品牌、知名度等无形资产与竞争力均处下风。按照既有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低收入国家的海外直接投资应当是试探性的和学习型的。在沃尔沃案中,收购者浙江民企吉利公司与全球知名跨国公司沃尔沃差距巨大,无论销售额、资产规模、人力资源、国际化程度,还是专利数量、品牌价值、商誉等均远远落后。按照跨国并购理论,吉利的投资肯定是超前的、早熟的。沃尔沃经营不善可以被收购,但收购者不应是吉利。然而,“后发大国效应”使吉利不仅有能力参与并购,而且能击败其他国际竞争者,一举完成并购。

其二,投资的直接目的和动因是通过海外投资获得自身缺乏的垄断优势与核心资源,如专利、技术、工艺、品牌、商誉,以及设备、人才等等,期望通过海外投资直接获得这些优势资源,绕开后发国家实现赶超所必需面对的自主创新难题,至少大大缩短自主创新的时间。吉利收购沃尔沃的目与此至为吻合,正是为了获得沃尔沃的技术、品牌和商誉及其载体专利、设备、人才团队等等,以此大大加快自身技术升级的步伐, 跨越式地拥有和积累技术优势与核心竞争力,并实现吉利的“借船出海”――通过并购将自身的产品系列、技术基础、企业形象、知名度等大幅度提升。

其三,投资过程得到政府或其所属机构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从政策、法规、融资、外汇,到税收、人才、信息以及舆论。后发国家大多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不成熟,政府在经济中处于主导地位,政府支持是决定一项经济活动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吉利汽车虽是典型的民营企业,与政府的联系程度弱于国有背景的企业,但作为民族汽车品牌和汽车产业自主创新的代表之一,其海外投资行为仍然关乎民族产业与国家利益。吉利收购沃尔沃,显然得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在政策、信息、融资、财税、舆论等等方面的大力支持。据报道,这些支持不仅来自吉利所在地浙江省,而且来自北京、四川等地政府部门。

其四,投资者所处的后发大国巨大的国内市场是海外投资成功的重要保障。在后发大国对外投资模式中,即使并购完成后收购方未能进一步发展被收购企业的国际市场份额和影响力,甚至难于维持收购前的国际化水平,但后发大国巨大的国内市场还是足以支撑投资者将并购品牌和产品导入国内,进而获得发展与盈利。海外投资收购行为某种程度上起到将被收购企业本土化的作用。以吉利收购沃尔沃看,中国巨大的国内汽车市场是保证吉利收购后沃尔沃生产经营得以发展的条件。吉利固然希望收购后继续扩大沃尔沃的海外存在,但更希望大大扩张沃尔沃在中国的产量和影响力,包括现有工厂的扩产和计划中将建在北京或成都的年产30万辆新车的新工厂,以中国市场的销售支持沃尔沃扭亏和盈利。

最后,在后发大国海外投资并购模式中,虽然投资者希望充分利用海外的技术等优势,实现优势的逆向转移,但收购者与被收购者巨大的落差,还是有可能使两者难于在短期内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于是,收购完成后两者仍平行独立运行,互不交叉,互补干扰,形成“一国两制”式的企业格局。这一点也与吉利收购沃尔沃后的策略吻合。吉利明确宣布的:沃尔沃总部将留在瑞典哥德堡,团队基本保持原样,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单独运转,与吉利不发生横向交叉,吉利还是吉利,沃尔沃还是原来的沃尔沃,“两者是兄弟不是父子”。

归纳起来,吉利收购沃尔沃这一新鲜的经典案例,非常有助于我们认识后发大国对外投资与海外并购模式的特征:与传统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理论和实践相左,后发大国的投资/并购者不是待自身竞争优势积累到足以与国际巨头竞争,或者足以制胜于海外的时候才开展大规模对外投资,而是在国际竞争力还很欠缺的时候就开始大规模对外投资;不是通过利用自身相对优势到更为落后或发展水平相近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投资(下行投资或平行投资),而是直接到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上行投资),超越所谓“周边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发展轨迹;不是待国内人均收入达到较高水平(按当今的币值算大概应到五六千、七八千美元甚至更高)、资本相对过剩时再展开大规模投资,而是在国内收入水平还较低,国内尚有大量投资需求时即在政府支持和鼓励下开始大规模对外投资;不是以控制被收购者的劣势资产并以自身优势加以改造为目的,而且通过并购获得更先进的优势资产和垄断资源,通过优势逆向转移建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获得优势资产外溢价值。

可见,后发大国对外投资模式明显不同于既有跨国投资模式,这是确定无疑的。它是否走得通,是否能形成一种具有一般意义的发展道路,尚不得而知,需要得到理论和实践的证明。仅就理论逻辑而言,后发大国对外投资模式的最终成功显然需要一些条件。能满足这些条件,这条道路就可以持续下去,或可形成具有独特意义海外投资模式。否则,将在对外投资与跨国并购中花掉真金白银而收获甚微,最多是在国内赚几个小钱,培养不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

初步想来,以下几项可能是后发大国优势寻求型对外投资模式成功的必要条件:

条件一:通过海外并购能够获得具有长期价值的资产。后发大国进行跨国并购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有价值的优势资产,特别是无形资产,如技术、专利、品牌以及与之相联的机器设备、人才团队、资料软件等等,以缩短自主研发和创新的周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建立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展开全球竞争。问题是,通过收购的方式是否能够获得尚处资产生命周期上升期和持续期的具有长期价值的资产并非没有疑问,至少需要拿来证据。一般说来,出售者是不会将生产周期前期技术、核心技术和主线产品、一线品牌出售的,特别是不会出售给未来有可能与其形成正面竞争的同业企业。能够出售的往往是边缘技术、非核心资产和生命周期晚期的技术。当然,在商业竞争中,不排除一家公司陷入经营困难时将主流技术和核心资产出售。

条件二:通过海外收购获得的资产能够内部化为自身的资产。通过跨国并购方式获得的海外优势资产,包括无形资产,虽然可以在一定时间内使收购者通过这些资产获利,但后发大国海外并购更主要的目的是将海外优势资产内部化为自身的优势,“嵌入”自己机体之中,与自身既有的资产水融为一体。否则,如果如油水难于相容,或可获利于一时,但终将成为与自身资产格格不入的附着在体外的异已物。特别是对于品牌、商誉等具有深层文化内涵的资产,以及技术、知识等具有高度路径依赖特点的资产,更是如此。

一个品牌,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的积淀已经成为某个民族、某种文化的一部分,即使外来者可以将其购得,却很难“本土化”为自身的东西。经验地看,还很少有哪个国家的著名品牌是通过海外资产收购获得的。一国具有国际影响到知名品牌,都是土生土长自主创新的结果,所谓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即使强大如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收购沃尔沃以后也未能使其成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它还是瑞典的象征。此外,技术与知识具有很强的选择性和路径依赖,除非将自己原有技术路线完全放弃,是很难通过直接收购方式使外来技术与自身技术有机融合在一起的。

条件三:海外并购的结果是将“母体”国际化而不是将“客体”本土化。后发大国通过跨国并购方式获取海外优势资产,目的是为了培育自身竞争力与国际大企业展开竞争,立足于国际市场。因此,这类并购成功与否的依据,主要是看其能否提升国际竞争力、影响力,并在国际市场上获利。

前已提到,通过海外并购方式获得的资产有可能是已经过气的资产,或者由于文化土壤不同并购后即贬值,或者无法融入母体而孤立存在。不过,由于后发大国国内市场广阔,即使发生上述情况仍然可能通过国内市场扩张为并购者带来不错的收益,按照一般跨国并购成功的标准衡量,这种并购仍是成功的。关于发展中国家跨国投资的某些既有理论也正是这样看待问题的。在它们看来,只要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海外投资能为其国内经营带来利润并使公司总体业绩改善,跨国投资就是成功的。但是,从本文的角度看,这种状况虽然符合一般企业海外投资的逻辑,却不符合后发大国海外投资的逻辑,因为它无助于改善后发大国的国际竞争力,培养自己的跨国公司。只有当海外并购获得的资产植根于自身企业体内并带动整个企业的竞争力提升和国际化经营,海外并购才能认为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