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信的官方调查

在处理公共事件时，地方政府垄断调查资源，缺乏公平、公正、公开的舆论环境及法律制度，这使得政府公信力在各种事件发酵中不断丧失。

沸沸扬扬的“钱云会事件”至今在公众心中仍未能盖棺定论。尽管公民调查团的出现被公众寄予了厚望，但这也不得不表明，来自政府的官方调查结论的尴尬。

2010年12月25日，浙江乐清寨桥村前村主任钱云会被工程车碾压致死。此前，钱云会曾多次举报当地政府违法征地，有报道称其死亡事件存多个疑点。更有网友发帖称，钱云会是被5个人按在地上，遭一辆工程车碾压致死。

2天后的下午4点30分，乐清市召开新闻会，将该事件定性为“交通肇事案件”，称钱之死属于普通交通事故，且肇事司机无证驾驶。

这一说法立即遭到网络和民间的种种质疑。由于村主任钱云会上访的特殊身份，以及被碾压致死时的种种诡异迹象，官方的调查结论缺乏充分证据加以澄清，招致民众不满。

12月29日晚，温州市公安局宣布，钱云会死因已经查清，排除谋杀可能，确定为交通肇事案。这同样难以被民众所接受。

就该事件的事实真相暂且不论，民众一边倒似的讨伐官方，已经不单单是源自对真相的探求，而是出于对官方的极度不信任。

这种不信任由来已久。此前，三聚氰胺事件、躲猫猫事件、钓鱼执法、邓玉娇事件、“李刚案”等各种公共事件，各级政府在处理过程中往往为了维护自身形象而草率结论，再加之政府垄断调查资源，缺乏公平、公正、公开的舆论环境及法律制度，使得政府在各种事件发酵中不断丧失公信力。

制度缺陷致公信丧失

2011年1月17日，在深圳人大会议市民旁听席上，有市民就深圳保障房丑闻指责政府缺乏诚信。

此前，2010年3月下旬、10月下旬，深圳市第二次保障性住房初审、复审名单的公示，在网民和媒体不懈穷追地调查下，“豪宅门”、“豪车门”、“零资产”、“公务员假冒临时工”等真相现世，使深圳保障性住房分配的公信力严重削弱。

为此，深圳市常务副市长吕锐锋坦诚保障房造假是制度缺陷，并为政府公信力遭质疑而深感内疚。

这种因制度缺陷导致的公信力下降，保障房丑闻也许只是冰山一隅。

2010年12月29日，安徽巢湖市居巢区事业单位招聘的限定条件是，“居巢区籍生源或父母一方在所在区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本科及以上未就业毕业生可以报考”。网友戏称之为“萝卜招聘”。

面对质疑，居巢区官方辩称，设置此条件是为了解决夫妻孩子两地分居的情况。而在此事件前几天，安徽黄山市徽州区的公务员招聘的全是“官二代”，笔试成绩最高者仅55分。

无独有偶，2010年10月，浙江上虞市招商局招聘工作人员限定为“80后，海归硕士，英语专业八级”。网友发现，拟被录用者王溯，1986年3月出生，英国东安吉利亚大学国际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毕业，获理学硕士学位，其父母均在上虞市政府担任要职。

面对质疑，上虞官方在网上对此事作回应：招聘条件完全是根据招商岗位的特殊性和招商局干部队伍结构状况提出的。

此外，福建屏南县财政局票据管理所为副厅级官员之女“量身定做”招聘条件、山东新泰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王然只有23岁引发媒体关注与质疑。

随着类似事件的频繁爆发，官二代、学历造假、背景深厚等传言渐次传播。官方在回应类似质疑时往往简单称之“符合招聘政策法规”，草率用制度缺陷敷衍了事，把一切责任推卸给制度，这无法打消民众对就任内幕的怀疑。

行政权力私利化

所谓政府公信力，是指政府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信守对公众的承诺，从而赢得公众对政府执政的认可与信任。

除了制度缺陷导致的公信力受损外，政府部门在公共事件中不作为、处理失当，甚至侵害公众利益，挑战公众忍耐力，则使政府信誉大打折扣，乃致无法挽回。

2008年9月13日，官方证实，在广东、甘肃、南京、长沙等省市，出现多起婴幼儿罹患肾结石病例，与受三聚氰胺污染的婴幼儿配方奶粉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进一步的调查显示，包括伊利、蒙牛在内的多家企业，均在“毒奶粉”名单中榜上有名。

事实上，三鹿集团公司及当地政府在获悉三鹿毒奶粉事件后隐瞒实情，不及时上报，导致事态一步步扩大。

石家庄政府发言人在三鹿事件爆发后，接受官媒访谈时承认，三鹿集团就毒奶问题向市政府做了请示，请政府加强媒体的管控和协调，“帮助解决”问题。

另据新西兰政府的报告，作为三鹿最大海外股东的恒天然公司，在8月得知奶粉出现问题后，即刻向中资方和地方政府官员要求召回三鹿集团生产的所有奶粉。然中国地方官员置若罔闻，试图掩饰，不予正式召回。9月5日，新西兰政府得知消息后绕过河北，接洽北京当局之后，中国政府才严正对待此事。

直至今日，三聚氰胺事件的后续影响仍未结束：由于三鹿方面的破产终结，不接受国家统一赔偿方案，孩子仍在病痛之中的家长们，屡屡求告无门，索赔无望。该丑闻不仅重创了中国乳业和中国制造品声誉，更加剧公众对国内食品安全状况的担忧，和对当局的不信任感。

山西疫苗案，则是令民众对政府不信任感瞬间爆发的又一起事件。该省政府在不到10分钟的新闻会上推诿塞责，坚称疫苗合格的结论，遭到广泛质疑。网友甚至愤怒指责政府官员不仅与该事件有利益关联，而且试图封锁新闻报道。当时有媒体评论认为，公权力面对监督时的傲慢，使得公众的信心倍感挫败。

2009年9月，在上海多起被曝光的“钓鱼执法”事件中，行政机关通过引诱当事人从事违法活动，然后对其实施处罚，通过行政权力谋取个人或部门私利，这种违背法律、信义的执法方式使政府公信力大打折扣，影响深远。面对舆论质疑时，政府部门非但没有勇于担责，而是从坚决否认到遮遮掩掩再到承认错误，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公信力则更加贬值。

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公布的“2009年第三季度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交通行政执法部门的“钓鱼执法”，成为最有损上海市政府公信力的事件。

考验执政能力

随着长期的日积月累，政府公信力的丧失终将带来严重的后果。

另外，官员腐败事件的频繁以及得不到足够的惩戒，民众对政府反腐的过高期望值，也影响了政府威信，加速了政府信用的流失。这足以考验政府的执政能力。

2010年2月，涉嫌盗窃的河南省鲁山县男青年王亚辉在看守所内死亡，警方解释称，犯罪嫌疑人是在接受审问时喝开水突然发病死亡的，但家属发现其身上有多处伤痕。这种离奇的案件并不鲜见。

从“躲猫猫”、“开水死”到“做梦死”，网民对类似案件由义愤填膺到讽刺嘲弄，戏谑之语的背后实则是无奈之举。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毕淑娟分析认为，这将极大消解基层执政者的公信力，是一个危险信号。

2008年6月28日，在中国贵州省瓮安县，因对一名女中学生非正常死亡的死因鉴定结果存疑，加之当地警方涉嫌不公正暴力执法招致民众不满，酿成民众与官方大。贵州省高级官员黄康生坦承，瓮安事件暴露干部与群众关系长期积聚的矛盾，少数党政干部成为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一些部门在化解当地水库移民搬迁、城镇改造拆迁诸多矛盾久拖不决，群众利益诉求未得到及时、满意解决，是矛盾集中爆发的深层次原因。

仅仅一年之后，在湖北省石首市，同样因一公民的非正常死亡，引发大规模，其爆发过程、具体情节、原因几乎与瓮安如出一辙，除了事发地原本的重重矛盾纠葛以外，事件前期官方处理失当，政府公信力的丧失无疑是点燃炸药桶的直接导火索。

2009年6月，《小康》杂志的一份调查显示，高达91.1%的人认为政府公布的各种社会经济调查数据“仅作参考，掺假的成分很多”或“绝对是假的，从来都不信”。而在2007年，这个比例是79.3%。调查还显示，相对于人际信用和公司信用，公众更担心政府的信用。

无论是疫苗事件、李刚案还是钱云会之死，若想制止政府机构在面临公共事件时所表现出的或草率、或唯利、或傲慢的形态，重新塑造政府公信力，除了需要构建现代执政理念外，还需要加强民主政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