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城米氏父子的乡村自治之梦

河北省定县既是民国时期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开展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模范县”，也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又一批知识分子实践、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实验田”。但或许很少人知道，这里还是中国近代乡村自治的发源地，定县翟城村开创了中国以行政村为单位进行地方自治的先河。

19世纪中叶以后，日益激化的民族危机加速了中国启蒙运动的进程，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清末新政，中国社会开始了由器物而及于制度的新陈代谢。1901年，袁世凯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积极推动当时直隶省的学生、官绅赴日本考察。出身于定县翟城村的米迪刚也被这股留学的大潮夹裹着赶赴日本。

米家是村上的望族，米迪刚之父米春明更是在当地威望极高的乡绅。早从1894年起，米春明就开始在翟城村自筹资金创办现代学校，并有计划地进行乡村改造的试验。他禁止儿子米迪刚参加科举考试，将其送进县城的定武学堂，学习植物、动物、地质、历史、西学启蒙等新式课程。在米迪刚赴日不久后，清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政改革。米春明被任命为定州（今定县）劝学所的学董，上任后，他实施了一系列改造地方的举措。首先是推广新式教育，强调民众识字和公民教育，联合村里的官员将各种迎神赛会的会款进行了清理，作为本村的教育基金，建成了一所名为“育正学堂”的新式学堂和一所女子学塾；其次是移风易俗和整顿地方治安的，他先后制定了《查禁规约》、《看守禾稼规约》等，使翟城村成为当时地方改良的模范样本。

民国初期，翟城村村治改造带来的诸多变化引起县政府重视。1915年，内务部相继颁布了《地方自治试行条例》，宣布重新实施地方自治，定县地方长官孙发绪立刻拨款给翟城村300元，并正式启动村庄自治规划――创办村自治公所、讲习所、图书馆等。当年11月，孙发绪宣布翟城村为模范村，呈省、部立案。

东渡“取经”的米迪刚从日本学成归来后，则借鉴日本乡村自治建设的经验，为翟城的乡村自治实验注入更多的现代因素。米迪刚认为，地方自治是全国农村复兴的根本，而乡村则是地方自治的根基，村级社区的机构（特别在强迫教育和农业信贷方面）足以形成一个乡村社会的新的基础。他以儒家“大学”之“三纲”（明德、亲民、止善）“八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学理根据，以宋代蓝田吕大忠《吕氏乡约》为范式，同时，吸取了日本乡村的自治思想，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乡村改造方案：村治应该以2000～4000人为标准，每村选举村长一人，兼充村学师，负责（1）议定村治组织大纲、户口登记等；（2）组织村公所与村议事会；（3）管理公产，组织因利协社、纳税组合和义仓等；（4）推广教育，成立教育会、创办国民高等小学校、女子国民高等小学校、半日学堂、村治讲习所；设立宣讲所、图书馆与阅报室，组织乐贤会、教育费贷等；（5）组织农业会，劝农，制定看守禾庄、保护森林等规约；（6）改良风俗，组织德业实践会、风俗改良会、查禁会；（7）建立卫生所、医院、公共浴室、公园、制定平治道路、共同保卫等规约。

此外，米迪刚还制定了一套以村治为核心的国家与社会改造纲领，多次上书政府当局，请求实行其政治主张。与此同时，晏阳初倡导的“平民教育运动”也在全国范围内兴起。晏阳初无意中读到了米迪刚编写的《翟城村志》，立即设法联络到了米迪刚，亲自前往拜访。米迪刚也被晏阳初的乡村教育计划深深吸引，主动邀请“平教会”以定县为实验区，并将自己在翟城村的公共房屋和田亩赠给“平教会”工作之用。

后来由于内战迭起，翟城村自治的进程不得不宣告中断。

米氏父子开始的由民间力量推动村庄自治改革、摆脱中国农村贫穷落后面貌的努力，不仅表现了清末民初中国乡村社会的精英阶层在运用自身的智慧探索农村现代化道路的自觉性，更为1930年代晏阳初在此地主持更大规模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他们的这套地方自治的思想为后来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广泛吸取，成为民国在全国推行的“村治制度”的理论基础。这是一场内生的自治实验，对于今天仍在探索中的中国农村改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