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自审·批判·超越—试析20世纪女性写作的自审视角

论文关健词:自审　文化批利　生命本体　女性意识

论文摘要:20世纪女性写作有一个鲜明的自审视角，所谓的自审，指向的是男权文化传统积淀下来的女性五恶和她的本质弱点.本文旨在刹析每一个时代，凌叔华、张爱玲、王安忆、铁凝等一批女作家感应时代的氛围，切入的对女性文化负面的不同观照层面，和对类的自我做出的灵魂审视和冷峻批，对女性“恶”的批，审视是为了女性特神的更新和超越，是为了建构成熟健全的新型女性人格.她们的女性写作在20世纪女性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20世纪，女性以响亮的文学歌吟创造了一部辉煌的女性文学史，它成为本世纪女性寻求自身解放的一处有力的标识。女性解放的历史跨越不仅需要在男女平等的新的生产方式中确立女性的经济、政治地位，而且有赖于女性内在精神的现代性转化.而20世纪女性文学的建构正伴随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而产生。女性意识的觉醒包括女性意识的外部觉醒和女性意识的内部觉醒，所谓外部觉醒是女性意男权文化的压迫和束缚，要求向外争得做“人”的权利和与男性一样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政治和经济的权利。从冰心、冯沉君到丁玲，从张洁到张抗抗……女作家们都认抗争男权对女性解放的重要作用，从而使她们的创作侧重于向外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隔绝》、《海滨故人》、《莎菲女士的日爱的权利》、《方舟》、《在同一地平线上》等一系列作品代表了不同时代女性外部觉醒的最高思想成果。它是百年来女性文学史贯穿的主线.

然而女性意识的内部觉醒是更深意义上的女性觉醒，它深刻意识到女性身力佳于涤除的封建奴性，和男权文化内让图女性又见念层面和潜意识深层而形成的女性丑恶和本质弱点。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的文化语境中，女性在男权中心社会的边缘确立起作为“第二性”的价值标准，这些外在于女性自身的道德律令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被整合进女性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成了对此无条件的思想认同.尽管时代变迁，女性生存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改变，但是某些思想依然象吸盘似的附着于女性的意识深层.而女性要获得现代意义上的成熟健全的人格，必须清除渗透于她们身心的传统重荷，这就要求女性意识的发展进的女性本体进行反思和内审的更高段位.20世纪的女性文学都经历了从女性的外部批判到女性自我批判的一个深度掘进的过程，反映了女性解放向前推进的深度。凌叔华、张爱玲、苏青、王安忆、铁凝、徐小斌等一批女作家在前述的女作家的视野之外，自觉地将批判的触角伸展到被传统浸淫的女性的精神世界，表现出一种鲜明的文化自审的视角。她们的女性写作在20世纪女性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本文旨在剖析20他雌己女性写作的自审视角，考察每一个时代，女作家们感应时代的氛围，切入的对女性文化负面的不同观照层面，和对类的自我做出的灵魂审视和冷峻批判。

一、“五四”:因袭传统的女性悲剧

在“五四”作家群中，凌叔华是自觉转向对女性意识本体审视的最早的女作家，她比她的同代人有着更为深入的开拓.在文坛为“新女性”冲破封建家庭牢笼一片喝采时，凌叔华却巳清醒地意识到女性人格的生成有赖于女性精神本体的自我更新.她无意塑造象莎菲、列舞阳这样叛逆传统的新女性，而是把目光到趋于没落的旧家庭的女性身上，到受新思潮的影响却困锁在婚姻“围城”中的知识女性的现状中，勾画出她们身上难以涤除的传统积淀和人性畸变。划拐寸女性的文化审视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提挤寸女性深层传统意识的暴露和批判:二是对时代新潮冲击下的新女性的自我意识的探讨和反思。

《绣枕》中深居高宅的大小姐冒着酷暑，精心地赶绣一又仁藉枕，以获得与豪强富贵的联姻，可是最终为取悦男权集团所作的努力归于了徒劳。凌叔华不满足于表现女性外在遭际的不幸和女性人格的被践踏，在最后一段揭示大小姐心理的“点睛白描”中，凌叔华让我们看到了女性心理的悲剧，看到了传统闺秀生存世界的狭，湘思想的苍白，渴望爱却无所爱，更可悲的是，不知何为爱，她不理解“两情相悦”的婚姻的实质，却更为“门当户对”、“夫贵妻荣”的婚姻的世俗形式所诱惑，让人怎能不为她意识里的传统积垢扼腕叹息呢?凌叔华还用几个短篇揭示出20,30年代闭锁在家里的贵太太们的生存内容。几千年来，女性的生存空间就是家.“女正位乎内”的道德律令渗透了女性意识的深层，这种狭窄的生存环境和畸形的道德压抑导致了女性的病态和扭曲。

凌叔华笔下还有许多以自由恋爱走进新式婚姻家庭的新女性，她回避了婚姻生活中深刻的物质因素和经济原因，在衣食无优的常态生活中，审视了女性在新式家庭中所面临的角色定位和两性关系问题。虽然过着优雅舒适带着几分浪漫情调的生活，她们却理所当然地顺应了文化传统给女性设置的价值定位.不再谋求女性的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可是作为接受新文化启蒙的新女性，她们会觉察到女性主体价值的失落，让我们透视出女性进步背后传统的侄桔力量。

凌叔华以绵密细致的女性眼光刺探出男权本位、封建女教等伦理观念，已整合进女性的文化心理结构，深刻影响着女性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即使是新女性，她们受现代文明启发的新观念也往往与其深层的传统意识相嫁接.而且越来越显现出遵循传统的实质。她的创作承继了鲁迅“解剖国民的灵魂”的文学思想，为女性意识的创造性转型和成熟作了最初的奠基工作.

二、40年代:女性生存的物质现实和心理崎变

凌叔华开创的对女性文化负面进行批判审朽功勺文学路向，在20年代的张爱玲、苏青这儿得到了继承和进一步的深化，作为决绝地走出了旧家庭的大门，而终于凭借自己的力量自食其力的女性，张爱玲和苏青能够深刻体会到时代女性求生的艰辛，所以她们有另一种女性审视的眼光。她们把对女性文化弱质的审视与其物质条件和经济基础联系在一起，从而超越了凌叔华的局限，揭示出女性生存的物质现实，展览了被历史重负和现实压力挤压得扭曲变形的女性灵魂。

张爱玲为世人捧出了一系列“贞女”和“”的女性群像，前者如“白玫瑰”孟烟鹏(《红玫瑰与白玫瑰》)、因病早夭的郑川嫦(《花凋》)、郁郁而终的冯碧落(《茉莉香片》)、席五太太〔《艾》)等，她们都是传统意义上温柔、驯顺、贤良的女性，体现着传统的女性美德和风韵.然而在张爱玲的感受和理解里，这些女性贞洁、平稳的生存表象下掩盖着内质里的灰黯、病态和绝望，丧失了主体性价值的柔弱的女性不过是生活在长长黑夜中的女奴，过着任由他人摆布的生活.消耗着无价值的生命。张爱玲用一个精致的象喻浓缩了这些女性从有生命的人到被禁锢被异化的触目惊心的悲剧:…她不是笼子里的鸟，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她是锈在屏风上的鸟一一倡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死在屏风上。呈现了人性的枯竭、精神的窒息，振保由于性心理的分裂，不断向妻子施加压力，使烟鹉精神失常.纯洁的烟鹏随即与裁缝发生了可耻的性关系。《倾城之恋》中的“淑女”白流苏，终究逃不过金钱的摆布，与范柳原展开情场的角逐，卑微地屈从了男性的侮辱和玩弄。

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恶女”.如戴着黄金枷镇的曹七巧(《金锁》)、恶俗撤泼的霓喜(《连环套》)、纵情声色的梁太太(《沉香屑一一第一炉香》)、“红粉骸镂”般的曼璐〔《十八春》)一一她们对金钱、性、权力膨胀着贪婪的欲望.践踏他人又自我践踏。张爱玲把对女性“恶”的书写与现实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因素勾连起来.深彻地透视出女性“丑恶”的文化生成机制以及经济原因。长期以来，女性都是文化制约下的毫无生存能力的个体，经济地位决定了她们一系列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在浓厚的封建宗法的氛围下，女性物质生存的全部目的只有一个一一男性、婚姻及在婚姻中确立起来的依附关系和物质保障，在经济地位和家庭地位岌岌可危的“惘惘的威胁”下，这些不能自我主宰的女性不得不苦苦地挣扎.不得不作出各种饱含苦痛的艰难努力.这是造成女性心理晴变和精神异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金钱，贫贱的曹七巧被兄长卖进了富贵望族之家.作了瘫子少爷的正头奶奶。女性的“身体”被买卖和交换，从此封建父权给她戴上了一副“黄金的枷锁”。而性压抑的痛苦，爱情追求的失落，豪门的歧视和鄙薄，使她的性格逐渐变得阴郁、乖决和刻薄。对黄金的疯狂的占有欲随着苦难的深重逐渐与七巧融为一体，“宗法一金钱一权力”模式也内化为她的深层意识，一旦成为权力的拥有者，她马上用黄金的枷锁同样扼住了儿女们一生的命运。曼璐也是儒家父权崎变的产物，滋出传统伦理规范之外的她，却服膺于封建宗法思想，为了挽回因不能生育而岌岌可危的家庭地位，曼璐竟疯狂地让丈夫祝鸿才对自己的妹朱亘奸成孕，迫使曼祯代自己传宗接代，亲手断送了她一生的幸福，女性的心灵被现实重压和父权扭曲变形的一幕被展现得惊心动魄。

正是对男权文化的实质和女性意识生成的物质条件有深切的体认，张爱玲以冷峻的写实戳穿了虚幻的女性“神话”,女性本体的批判和女性“恶”的文化机制和物质基础结合起来，这使她的创作达到了更高的思想和艺术的段位。与张爱玲一样，作为一个失去旧家庭庇护的娜拉，苏青走出了一条经济独立、重新获得生存价值的路.所以她以独立自主、自尊自强的女性意识为参照，也注重对女性缺陷的审视和批判，她批判的重点是女性主体价值的曦乏，和对男性的依附心态。

同样是写女性精神的异化，张爱玲写出了女性的畸变，透出了人生的悲凉和绝望:苏青写的是女性的庸常，饱含了人生的无奈和怨尤。苏青笔下的女性有着和她相类似的经历，曾经是相夫教子的贤惠的少奶奶，因为婚姻的破裂，被迫走向社会，成为养家糊口的职业女性。感同身受使苏青能够贴切地写出这些由旧转新、既旧又新的女性的痛苦和烦恼。《歧途佳人》中的符小眉，《结婚十年》中的苏怀青，都曾经困锁在小家庭中，她们千方百计地取悦丈夫，维持稳定的家庭和婚姻，心甘情愿地放弃其他重要人生价值的追求，以至于个性泯灭、生命枯竭。对这些女性的弱点，苏青批评得剔骨入髓，“我相信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便是结了婚的女人。她们放弃事业，放弃娱乐，放弃友谊，什么都自动放弃了，只为要达到一个目的，便是管束丈夫。”

三、80年代:女性性文化的审视和批判

娜寸期女性文学，最早从女性追寻爱的权利崛起，很快转向了探索女性新的精神路途和社会价值的实现上，历史的积重难返使女作家们忙于揭示和批判男权中心社会对女性形成的歧视和压迫，由此感应时代氛围，塑造新的时代女性成为转型之初女作家们自觉的审美追求。直到80年代中期，女性文学才以“自审”的眼光将批判的锋芒对准了女性自身，张洁清醒地指出:“妇女自身存在的缺陷很多，必须将自己弄好了，才能要求别人尊重你，自己如不争气一一愿意当花瓶和践货，那则是不可救药的”。。可以说，女性文学激烈地批判“男权中心主义”的命题，最终，或迟或早都会转向对女性自身的认识，尤其是对女性文化负面的批判审视上。湛容的中篇《错错!错!》表现了女性文学由“他审”向“自审”视角的一种转移，作者从女性心理误区、性格缺陷着眼，探究造成女性婚姻悲剧的缘由。而铁凝、王安忆的创作最具冲击力量，80年代中期在文化寻根思潮的影响下，她们大胆地将“性”引入了婚恋题材，从的角度考察女性本体，冷峻地拷问女性的灵魂，同时潜入女性文化自审的创作疆域。

铁凝的探索在新时期女作家中是鲜有的，她着意探究人类的性文化，把对女性心理的审视深入到性心理层次，批 判了“菲勒斯中心”崇拜的女性性心理。中篇小说《麦秸垛》中，“胸脯分外地丰硕”的普通农妇大芝娘和知识青年沈小凤在男性背信弃义之后，她们都请求男性留给她一个孩子，传统的规约使女性没有其它的解赎方式，只有靠感情的代偿一一生育来实现女性的生命价值，从此她们辛苦劳作独自承担起抚养后代的责任。时代变迁了，社会境遇改变了，古老陈旧的性意识在新时代的女性身上发生了可悲的轮回，作品对一代又一代女性不假思索地充当男性工具和生育工具的女性意识持一种激烈的批判立场。

《玫瑰门》是铁凝批判女隆本体的最重要的一部长篇小说，铁凝把女主人公司猜纹的一生置于一个历史文化的语境下，挖掘了文化传统，特别是病态畸形的封建性文化对女性的栽害。包办婚姻的罪恶、父权威仪的压迫、丈夫的施虐，使一个纯洁柔弱的女性燃烧起欲望和复仇的火焰，司狩纹神经质的变态和疯狂“正是在女性健康的性心理和性生活得不到发展的畸形病态的性文化阴影中形成的，她愤怒地向男性和整个世界施以声讨和报复。为了肆意嘲弄男权秩序，她敢只身闯入庄老太爷的房间，强迫与躺在病榻上的老太爷发生，让他最终怀着羞愤一命呜呼:对儿子庄坦，她剥离了母爱，而暗暗对他进行精神折磨。还有的几个男人，司漪纹也无端的恨着，或伺机玩弄他人的感情，或者怀着恶毒的心理窥测他人的隐私。

司猜纹与姑爸、竹西、罗大妈、苏眉等老老少少几代女性共同建构了一个女性的王国，同为女人，她们休戚与共，都是文化的受害者，却恰恰各自承担着自己的悲剧和伤痛，相互倾轧，相互伤害，铁凝在她们身上集中审视了“女性世界那些让人反胃的、卑琐的、丑恶的、男人所见不到的方方面面—里面充满了看与被看、窥视与暴露、猜疑与戳穿的疯狂与邪恶。”。揭开了女性权力争夺的一幕，人伦间的亲情畸变成女性之间疯狂的权力角逐和相互践踏。男权的压迫一方面使她们蔑视社会文化秩序，竖立了独立不倚的女性人格，但另一方面，女性自身的弱质又使她们没有确立新的价值范式，却在文化的抑制下衍生出病态的人性。《玫瑰门》对女性“内”的本体的剖视显示了铁凝的独特深彻所在.

铁凝实现了多角度、多层次“解构”女性本体的深化。同时期的王安忆以另一个角度切入到对女性性文化的观照中，她第一次深入开掘了性文化禁忌对女性的栽害，敞开了没有现代意识烛照的女性“原欲”。《小城之恋》中一个愚钝的女演员，被强大的自然力掀进了一股欲望的漩流之中。她在纵情和“原罪”的忏悔中苦苦挣扎，没有现代文明的疏导和更高的精神价值的追求，导致了女性身心被扭曲和撕裂的痛苦.王安汁乙进而反思了男权赋予了神圣价值的母性的主题。《小城之恋》中女性以饭依母性实现了自我救赎.然而随后的《荒山之恋》却象征了这种母性价值的失落.忍辱负重的妻子把自己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他”，然而他最终背叛了她的真情，为了殉情弃绝人世，而她怀着一种更深厚博大的“母性”宽恕了他，母爱与的双重奉献及其巨大失落宣告了母性价值的崩蹋。而到了《逐鹿中街》，自然母性和传统美德已然是满目沧夷。中学女教师走 不出对男性的愚昧而盲从的爱，为阻止丈夫另觅新欢，她终 日监视着丈夫不放，乃至整日走街穿巷跟踪他，那在大街上展开的一场场荒谬的“角逐”，吞噬了女性的理智和尊严。

从板依到质疑到反省，这些作品反映了女作家对女性的文化属性的不断深入的思考，由此，王安忆发出了凝重的女性质询:对于男性的无条件奉献里能不能少一点对社会赋予的文化职责的屈从，而多一点女性主体价值的自觉呢?

四、90年代:女性精神的“物化”和“母权”的拆解

90年代，文化的多元取向使女性话语题材更加宽泛，基于性欧治文化批判意义上的，女性对自我的书写越发执著。池莉的《你是一条河》、毕淑敏的《女人之约》、徐小斌的《羽蛇》、《夭籁》、陈丹燕的《吧女琳达》、王安忆的《我爱比尔》、徐坤的《女祸》等作品共同构成了女性文化自审的共声和鸣，它们在商业文化迅速崛起的新形势下展开了对女性弱点的新的审视和反思，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鲜明的时代特色。

总的说来，90年代对女性的文化批判在两个向度上发展。社会转型期常常带来价值的真空和道德的失范，面对趋利务实的新的时代环境，一部分现代女性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坐标。《吧女琳达》披露了在西方物质文化涌入下女性精神的“物化”。当英国绅士john将一张美元揉成团扔到琳达的身上，叫着“爬着去拾你的小费吧”，而琳达在john走后，忍不住用脚勾出了那张滚到吧台下面的美元时，女性的尊严完全让位于对金钱的膜拜。《我爱比尔》中的阿三姑娘则比琳达走得更远，在与美国的文化官员比尔发生了一场如火如茶的恋情后，随着比尔职迁回国，阿三出国的梦想破灭了。为了继续追求那令她目炫神迷的西方情调，阿三出入于高级宾馆.走马灯似地接交外国男友，直至堕落成高级。王安忆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盲目地崇拜西方物质文明的女性心理。

时代在演进和发展，现代化的进程给女性创造了越来越大的生活空间，但铁凝却发现在这一变，化过程中，物化环境对女性的生活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没有相应文化素质的女性走入了人格的“误区”。《小黄米的故事》中17岁的“小黄米”已丧失了山村少女自然纯朴的美，她把自己视作待价而沽的商品，随时准备出卖自己，作品批判了愚昧而麻木的女性意识:《甜蜜的拍扫》中女侏儒伪装成贫苦孩子进行行骗，使我们看到残缺的不仅是女性的肉体，还是女性的灵魂。张沪的《鸡窝》展览了女性逐渐被金钱、淫欲糜烂和腐蚀的过程。

另一些女作家以女性的敏锐向历史纵深处掘进。徐小斌、徐坤、王晓玉致力于对女性权力结构，特别是“母权”的批判，她们的创作清苗戮丝道出母性一旦同权力，特别是征服权、主宰权等相接合，“母权”就成为父权的合谋和母性的一种自我逆变，就会滋生吞噬亲情、吞噬灵魂的罪恶。《羽蛇》直接放大了女性文化心理结构的阴暗和丑陋，在一个由五代女性构筑的母系血缘家庭里，充满了猜忌、怀疑、怨恨，和或明或暗的争一牛，其中最触目的是母女之间的敌视和对峙。母亲逆变成“男权”的象征，而且更加变本加厉地实施父权强大的制控和田鱼的力量.更加固守着传宗接代的封建宗法思想。6岁的羽因为按了一下全家视为心肝宝贝的小弟弟的鼻子，结果遭到母亲的粗暴责打，羽在无知和愤怒之下掐死了弟弟，从此母亲给她戴上了“杀死亲弟弟”的罪名，使她从这个家庭里放逐出去，一生都背负着罪恶的十字架而难于救赎和解脱。母女之间敌视和对峙的关系结构还出现在玄溟与若木、玄溟与夭成、孟静与亚丹之间.“母性”的强权演变成子女一生悲剧的渊蔽，神圣的“母亲”的文化符号和慈母爱女的文化图景被拆解了。徐小斌从个人的生命经验出发，触发了)、们对母性负面结构的思考。

徐坤继续把母亲形象置干权力结构里予以考察，《女祸》展示了现代“女蜗造人”的图景:以婆婆所代表的母性剥离了爱，她严厉推行着维护宗法制度的启件万的生殖意志，以强悍的人格乐此不疲地虐待媳妇，把她驯顺为可供男权享用的性工具和生育工具，逼迫她完成一个“造人神话”，而李玉儿在受虐的过程中不自主地接受了这一套权力模式，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后，她重蹈旧辙地控制她的儿媳和女儿们。母权是中国父权制滋生的文化怪胎，没有理性之光的照耀，母权将被代代承续和复制。

这些作品共同承担了90年代女性文化自审的职能，那种穿透式的“恶”的书写，沉淀着厚重、深长、隽永的思御窿蕴。

最后要说明一点的是，对女性文化“恶”的剖视，并不是要使灾难深重的中国女性从“人性本善”的景框中淡出，正视黑暗是为了呼唤光明，批判自我是为了女性精神的更新和超越，是为了建构健全舒展的新型女性人格。21世纪，女性拥抱两个世界的斗争依然是现代社会一个不断变奏的旋律，伴随着女性心理结构的解构和新的整合，时代为女性的文化批判提出了新的课题，女性对自身的认识应在多角度、多层面上进行深度掘进，它理应成为新世纪女性写作的自觉的价值取向，以朝向人的价值全面实现的方向，开辟一个更加深彻的“言说”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