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中国画个人风格

美术作品是现实生活在画家头脑里反映的产物，是画家的主观与客观统一的产物。画家认识世界，同样的必须遵循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循环往复的认识形式。

美术作品是客观现实通过画家头脑加工的产品。这种加工既有对感性材料进行抽象的概括，从而经过推理、判断，得出某种概念，同时又有对生动活泼的现实生活进行典型化的提炼和浓缩，从而在可视形象的形式及鲜明的艺术个性中自然地流露出某种判断和概念的成分。由于画家个人的思想倾向、性格特质、艺术手法等等方面的差异，在对现实生活的判断及艺术表现上，必然地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作品中就呈现出五光十色、绚丽多彩的艺术风格。这种差异既是对客观认识的差异，同时也是主观表现的差异。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辩证地阐述了物与情、客观与主观统一的观点。精神生产中的主观因素，也就是艺术作品中的风格。

绘画艺术活动也是一种劳动生产。这种生产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种运用形象思维进行艺术创造的精神生产。绘画艺术活动是以个别的形式进行的社会活动，个别人的艺术劳动产品也即作品，必然的区别于机械化大工业生产，而会刻有个别劳动的痕迹，这种痕迹也就是作品之间的差别，在艺术世界里这就是作品风格的差异。艺术创造必然有画家的个人风格，所以才必然产生这种差异。

元代画家倪瓒和清代画家郑板桥，虽然都酷爱画竹，却有着迥异的风格，意趣各具的艺术个性。倪瓒说：“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又在自题《墨君图》中说：“以中每爱余画竹，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或涂抹久之，他人视以为麻为芦，仆亦不能强辩为竹，真没奈观者何！但不知从中视为何物耳？”倪瓒家资巨富却遁迹林园，修道参禅，好洁迂僻，人称“倪迂”。他的“胸中逸气”的“自娱”，在其淡泊、荒凉寂寞的画意中能得到很好的佐证。

郑板桥却另有胸怀，他在一画中题到：“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你东西南北风”。在另一画中题到：“衙斋卧听箫箫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他在其生意盎然、兀傲清劲的墨竹中，抒发了文人的清高、幽洁的思想情操和关切民间疾苦的遵农精神。

同样是画竹，胸襟不同，画风亦殊异，可见竹中也有风格的。中国有句俗话：“画如其人”，风格就是其人。风格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指的是画家整个的艺术面貌。是画家思想倾向，性格气质，个人经历，思维习惯，文化修养，艺术技巧，兴趣尚好，生理素质等等方面的一个综合体。风格又是内容与形式有机的统一。在内容倾向性基本一致的情况下，风格又主要的表现为性格气质和艺术技巧方面的创作个性。

艺术创作是带有强烈感彩的思维过程，画家的风格，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一定只有一个面目。精神世界是丰富的，风格也是多彩多姿的。在长期的创作过程中，风格常常表现为一种复杂的情况：既有着重于传统手法的学习和借鉴的作品，也可能有大胆探索，别出心裁的作品。既会有创作风格一致的作品，也可能有偶尔为之，不拘一格的作品。艺术风格上出现的五彩斑斓的复杂景象，决定于画家自我的复杂性。

风格的形成是个长期的探索过程，是画家努力寻找自我的过程，是画家对个人的自我认识逐步明朗、强化的过程。画家在艺术实践中，除了对于各种艺术流派的兼收并蓄外，还必须坚持一种艺术的排他性。愈是坚持自己的独特的创作个性，风格就愈见鲜明。画家自身的个性在艺术上表现愈是强烈，其艺术风格就愈见鲜明。要使风格鲜明起来，画家就必须主动的在艺术实践中寻找自我，认识自我，寻找一种个人所特有的艺术表达方式，寻找一种个人所特有的艺术形式及艺术技巧。

明末清初画家石涛说：“今问南北宗，我宗耶？宗我耶？一时捧腹曰：我自用我法。”明确的主张要有自己的艺术手法。齐白石老先生也主张“要我行我道，下笔要我有我法”。认为要有自己的艺术风格，必须追求探索一种自己独特的表现手法。

晚清学者松年在其《颐园画论》中说：“吾辈处世，不可一事有我，惟作书画，必须处处有我。我者何，独成一家之谓耳。”这就是风格即人的观点。风格的完成是画家成熟的标志，画家个人的充分流露又是风格成熟的标志。

从中国画史来看，对于传统的绘画艺术手法的学习和继承，从来就是有选择性的。“元四家”对五代董源、巨然画风的继承，明代浙派画家对于南宋画院传统的继承，清“四王”对“元四家”的继承和摹拟，近代花鸟画对于“扬州八怪”的继承等等，说明继承从来是对某个别画家或某派别画家有选择的继承。这种继承的选择性，除了社会的、历史的原因之外，画家个人的心理状态、性情习惯、审美好恶等都起着很大的作用。选择之中无不流露出画家个人的个性色彩。

画家艺术创造中的风格不仅反映出其继承及知识结构的倾向，而且与其性格气质有密切的关系。唐代学者孙过庭的《书谱》认为，书之道就在于“达其情性，形其哀乐”。绘画艺术也同样如此。同处于明代的文人沈周、文征明、徐渭、山人，所处的时代及个人遭遇、思想感情有不少差别，但仍然可看到他们各自的性格气质在艺术风格上的烙印。

沈周为人和易宽厚、豁达恢闳，其书雄劲苍倔，其画苍润浑厚，简劲粗犷，均有长者之风。文征明为人严禁不苛，乐于谈古书、品水石，陶醉于焚香煮茗之中，其画表现出一种工致细密、清丽自然、宁静疏淡的风采。徐渭的水墨写意花鸟画有“乱头粗眼”之姿，行笔落墨狂放零乱、如急风骤雨、声泪纵横，有很强的感彩和艺术魅力。山人身处明末，深感山河家国之痛，哭笑无常、装聋作哑、时而为僧、时而入道的性格气质也同样可以在他枯槎怪禽的艺术形象、淋漓而凝重的笔墨中找到内在的联系。可见，画家的风格，在一定意义上说，往往反映了画家性格气质的主要方面或某一方面。

千姿百态的艺术风格的创造，是画家自我的个性的结晶。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艺术风格，画家的自我必然不能超越这种时代精神的制约，既表现为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又必然反映出一定时代的审美尚好，统一在那个时代的整体的艺术风格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