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烟草离“国家利益至上”还有多远

随着烟草行业提出了“两个至上”的行业价值观（其中之一就是“国家利益至上”）之后，全国烟草行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两个至上”、“两个维护”的学习、讲演活动。但什么是烟草行业的“国家利益”？烟草行业所采取的措施真的使国家利益至上了吗？该如何真正实现国家利益至上呢？很遗憾，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几乎成了烟草界各方人士共同回避的问题。

烟草行业的“国家利益”究竟是什么

在中国乃至世界，烟草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由于其对吸食者和环境的副作用，一直是各国限制发展的消费品。烟草能存在的理由，笔者认为仅有两点：一是市场确有大量需求，但短期无法找到更有效、更安全的替代品；二是各国政府以限制消费为理由，对其课以重税增加政府收入。在中国，由于烟草所产生的税利占全部财政收入比例近8%，中国各级政府对第二点理由的关注就更加迫切，所以烟草产业实行了严格的专卖专营管理体制，烟草企业的国有资本占有率近乎百分之百。

中国烟草产业在中国素有“政府钱袋”之称。自1983年建立专卖管理体制以来，20多年一共为国家财政贡献了约12000亿元的利税；特别是2000年以来，中国烟草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从工商分离、工业企业重组到百牌号战略等，整个行业已连续5年高速发展；从2000年为中国财政贡献1050亿元到2004年的2100亿元，短短五年，利税翻了一番，市场批发销售收入也从2000亿元猛增到3550亿元。从以上对烟草作用的描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烟草行业所谓“国家利益”的主要内容,就是为国家财政贡献的税收和利润。

“国家利益至上”还是“行业利益至上”

由于在现有的财政体制和烟草消费税制的作用下，烟草国家专卖管理体制已演变成省市专卖、县区专卖，这也是严重阻碍国内烟草企业无法壮大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的前提，而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基础则是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但国有资本占有率近乎百分之百的中国烟草企业，至少在当前管理体制下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愿望。经过多年的运营，虽然中国烟草企业基本建立了较完善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也引入了一些较为先进的管理经验，但在制度的建立和执行上，更多的是流于形式，企业管理仍以权治而非法治为主。烟草行业近年来也进行了工商分离、工业企业重组等一系列体制内的改革，但这种行政主导型的改革措施，并不能实现中国烟草行业组建能够与世界烟草巨头在国家取消烟草产业准入后，在国内国际市场进行激烈竞争的中国烟草航母企业集团的战略目标，更难实现中国烟草行业提出的“国家利益至上”的价值观。

在当前烟草行业可以贡献国内其他行业暂时无法替代的巨额税收和利润，国家在对涉及烟草行业经营和管理体制改革时，总是顾虑重重，特别是对放开国内市场，引入竞争机制，开展多种经济成分的烟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这一关系中国烟草产业能否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改革措施，更是迟迟不敢进行，中央政府的顾虑重点就是唯恐流失烟草为国家产生的高额财政收入。对于中央政府的这种顾虑，笔者认为，这只是当前烟草行业内部抵制烟草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的一个借口罢了，虽然烟草行业对外宣称无特殊的行业利益且国家利益至上，但当前烟草行业是否心口一致呢？通过一些数据的对比分析，也许就能找到答案了。

烟草行业一直以来总是以能为国家提供巨额财政收入作为保持本行业当前管理和经营体制的最重要理由，并不断地对中央和各级政府扩大和加深这方面的影响。每年在国家统计局上年度国家财政收入的同时，烟草行业也向社会公布本行业为国家实现的利税总额。比如：2005年2月，国家统计局的2004年中国国民经济统计公告中指出，全年国家共实现各种税收25718亿元（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同期，国家烟草总局也向社会公布2004年烟草行业共实现税利2100亿元。看到以上的数据，一般的理解为烟草行业为国家财政贡献了2100亿元，占国家财政收入的8.17%。这种理解既是烟草行业长期对外宣传的一种自然理解，也是各级政府官员和公众肯定烟草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量轻重的一个重要砝码。

对于上面的理解，让我们先弄清一些概念：税收是对国家财政的贡献是没有疑问的，但实现的利润是否算是对国家的财政贡献呢？在财政部公布的年度国家财政总收入中，我们没有发现国有企业利润作为财政收入的一个项目，如果牵强地讲，税收算是国家财政的直接收入，那国有企业利润则是一种间接收入，由于政府并不能支配这种收入，这种间接收入则更是一种企业利益和行业利益的体现。经过上面的分类，让我们看看（表1、表2）。

通过表1、表2显示的数据，重新计算烟草行业在04年对国家财政总贡献的份额，则由8.17%变成6.04%，其中直接贡献仅为5.16%，间接贡献则高达9.31%。从以上的计算来看，烟草行业对国家财政贡献的份额并没达到外界认为和其对外宣称的贡献度。比较2003、2004两年的烟草对财政的贡献度（见表3）,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国烟草企业对国家财政的直接贡献度也在随中国经济的发展而呈逐步下滑趋势，且下降比例较为明显，但间接贡献增长较大，只能说明其对国家财政贡献下降的同时，行业利益却得到了发展和壮大，也充分说明烟草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实际地位正在不断下降。作为高税利的行业，不可否认，烟草行业仍是为国家实现税收最多的行业之一，但其为国家上缴税款增长的速度，已远远落在其行业收益增长速度之后了。

自2003年，作为打破地区封锁，建立烟草流通领域全国大市场的一个关键步骤，烟草行业内部进行了工商分离的改革措施，这项措施确实促进了国内流通大市场的建立，但其对国家税收和卷烟消费市场的长期负面影响则不可忽视。以03、04年烟草工商企业数据为例。（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2004年工商分离一年后，与2003年相比，烟草行业在实现214亿元增量税收的同时，取得了276亿元的增量利润，也反映出行业获得的利益已大大超过其对国家财政的直接贡献，特别是商业企业，在取得占总增量64%的利润177亿元，仅贡献占总增量14.4%的税收31亿元。

作为一个高税赋的行业，烟草企业是如何达到仅交纳较少的税款，而取得超额的利润的呢？这要从烟草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不同的纳税方式谈起。烟草工业企业在生产经营环节中，最主要交纳消费税、增值税、城建税，其中消费税更是税中之重，约占工业企业生产经营环节应缴税款总额的70%。当前对烟草应纳消费税的计算采用从量和从价双重征收，即：工业企业每生产一标箱（250条）卷烟，将从量交纳150元固定消费税，然后在按向商业企业销售的出厂价（二级调拨价）从价再征一次消费税。从价征税的税率有两档：第一档是每标箱（250条）二级调拨价（不含增值税）在12500元（50元/条）以下卷烟按35%的税率计算；第二档是每标箱（250条）二级调拨价（不含增值税）在12500元（50元/条）以上（包括12500元）卷烟按45%的税率计算。

而烟草商业的主交税种仅两项：增值税和城建税，其中增值税约占商业企业流通环节应缴税收总额的90%，而增值税作为一种价外税，其征收的基数仅为商业企业向外批发的价格（三级批发价）与工业企业出厂价（二级调拨价）之间的差价，税率为17%。打个比方：工业企业如果卖给商业企业一条58.5元（含增值税，不含增值税为50元/条）的卷烟，商业企业以81.9元/条（含增值税，不含增值税为70元/条）向市场批发，工业企业需交纳包括23.1元消费税在内的29.7元（以04年工业企业税负比例计算）生产经营环节的税额，而商业企业仅交纳包括3.4元增值税在内的3.64元流通环节的税额。在这笔业务中，工业企业获得了约7.2元（以04年工业企业利润率计算）的利润，商业企业则取得10.86元（以2004年商业企业利润总额/商业企业增值额计算）的利润。

也正是存在两档消费税率和烟草工商企业税负的差异，造成大量牌号卷烟商业批发价格（三级批发价）在100元/条（含增值税）左右（市场高档卷烟主销价位）的卷烟，工业企业的定价（二级调拨价）低于58.5元/条（含增值税），以规避工业环节45%的这档消费税率；而商业企业则通过行政手段，垄断市场，垄断价格，并不断提高商业批发价格（三级批发价），或用隐性的卷烟结构调整手段强行引导市场消费高差价率的卷烟；且这种势头正愈演愈烈。这也映射出烟草行业在对国家税法的执行上，以工商分离的形式，进行行业内的关联交易，联手掠夺消费市场，积聚高额利润，将应上缴国家财政的税款，转移为企业或行业的利益。

国家利益为什么没有至上

再让我们来比较一下中国烟草行业的效益。反映效益的最佳指标是费用成本率，以2004年为例，2004年是中国烟草全行业经济运行指标历史上最好的一年，也是行业效益最好的一年，全行业在国内市场共实现卷烟商业批发销售收入（含税）3680亿元，销售卷烟3755万标准箱，为政府贡献1406亿元（不包括所得税）税收和686亿元行业利润，工商企业成本费用消耗1505亿元，行业成本费用率为47.8%，税收负担率（不包括所得税）38.2%；而中国烟草商业企业流通费用率竟高达8%，远远高于世界先进流通企业的平均费用率3%的水平。同期，菲莫公司在世界卷烟市场共实现卷烟销售570亿美元，销售卷烟1893万标准箱，税收负担率（不包括所得税）达60%，成本费用率为22.5%；日本烟草公司税收负担率达（不包括所得税）62.2%，成本费用率为22.2%；英美烟草税收负担率更是高（不包括所得税）达80%，而成本费用率竟不到13%；中国烟草企业的平均税收负担率（不包括所得税）比菲莫公司低22个百分点，比日本烟草公司低24个百分点，更比英美烟草公司低42个百分点；而平均成本费用率高出菲莫公司、日本烟草公司25个百分点，高出英美烟草公司35个百分点。

进一步分析中国烟草的利润分配格局发现，烟草专卖垄断严重阻碍了中国烟草所谓的“国家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平均来说，中国烟草的利润分配格局为：国家税收平均占40%多一点，生产企业平均获得的份额为10%，而零售企业获得的份额也平均为10%，而烟草商业企业则获得近40%的份额。对照国外的利润分配格局来看，国家税收占70%，而零售企业则能获得15%的份额，生产企业可以获得10%的份额，而烟草流通环节则一般占5%左右。下面从四个方面讲讲烟草专卖垄断为什么限制、阻断了中国烟草的“国家利益”：

一是政府直接获得的税收比例与国外没有实行烟草专卖垄断的国家相比，差了接近一半！这非常直接地体现了“国家利益”的“至下”。

二是由于现阶段烟草零售户的利润比率非常低，他们为了获得利润不得不走两条路径，即非专卖渠道进烟和销售假烟。当然，毫无疑问，零售户的低利润，严重限制了零售户的扩大和发展，限制了销售网络的铺设。一旦烟草放开，可以料定的是，他们都会情不自禁地跟着资本利润走，而中国辛辛苦苦所做的“销售网络”将立即化为他人嫁衣。

三是由于中国烟草生产企业的利润分配比例过低，使得烟草生产企业的技术改造，资本更新等都会面临巨大的问题，当然，国家完全可以采取国家投资的方式，但这又进入了国家投资低效率的黑洞。

很显然的是，中国烟草企业的低规模和低成长或者简单合并的假高成长，使得中国烟草企业始终处于企业经营的初级阶段――产品经营。而外资烟草已经度过了产品经营、品牌经营，现在已经到了资本经营，并有望在有限的年度内，达到“标准经营”的高级阶段了。

事实上，一旦企业进入品牌经营，企业的利润空间将得到提升；而一旦进入资本经营，则企业利润空间将获得无限量的放大。但中国烟草企业还只是初步涉入品牌经营阶段，而且还差得很远。

四是烟草专卖局与商业企业的合二为一，不仅使得专卖垄断获得的扭曲利润格局侵占了上、下游的获利可能性与发展机会，而且还将在本部门内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强化在社会中的寄生性，并极大地阻碍烟草体制的进一步深化改革。

如何真正实现国家利益至上

自2000年以来，中国烟草行业进行了关停并转、工商分离、工业重组、百牌号战略等一系列体制内的“有限改革”措施。这些措施，使整个行业连续5年取得了高速的发展；至今，已使工业生产企业从146家压缩至57家，产品由上千牌号减至二百多，部分牌号卷烟在全国市场内得到了有限的流通，形成像白沙、红梅、红河等产销量超百万箱的品牌卷烟。然而，随着WTO和WHO的FCTC（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步步紧逼，“有限改革”彰显出越来越多的缺陷。特别地，在当前以计划管理为纲的中国烟草工业企业，在专卖体制的保护下，对外没有市场竞争压力，对内没有生存之忧；虽然工业企业从146家压缩到57家，但并没有破产或关闭，仍保持原有的生产计划和规模、原有的人员机构甚至管理模式，仅是取消了原企业的法人资格而已，企业数量并非实际意义上的减少。

如何突破体制内“有限改革”的局限，真正实现烟草行业国家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呢？很显然，放开烟草流通领域，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是烟草发展和改革的最终出路。而当前主要是解决如何将行业利益：高额的垄断利润（对国家的间接贡献），特别是烟草商业企业产生的，转变为国家利益（对国家的直接贡献）：税收！在此，笔者提出分两步走的解决方案以供参考。

第一步，在市场价格不变的前提下，压缩烟草商业企业过高的毛利率。以04年为例，在不改变商业企业批发收入（销售价格）的前提下，限定商业企业毛利率为当年实际的一半9.2%，也就是工业企业的出厂价（二级调拨价）平均上调约11.3%，商业企业将会实现285亿元毛利（不含增值税）和55亿元税收，比原来少获得285亿元的利润和55亿元的税收；这少获得利润和税收将全部转为工业企业的净增量收入，按照前文工业企业的平均税负43.4%计算，工业企业将多交约148亿元的税收，这还没考虑因出厂价提高，部分牌号消费税率从35%调至45%所产生的增量税收的因素。通过转移商业企业毛利，可以向国家多交至少93亿元的税收。这不仅加大了烟草行业对国家财政的直接贡献，即使开放国内卷烟流通市场，也能有效地保护国家利益不受损害；而且这还有助于在有效降低烟草商业流通环节的利润空间的同时，对商业企业跨地区重组，降低经营管理成本，实现规模经济效益。

第二步，打破地区封锁。在烟草专卖体制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取消烟草商业企业的专营权，有限开放卷烟流通环节，实行牌照管理。向国有卷烟工业企业发放流通牌照，同时适度引入民营企业进入卷烟流通领域，让中国的烟草企业在国内统一市场的充分竞争中切实得到锻炼并壮大起来。只有经过这种跳出行业利益视角，放弃部门既得利益的真的改革，才能实现国家利益至上的崇高目标，才能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烟草企业，才能形成国家、企业和消费者共赢的格局。

（作者系烟草行业资深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