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制度与技术情境的企业绿色管理战略研究

摘要 企业绿色管理已有研究将制度和技术在两个不同的领域进行分析，忽视了绿色管理是对制度和技术压力的反应，两种压力同时并存甚至相互影响。技术创新的“正外部性”和环境问题的“负外部性”要求在分析企业绿色管理行为时，整合制度和环境技术创新以及二者的相互关系。已有文献普遍强调作为强制性制度的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驱动效果，而较少关注制度压力与技术创新的交互作用。通过对企业面临的制度压力和技术压力相互关系的分析，本文构建了基于制度与技术情境的企业绿色管理战略选择模型。企业绿色管理战略是制度压力和环境技术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对制度压力的反应有助于技术效率的提高，而企业所处的制度情境也影响到其对技术压力的响应方式。针对我国目前的环境监管现状，本文为制定有助于清洁技术采纳和扩散的环境政策提出相应建议。

关键词 环境技术;绿色管理制度;绿色管理战略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9)06-0075-05

绿色管理以及相关的政策工具是为了解决技术创新的“正外部性”和环境影响的“负外部性”这两大市场失效问题。其中，技术创新的正外部性产生于知识溢出效应所导致的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即创新者不能完全获取环境技术创新所产生的收益。这意味着私人企业缺乏足够的激励去从事对社会有益的创新行为，需要环境税收或排放交易等公共政策的引导。另一方面，在大多数情形下环境污染具有负外部性特征，使得来自各利益相关者的压力和制度约束成为必要，以将企业产生的环境影响负外部性内部化。

针对环境问题的上述两种“外部性”，绿色管理文献通常是采用不同的理论分析方法、在不同的领域分别加以探讨的，并认为技术创新政策的作用在于降低治污成本和改善环境质量，是针对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问题。而以政府为主导的环境政策干预制度所产生的激励效应，主要是为了解决环境问题的负外部性，影响了何种环境技术被开发并决定了该技术的扩散速度和深度。不同的环境政策工具促使企业采取不同的环境管理策略，选择不同的环境技术；然而由于技术创新并不是发生于封闭状态下，在当前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形下，将技术创新和环境政策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维度不能充分解释绿色管理现状。已有绿色管理研究在分析企业绿色管理行为时将制度和技术相分离，忽视了企业绿色管理行为不仅是对制度和技术压力的反应，而且，两种压力同时并存并相互影响的事实。过去十余年来对绿色管理创新的障碍和驱动因素的分析中，制度尤其是强制性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确实是受到理论界普遍关注的方面，而制度压力与技术创新的匹配问题未能得到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本文从制度和技术的视角对企业绿色管理行为进行分析，初步构建企业绿色管理战略选择模型，并基于我国目前环境监管现状为制定有助于清洁技术采纳和扩散的环境政策提出相应建议。

1 制度环境、技术环境与绿色管理

1.1 制度环境

在解释企业的绿色管理问题时，制度理论是最普遍被学者们所使用的理论框架［1～2］，其关注的是象征性、认知体系和规范性信仰；制度环境具有明确阐述的规则，组织必须遵守这些规则以维持合法性。制度理论框架强调了除“技术”和 “效率”之外，影响企业采取特定组织行为的管制、规范和认知三个因素的重要作用，管理决策受到三种制度机制的深刻影响：强制、模仿和规范同型性，尤其是合法性过程和制度化的组织结构。外部因素对组织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组织面对的社会和文化压力对组织行为和结构的作用是制度理论着重强调的方面 ［3］。组织可以通过表现出与制度环境“同型”而获得合法性，也就是采取与那些已经得到制度化的、相似的组织形式、结构、政策和行为 ［4］。企业遵从外部制度环境并获取合法性的表现手段之一，就是实施与外部制度环境一致的组织活动。

在绿色管理方面，与绿色监管相关的各制度机构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法律、规则和规范影响组织的绿色管理行为，而组织为获得社会合法性必须遵守特定监管规则。制度理论认为组织的绿色管理行为正是对场域压力的反应型行为。“环境合法性”和“利益相关者压力” 影响了企业对绿色管理行为的选择，被制度理论作为解释企业绿色行为的主要驱动因素。广义的绿色管理制度既包括政府正式环境政策也涉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形成的非正式规则。利益相关者根据各自不同的规范、认知图和实用偏好评价组织的合法性，例如环保组织的规范性压力，市场领导者对产业内其他企业施加的模仿压力等。在制度压力下企业不得不采取反应型绿色管理行为，以获取生存所需的合法性和资源；例如，企业实施ISO14000等绿色管理体系作为一种自愿行为，虽然并不属于政府环境政策的范畴，然而对企业实现环境目标而进行的技术创新具有极大的驱动作用。另一方面，由于环境政策对环境技术具有的激励效果，因此与其他非正式环境制度相比，受到理论界更多的关注。

如果企业只是面临合法性压力时，只要遵守政府监管部门制定的最低环境标准就足以达到这一目标。然而，在全球日益严厉的环境保护压力下，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进行可持续的系统性的改进、为实现零生态足迹进行生产流程重大变革、与客户和供应商合作以确保其经营行为生态友好等，这些都要求企业采纳高于最低监管要求的特定环境技术以实现其环境目标。

1.2 技术环境和环境技术

技术环境是指产品或服务在市场中进行生产和交换时的环境，组织会因技术的效率和效果获得回报。制度理论在分析企业绿色管理行为时存在的局限性是：该理论为分析的目的出发而人为地将制度与技术相分离。实际上对大多数组织而言，技术环境是企业不可或缺的部分，是与制度环境共存的；企业在进行绿色管理决策时不仅需要面临制度环境而且还要恰当分析技术环境以及二者的关系。环境技术或环境友好技术是用以保护环境质量的技术、产品或工艺，对减少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从而对可持续发展发挥各种作用。作为环境保护领域的现代技术，由于其有助于实现对资源的有效利用并减少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而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前对环境技术存在各种不同的解释，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在《21世纪议程》中，将环境技术界定为用以预防污染的流程或产品工艺，该技术会产生较少废弃物或不产生任何废弃物。对于绿色管理而言，只有获得并采用适当环境技术时，才可能实现环境质量的改善。环境技术创新包括可持续性技术、制度体系和流程创新，其目的在于使资源使用与所产生的废弃物保持在适当的限度内，以获得经济繁荣和社会公正。广义的绿色管理技术分类反映了企业对污染控制或预防采取的不同战略，如Hart提出企业的环境战略应依次划分为污染预防、产品监控和清洁技术三个阶段［5］。虽然已有文献对环境技术采用了不同划分方法，但目前绿色管理的已有研究通常将环境技术划分为末端治理技术和清洁技术两大类。这种二元划分方法有助于描述企业层面环境技术的选择机制 ［6］。

（1） 末端治理（endof pipe）：在生产流程的末端附加的设备和设施，目的是将主要排

放物转化为更易于处理的物质。这种方法作为一种传统绿色管理手段，不涉及生产流程的变革，并未从实质上解决环境问题。

（2） 清洁技术（clean technology）：实施生产流程的变革以减少生产过程或整个产品生命周期所产生的废弃物和污染物的数量，它关注于生产流程本身而不是生产过程所产生的废弃物。

从经济学角度看，末端治理需要对设备和设施的资本投入并产生维护保养成本，却无法相应提高生产效率。而清洁技术则可以通过降低原材料和能源消耗，提高生产效率和企业竞争力。由于清洁技术可以从源头解决环境问题而得到利益相关者的更多青睐。尽管清洁技术能使社会和生产企业都获益，最直接的受益者也是采用该技术的企业本身，然而目前清洁技术的采纳和扩散在各国并不理想。当前企业绿色管理实践存在的困境在于：虽然对企业而言清洁技术应更具吸引力，大多数企业仍然偏好于采用末端治理技术解决面对的环境问题。因此，在当前环境问题日益严厉的情形下，本文尝试在制度和技术因素的整合框架下分析企业绿色管理行为。

2 基于制度与技术情境的企业绿色管理战略选择分析

组织嵌入于其所处的社会情境之中，新制度经济学因此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都看做是一种创新过程，并认为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并认为制度与技术二者并不必然是相互冲突的。虽然将制度与技术环境相分离有益于从不同维度分析企业绿色管理的驱动因素，但随着企业绿色管理理论和实践的不断丰富，这种分析方法的解释力度日益减弱。由于存在经济、技术、制度和社会的障碍，技术创新不是一个自发过程、也就不可能在缺乏制度推动时自发进行；此外环境技术创新并不是在封闭状态中产生的，而是受到利益相关者压力等制度因素的作用。演化理论指出，技术不是依据内部逻辑进行变革，而是内生于经济激励、企业竞争能力和特定制度结构之中；是供求因素以及社会团体等各方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 ［7～8］。Nelson尤其强调了技术变革的必要性和制度结构的适应性，提出了技术创新的制度结构的概念，即促进和支持技术创新的各种具有不同地位和作用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体系。在演化理论框架下，技术创新和扩散是一个系统、动态、非线性的过程，技术和制度因素在固有的不确定情境下发生相互作用。企业在做技术采纳决策时，受到各种社会和制度性因素的广泛影响；这些外部力量与企业能力、竞争力和企业特征以及技术的经济性决定了企业是否采用特定技术。

当市场体制本身并不能保证环境友好技术得以大规模推广应用时，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分析制度和技术环境的持续交互作用具有重要意义［9］，对企业绿色管理行为的分析也同样需要系统地考察制度、技术及其相互关系，已有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构建更具现实意义的企业绿色管理战略模型提供了支持。在分析制度压力与企业战略响应的关系时，Oliver指出从以下几个问题入手可以更好理解企业战略响应的能力：“为何会被施加这些压力、是谁在施加压力、压力的具体内容、压力以何种方式实施、在何处发生”等 ［10］。管理人员在进行绿色战略选择时，必须考虑到企业在市场和非市场因素中的定位，以提升企业总体价值，而不只是在市场、绩效和形象单方面的改进。这些因素包括：所采用的环境技术的类型，利益相关者压力的显著性，以及环境技术与利益相关者压力的相互关系。

通过对企业面临的制度压力、技术压力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本文构建了基于制度与技术情境的企业绿色管理战略选择模型。该模型整合了企业所感知的制度压力和技术压力冲突程度以及制度压力的显著性，其中，利益相关者压力显著性水映制度压力水平，而影响力、合法性和迫切性等三个特征被作为划分利益相关者的主要依据，企业根据这三个方面的特征识别利益相关者的重要程度或制度压力的水平，而且利益相关者压力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11］。组织会采取不同的战略应对面临的利益相关者压力，战略随时间而变化。正如Campell提出的，企业在应对社会问题并予以制度化的过程中，必须关注产生制度压力来源各方的相对力量。虽然实证研究中有关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于环境技术的具体作用方面的分析较少，但仍可以预期利益相关者压力与清洁技术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12］。

模型的第1和第2象限表示较高水平的利益相关者压力，利益相关者压力的显著性增加了其在组织中的力量 ［13］，企业不大可能改变或忽视面临的这些压力。当对制度压力的响应与技术要求相一致时（象限1），企业的绿色管理人员在影响组织变革方面具有最大程度的选择权，可以使用强制力或说服其他部门合作以实现绿色管理目标。当制度压力与技术压力二者发生冲突时（第2象限），如果来自环境监管机构的强制性惩罚或其他自愿性环保组织的威胁非常明显，为达到外部环境监管要求，企业在绿色管理方法上会在末端治理和清洁技术二者之间选择前者，尽管这是与降低成本的技术要求相矛盾的。在另一些情况下，如果政府监管部门或其他利益相关群体对企业污染控制的压力更大时，企业会采取最为被动的默从战略，即实施高成本的绿色管理行为使其环境绩效高于最低监管标准。

象限3和象限4反映了较低的利益相关者显著性水平，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利益相关者压力是与技术压力相冲突的（象限4），由于企业感知的来自利益相关者的绿色管理压力较弱，企业就更有可能试图发挥自身的战略主动性改变这种局面，即采取妥协、回避或操纵战略 ［14］，其中当企业试图改变制度压力的内容甚至是制度本身时，操纵战略通常被企业用来作为参与制度形成的机制，例如大型企业已经开发并使用的环境技术，是政府或自愿型环境保护组织制定相关环保标准时重要的影响因素。当利益相关者要求企业提高环境绩效的压力与技术压力一致时（象限3），企业可以采取的战略是：抵制这些压力或者基于企业已有技术要求组织内的相关部门实施绿色管理行为，上述两者都能够使企业达到绿色管理目标。然而大多数企业的选择是后者，因为依靠既有环境技术既能够解决面临的利益相关者压力，同时又可以使企业一定程度上获得生产效率的改善。

3 结 论

企业的绿色管理面临了技术和制度的压力，对制度压力的响应会影响企业采取何种环境技术。从动态视角看，企业的环境战略决策是制度压力、环境技术和以及二者的相互关系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企业在对制度压力反应的同时也会导致技术效率的提高，而企业所处的制度情境也影响到企业的管理人员感知技术压力的方式，这意味着制度压力和技术压力会产生交互作用。虽然早期的绿色管理研究将制度与技术二者相分离有利于绿色管理的驱动因素分析，然而未能解释企业对环境技术的选择。国内学者对于环境政策工具与技术创新的分析，主要是从制度的激励效应方面进行考察 ［15］；或者采用经验数据以验证波特假设-分析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其主要结论是环境规制在给企业带来直接费用的同时，也会激发一些创新从而使受规制企业受益［16］。而其他学者的研究则发现目前中国的环境规制政策虽然对企业技术创新有一定

的激励作用，但是从激励程度上看还很小 ［17］。

我国目前提出环境新政策包括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文化创新四个方面，环境政策的技术效应范围包括现有技术的扩散、工艺流程的变革或者新产品、新工艺的开发，只有技术引导型的环境政策才能诱发技术创新效应，但技术响应的程度会因企业解决环境问题所采用的方法不同而存在差异。目前我国对于工业污染防治存在的制度性缺陷中科技创新政策与环境保护政策整合不足，是致使环境保护中的“软约束”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18］。由于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未能充分考虑企业的接受能力以及对新技术的适应性，我国的环境政策与技术政策的适配性存在缺陷，也就是环境制度与企业对环境技术的适应性未能得到很好的配合 ［19］。现阶段我国的环境政策和技术政策没有得到恰当匹配，最优的公共政策应当包括用来促进创新和技术扩散的机制，在这种政策下，对新技术的推动就不再是将环境影响外部性进行内部化的副产品。我国明确提出技术创新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前提，尽管理论界有关环境政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依然存在争议，目前得到一致认同的是：虽然命令-控制式的环境政策法规和标准的作用不可低估，但有弹性的、激励导向的政策工具比强制性的监管方式更有可能促进环境友好技术。传统环境政策下的政府干预并未能从源头上成功推动污染预防，如果环境政策不能对高于规定标准的环境管理行为提供任何激励，企业对环境政策的技术响应水平就会较弱，不利于清洁技术的开发和采纳。在政府对创新技术的保护机制缺失的情形下，其他企业很可能获得后发优势而由创新企业承担短期成本，在这种情形下企业缺乏通过技术创新以持续改进环境行为的动力。目前政府可以采取的有利于环境技术的政策主要包括：制定绿色技术创新的专利保护制度，提高排污收费，实施排污权交易，环境补贴、税收、贷款扶持政策，调整资源价格体系等。“溢出效应”表明企业只能获得环境技术开发回报的一部分，解决的途径之一是在公共部门或通过直接的民间研究机构进行这些研究。例如，在美国这类基础研究是在隶属国家能源部的国家能源实验室进行的，企业或学校等民间机构进行的有关能源和环境保护的研究也得到政府资助和补贴，以抵消溢出效应。这种做法的好处是：企业比政府对于技术的商业性方面拥有更有利的信息，因而对环境技术的选择更能获得成功。

参考文献

［1］Hoffman A.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and Change: Environmentalism and the U.S. Chemical Industr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9;42(4):351～371.

［2］Campbell JL.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the Paradox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J］.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ce, 2006;49(7):925～39.

［3］Scott R. The Adolescence of Institutional Theory［J］. Administrative S cience Quarterly, 1987,32: 493～511.

［4］DiMaggio,P.J, Powell,W.W.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 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83,48(2):147～160.

［5］Hart,S.L.Beyond Greening: Strategies for a Sustainable World［J］.Harva rd Business Review, 1997, 75(1):66～76.

［6］Río del González. P. Analysing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Clean Technology adoption: a Study of the Spanish Pulp and Paper Industry［J］.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2005,14:20～37.

［7］Freeman, C. The Economics of Technical Change［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4, 18:463～514.

［8］Nelson, R. Recent Revolutionary Theorizing About Economic Change［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5,33: 48～90.

［9］NorthDC. Towards a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J］.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 & Business, 1991;31(4):3～11.［10］Oliver C. The Influence of Institutional and Task Environment Relationships on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J］. Journal ofManagement Study, 1997;34(1):99～124.

［11］Mitchell RK, Agle BR, Wood DJ. Toward a Theory of Stakeholder Identification and Salience: Defining the Principle of Who and What Really Count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7,22(4):853～886.

［12］Montalvo, C. General Wisdom Concerning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Adoption of Cleaner Technologies: a Survey 1990-2007［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08,16s: 7～13.

［13］Aldrich H, Herker D. Boundary Spanning Roles and Organization Structur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77;2(2):217～230.

［14］Oliver C. Strategic Responses to Institutional Processe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1;18(1):145～77.

［15］彭海珍,任荣明.环境政策工具与企业竞争优势［J］.中国工业经济,2003,7(1):75～82.［Pe ng Haizhen, Ren Rongming. Environment Policy Instrument and Business Competitive Advantage［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03,7(1):75～82. ］

［16］黄德春,刘志彪.环境规制与企业自主创新［J］.中国工业经济,2006,3(1):100～106.［Huang Dechun, Liu Zhibiao. Study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Firm Independently Innovation［J］.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2006,3(1):100～106.］

［17］赵红. 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以中国30个省份大中型工业企 业为例［J］.软科学,2008,6:121～125.［Zhao Hong. Empirical Analysis on Impact of R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Firm's Technology Innovation［J］. Soft Science,2008,6:121～125.］

［18］张其仔,郭朝先,孙天法.中国工业污染防治的制度性缺陷及其纠正［J］.中国工业经济,2006,8:29～35.［Zhang Qizi,Guo Chaoxian, Sun Tian fa. Chinese Imperfect mecha nism of Industrial Pollution Regulation and its Improvement［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2006,8:29～35.］

［19］李瑾.环境政策诱导下的技术扩散效应研究［J］. 当代财经,2008,7:18～23.［Li Jin.Study on Environmental PolicyInduced Technology Diffusion Effect［J］. ConteMporary Finance and Economics,2008,7:1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