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城民间抗战散史

“六套发生了塌天大祸”

[讲述人]周春池

[年龄]83岁

[住址]响水县六套中心社区六套居委会

[寻访时间]2015年3月9日中午

“二・六惨案”啊？我不能想、不能说，一想就看到刺刀在眼前头晃；一说就像有刀子在心上剐。半天时间，六套108个人被日本人杀了，塌天大祸啊！

那年我才7岁，镇上有一个大庵（古三元宫），区公所就在里头，驻了百十来个区保安队员，我们几个小伢子经常去玩。二月初四上午，两个鬼头鬼脑的外地人被捉住，会说中国话，区公所怀疑他们是日本探子，摁住一个，放走一个，哪晓得大祸来了。

我父亲死得早，我和姐姐被三叔周体克收留，我和60多岁的奶奶一起睡。初六早上五更头里，日本鬼子“冒不头鼓”（突然）地跑过来了。奶奶（周单氏）把我喊醒，给我披了件棉袄，驮着我就往外跑。门一开，街上全是鬼子兵，穿着黄衣服。老百姓吓得乱喊：不得了了，日本鬼子进六套街了，赶快跑哇！往哪边跑没鬼子？天晓得！乱。

我们祖孙俩个趁个空当就往南边麦田里跑。早上有大雾，天气还很凉，我们一口气跑到西圩沟。听枪声远了点，奶奶就把我放下来，为我扭棉袄上的扣子。突然一阵枪响，奶奶一头栽倒在地，我看到血从她的胳肢窝下淌出来。奶奶爬了几下子，一句话没说就不动了。

奶奶倒在地上，我怎么推、怎么喊都不得醒，吓得咧开嘴号啕大哭，只好一个人往家跑。才跑没多远，又是一阵枪打过来，一颗子弹打在我右腮帮子上，子弹从嘴里穿过，从左脸上飞出来。幸好当时张着嘴大哭，子弹没有打到舌头牙齿，拾得个命！

满嘴的血直往下淌，我疼得不得了，趴在地上哭。比我大一岁的周砖池和弟弟周瓦池，跟着妈妈逃难过来了。他妈妈把我搀起来，说，小二子啊，你满头满脸的血怎弄的？我又不能说话，她就带着我一起逃难。

等到下午，鬼子抬着一个士兵尸首走了。周砖池母亲把我带到杨水龙（音）家，倒水把我喝，怎么喝啊！我三叔晓得后，着人把我找回家。当时街上横一个、竖一个的都是死人。三叔是个中医，找到六套街上唯一的西医王新武（音）给我包扎上药。我的脸肿着圆滚滚的，勉强能喝一点粥汤，过了两三个星期才能吃点东西。

我大姑二十岁，来不及跑，就躲在家里的药橱里，没被鬼子发现，保住小命。

六套街被杀108人，大部分席子一卷就埋掉。奶奶遗体被抬回来，三叔的朋友顾同荣从港湾赶来看望，把他婶母的寿材借给我家，三叔感动得给他磕头。没法子给奶奶做寿衣，怕鬼子再来，就用被子一裹，草草收殓了。

后来才晓得，100多个鬼子是夜里从60里外的响水口偷偷摸进来的。他们一到六套，狗就叫起来了，区公所伙夫王裕禄起得早，朝院墙外一看，满街的鬼子兵！连忙推醒保安队员，他们扒开厨房后墙就逃。最后一个跑的张正涛，迎面撞到3个鬼子，抬手一枪打死一个，趁乱跑掉了。

区公所的人一跑，老百姓就遭殃了。鬼子见人就杀。他们把38个老百姓抓到街南的大龙港（河），在大坟上架起机枪扫射，再踏着尸体检查，看到活的就用刀戳。倒在死人堆下的教师沙百环、汤德之的父亲汤本金（汤本经）被打伤，装死不动，活了下来。在街北芦长茂家后边，鬼子强迫18个青壮年站成一排，当活靶子全部打死了，畜牲啊！

（盐城晚报记者征跟东/整理）

“鬼子欠我家两笔血债”

[讲述人]王文学

[年龄]78岁

[住址]响水县六套中心社区六套居委会

[寻访时间]2015年3月9日上午

本来要在家屋等你们的，夜里想起过去的不幸，就没法睡着，喘不过气来，肺气肿复发了，一早上来卫生院开了七袋子盐水，才挂了一袋。医生不让我多说话，我从鬼子刺刀下逃得一条命，已经78岁了，再不说就没机会了。

我家里穷，住街心三间丁头屋。当时我才13个月大，大人抱在手里头。初六一早阴死鬼冷的，鬼子趁天黑摸到六套街，狗叫得}人。他们杀到我家，我爹爹王金高不能“跑反”（为避兵匪而逃走），被打成重伤，没多久就死了。

我父亲王克兵（王克斌）从小识字，是一个理发师，胆子大，脾气急，看到鬼子作恶，就冲过去郏骂）他们，我们过得好好的，又没犯法，你们绝八代的来做甚呢啊！鬼子能把你骂吗？把我父亲一推一甩，举枪就打，一连打了好几枪，又戳了几刺刀，血直往外喷。

我吓得大哭。一个鬼子闯进屋里把我拎起来，直接掼到街心路面上，当场七窍流血，哭都哭不出来，差一点小命就没得了。

鬼子血洗六套，杀了我父亲和爹爹，欠我家两笔血债，邻居们都遭了殃。隔壁两个姓梁的表叔也被鬼子打死了。他们一个四十五六岁，一个四十七八岁，被枪打斧头砍的。那一天，六套小街有18家被杀得绝了户。

周月池家开杂货店，他儿子周柏良比我大一两岁，奶奶带我去和他玩过。鬼子闯进小店抓起两条香烟就走。周月池不晓得鬼子多凶狠，跟上去要钱。惹恼了鬼子，转过身就把他按在地上，拿刺刀把两个眼睛全剜掉了，扔在街上活活疼死。

我家对门的夏如珍（夏如桢），40多岁，开修车行，会打铁、做土枪。鬼子把他绑到大槐树上，拿斧头劈掉脑壳，脑浆直淌；肚子被挑开后，肠子挂了出来。

有几个到六套做生意、过宿的外地人，记得有两个磨刀的北方侉子，命全丢在这块了。还有从滨海那边过来做工（打工）的爷儿两个，没来得及跑，都被打死了。水顾庄的顾彦林来看亲戚，鬼子用布把他的头裹起来，往太平河里一扔，再用枪打，河水都红了。

我哭，奶奶哭；家家哭，满街哭。六套死的人狠呢（特别多），有的妇女也遭了殃。

奶奶舍不得我，不肯把我送人，把我看得比她的命还贵。家里没粮，她就带我去要饭，跟人家说，把点儿饭给我孙子吃吃吧，我饿死没关系，把我孙子养活就行了……我长到7岁，能到老黄河堆坡子上种花生了，日子才好过一点。我一天学没上过，13岁就出来学手（艺），靠替人理发活下来。

事情已经过去76年，经历的人没几个在世了。你们从盐城来听我讲，我既伤心，又高兴。要把这事情传下去，让年轻人知道。

[采访手记]

这是盐城地区在八年抗战中惨遭日寇蹂躏的一个缩影。

据《盐城市志》记载：民国28年（1939）3月26日（农历二月初六），凌晨，日军一部由响水口突袭六套镇，残酷杀害无辜平民108人，制造了血腥的“二・六惨案”。

据《盐城文史资料》（第一辑）刊文，97名本地人和11名外地人被害，81名妇女失去丈夫，136名孩子成了孤儿或单亲，不少父子、兄弟、叔嫂同时遇害。六套元气大伤，许久未复。

20年前，六套人修建了一座“二・六惨案纪念碑”，碑高2.6米，刻上当时收集到的84个遇难者名字。上有“张汝文、汝文儿”“周大新、大新侄”等字样，显示同时遇难的小孩名字不详。

我们寻访到居民邹士军，他爹爹邹广如被日军子弹打死，三爹爹邹广美被刺刀戳死，两人名字均未上碑。

当地有识之士一直致力于乡史教育，年近八旬的老干部张继清，每年都要为中小学生揭露日本暴行。遇难者后人周德新多年来奔走呼吁，力推建设一座二・六惨案纪念馆，以铭记历史，警示后人。他已收集整理了95个遇难者名字（含亲称、外号）。

累累暴行，历历如昨。逝者已矣，实不忍忘！

（盐城晚报记者征跟东/整理）

目睹日机轰炸盐城

[讲述人]赵步生

[年龄]80岁

[住址]亭湖区五星街道苑北社区

[寻访时间]2015年3月13日上午

我是1935年12月生人。兄弟5人，排行老三。老家在登瀛桥西小海滩（先锋岛）上。现居盐南新村，低保户。平时在盐马路帮二儿子家照看百货店。

日本鬼子第一次打盐城，我还小，记不起来，只听大人们说过，当时是父母抱着我跑到乡下躲战乱。那时才3岁嘛，被父母带着。

记得清楚的，是鬼子飞机有一次轰炸盐城，那个场面非常恐怖，至今没忘。

1941年春天，我6岁，上学呢。大约是5月份，天气不冷了，蟒蛇河南面的田里庄稼都绿了。那时盐城很小，串场河、蟒蛇河南是大片田地，很少几户人家住着。我家住在小海滩，三间土坯茅草屋，紧靠着登瀛桥西口。父母当时熬制麦芽糖做小生意。

那时的登瀛桥是木头造的，五六米宽，但很高，桥面距水面有七八米呢，可以通行大船。串场河比现在要宽出十几米。

那天中午，家里要烧饭，没米了，妈妈挎上一只篮子去桥东米店买米，我就跟着妈妈一起去。刚走到登瀛桥东边的米店旁边，只听天上传来飞机声音，很响，吓人呢。大街上的人都四处跑散，躲避起来。

我胆大，仰脸看飞机，被妈妈拉进桥边的一个大屋子里，这里被主人家挖了个坑，躲飞机轰炸的，坑里已挤进几十个人。那时人可呆了，这又不是防空洞，哪里扛得住炸弹！如果真有炸弹落这坑里，一个人都别想活下来。

几十口人就这么挤在土坑里，我从窗口望出去，十几架日本飞机来回飞，那飞机飞得很低，也就四五层楼高度，飞行员脸都看得清楚，如果有步枪，真能打下来，可谁手里也没枪。那时谁又敢打日本飞机呢？忍吧。

就在大家等待飞机飞走，好回到自家时，突然听到外面传来飞机投炸弹的呼啸声。那炸弹足有一庹长（成人左右平伸双臂两手指尖间距离）。第一颗炸弹扔在太平桥和登瀛桥之间的河道中间，没炸。第二颗扔在蟒蛇河南岸，现在的面粉厂一带，炸响了，腾起一股浓烟。

这时，我们这屋里的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想出门看看飞机走远了没有，大家劝她不着急，别出去，可她不听，刚出屋，就被一架飞机发现，飞过来扔下炸弹，她就被炸死在房屋的墙边，血淋淋的。那天啊，日本飞机专门找人炸，幸好我们这屋里的人没被发现，否则，我可能也活不下来啦。

等过了一个多小时，没了飞机声响，大家才出来，满大街都是火啊！妈妈背起我就往家跑，到家门口一看，我家的草房全着火了。那天，盐城不晓得烧毁了多少房屋。心里恨啊。

夏天，日本鬼子占领盐城，在登瀛桥上设置岗哨，盘查过往的老百姓。日军驻扎在串场河东边的“洋公馆”，就是现在新街社区居委会北侧的小洋楼。鬼子牵着大狼狗横行霸道，见到中国人戴帽子的，就叫你把帽子摘下来行礼，动作慢一点，就叫狼狗咬，残忍呢。

1943年秋天，一个抗日战士被日本鬼子抓住了，被用铁丝绑着押到登瀛桥北边的河边，浑身浇上汽油，活活烧死了。我家就在河西岸，我们亲眼看着那个战士被烧得直跳，发出阵阵惨叫声。

直到今天，我还常做恶梦，梦见日本鬼子飞机轰炸的场面，还有那个死在炸弹下的妇女，以及被活活烧死的战士，常常从梦中惊醒。

[采访手记]

赵步生回忆当年日军轰炸盐城和残害抗日战士的场景时，几次说到“恐惧”二字。虽已过去70多年，老人还常常梦到被日军飞机轰炸，那场战争给盐城老百姓造成的精神创伤，至今犹存。

没有强的国，就没有好的家。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是被血淋淋的历史激发出来的，是一笔笔血债塑造出来的。侵略者的罪行，让目击者恐怖，也产生愤怒。这种愤怒弥漫民间，是造成侵略者必然失败、抗战必然胜利的民意基础。

赵步生虽不是抗战英雄，但作为一个普通百姓，牢记当年惨状，并将它讲述出来，是对历史的一种记忆，更是对未来的一种警醒。

（盐城晚报记者程爱春/整理）

两位亲人被害丁陆舍

[讲述人]黄经实

[年龄]74岁

[住址]城南新区伍佑中学教师宿舍区

[寻访时间]2015年3月15日下午

“丁陆惨案”发生在1941年7月24日。从伍佑逃难至丁陆舍（现伍冈村）的十几个平民，被扫荡的日军用机枪射杀。我父亲黄传厚和叔叔黄传奕都是遇难者。当时我刚满月，还在母亲的怀里。

听我母亲说，那一天日军扫荡。父亲、叔叔和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姐姐，随逃难人群从伍佑往西边跑。中午时分到了丁陆舍，这里有一南一北两个墩子，我家先是躲在北墩子。

正是大夏天，很热，母亲又裹着小脚，怀里抱着我，还要拉着我的两个姐姐，早已跑不动了。一家人正在休息，这时伍佑街上典当铺朝奉（管事人）曹少华跑过来，喊我父亲：“南边墩子人多呢，躲那边去吧！”父亲和叔叔就跟他去望望情况，哪知这一去，就成了永别。

不多时，南边墩子就传来枪声。等到枪声停止，日本兵撤离后，母亲领着我们赶过去，只见到秧田里横七竖八地躺着十几个人，父亲和叔叔浑身是血。母亲跳下秧田，抱起父亲，呼喊他的名字，但父亲再也没睁开眼。当时他才38岁，叔叔刚满23岁。

曹少华也当场遇难，他儿子曹广学当时16岁，个头小，被人按在身下，躲过扫射，喝了一肚子血浆子水，成了唯一幸存者。

据曹广学说，当时日本兵正在村里搜查，父亲和叔叔等十几个人躲在袁二老丈人、开磨坊的丁三胖子家里，丁家门口系头毛驴。一个正在路边瓜田里摘瓜的日军，突然听到毛驴的叫声，回头察看，正好与袁二对了个照面，袁二是伍佑街上的剃头匠，穿着黑裤子白衬衫，与乡村一般老百姓不同，可能被日军当作军人了。

那个鬼子立即召来同伙，将他们驱赶到秧田里，架起机枪，父亲和叔叔一看不好，大声喊：“鬼子要杀人了，快跑！”顺手将年纪最小的曹广学推倒在秧田里，这时鬼子的机枪开火了，十几名青壮年全倒在血泊中。

父亲并没被第一波扫射打死，受伤后倒在秧田里，以为鬼子走远了，就从水里抬起头想爬起来，不料被鬼子发现，回来又对着头部补了一枪。这队日军才扬长而去。

我母亲苏秀英当时只有35岁，带着我们逃出生天。兵荒马乱的，上哪找棺材！只好就地把掩埋亲人。直到1958年，我们才将父亲和叔叔的遗骸迁葬到伍佑南边的墓地。

父亲从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归国，在复旦大学教书；叔叔从北京大学毕业正准备出国留学，当时都是大知识分子，他们利用暑假赶回来看望我们，谁想到在伍佑被日军杀害。

我们黄家经此打击，家道中衰，一蹶不振。母亲带我们去扬州公婆家，解放后才回到伍佑。她老人家一直生活在悲痛之中，1962年正月去世，只活了56岁。她生前经常给我讲述日军暴行，那是她无法抹去的痛苦记忆！

去年12月13日，我的学生贾秀全、张怀生等几个人，陪我去伍冈村祭奠“丁陆惨案”遇难者。村里81岁老人陆汉庭当年亲眼目睹惨案，他回忆说，日军对一群衣着比较整齐的逃难者疯狂杀戮。

新四军纪念馆研究员陈宗彪跟我分析：1941年7月，日军围剿盐城新四军军部。丁陆惨案是日军扑空后制造的一起暴行。

[采访手记]

一个复旦大学教师，一个北大学子，一群躲避战乱的店员，都因衣着比较整齐而惨遭日军屠杀。这个惨案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在侵略者眼里，中国人生命轻如鸿毛，可以随意杀戮。

1995年4月，在伍冈村竖起一座碑，记录“丁陆惨案”。如今碑文已难辨识。据村民讲，很少有人前去观瞻。和平时期，人们更关注生活的改善、财富的积累，这当然没错，但我们不该忘记侵略者在家乡制造的惨案。

本文讲述人、伍佑中学退休老师黄经实的饭桌上摆着父母亲遗照。黑白照片上，男子眉宇间透着儒雅之气，女子眼睛里似乎流露出难以排遣的忧伤。两位民国百姓，一个韶华英年死于非命，一个饱受孤苦中年早逝。他们的遭遇警醒世人：国弱命如草芥，国强方有尊严。

（盐城晚报记者程爱春/整理）

三位亲人惨烈牺牲

[讲述人]陈必圻

[年龄]72岁

[住址]阜宁县沟墩镇白水塘村

[寻访时间]2015年6月1日上午

我老家在阜宁县原南坎乡，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常年帮人家种田、耕田养家糊口。年少时常听老母亲和乡里的老干部讲我父亲陈铆（殒年22岁）、堂叔陈方（殒年19岁）以及堂哥陈必法（殒年28岁）被鬼子残忍杀害的故事。我是遗腹子，父亲牺牲5个月后才出生。

日本鬼子打到阜宁后，我父亲陈铆、堂叔陈方以及堂哥陈必法加入民兵队。1943年4月14日，我们吴滩区委得到可靠情报：盘踞在沟墩的日军以及伪军将于次日出动，沿着串场河向北到南坎、中陈庄及河西的东西圩仓公祠（陈氏宗祠）一带扫荡，烧毁供有抗倭英雄陈仓牌位和明代嘉靖皇帝御书褒奖陈仓功绩“孝义格天”匾额的仓公祠。

区委紧急部署，由县公安特派员王仁担任总指挥，区长周平南带领区大队进行一线阻击，区民运队长陈鸥率领两乡（现沟墩镇镇域东北片各村）民兵配合作战。各个队伍均采取伏击的方法，出其不意打击鬼子。

我父亲陈铆、堂叔陈方以及堂哥陈必法等民兵战士在中陈庄渡口负责警戒任务，并安排专人在陈氏宗祠附近警戒。

4月15日早晨7点多，鬼子在伪军的引领下倾巢出动，举着膏药旗，携带轻、重机枪和三盖等武器，沿着岗路向北，直奔位于东圩子北面的仓公祠，放火烧毁了宗祠房屋。鬼子同时还派出汽艇顺着串场河向北继续扫荡。

战斗立刻打响，战士们用新制的土大炮轰击鬼子汽艇，迫使汽艇搁浅熄火。战士们用步枪向河对岸岗路上的鬼子、伪军射击，瞬间打死胡姓伪军班长等九个敌人，打伤几个。鬼子和伪军稳住阵脚，用轻、重机枪反扑，密集的子弹扫射过来，打得我们的人抬不起头来，当场有人死伤。

敌众我寡，武器又不如鬼子，我们这边点燃柴草借助浓烟掩护撤走。烟火很快就被大风吹灭了，看到烟火的战士都撤出了战斗，但在两里开外的我父亲陈铆、堂叔陈方以及堂哥陈必法三人仍然坚守在阵地，和敌人打。

突然，一梭子弹打到我父亲的腿部，堂叔发现后，立刻背起我父亲向东南方向转移，边打边撤。我父亲看情况紧急，便对他说：“放下我！你们快走！”堂叔将我父亲放在麦田里，和堂哥陈必法举起枪托砸向围上来的鬼子伪军。不幸的是，三人最终都被俘了。

被俘后，汉奸王长生从群众家里抢来一把菜刀，残忍地将我父亲陈铆杀害，割下头颅戳在步枪刺刀上让伪军扛着。丧心病狂的王长生又用刺刀戳穿堂叔陈方、堂哥陈必法的锁骨，用铁丝穿过锁骨，将二人连成一串押往沟墩。

途中，王长生让我堂叔陈方、堂哥陈必法喊反动口号，结果他们高喊：“当民兵光荣，做汉奸可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气急败坏的王长生，用刺刀戳穿堂哥陈必法的嘴巴。到了沟墩，鬼子和伪军先是严刑拷打，后又诱降，都没有成功。

4月16日，鬼子和伪军将堂叔陈方、堂哥陈必法押到沟墩街西一处坟地，将他们绑在树上，用刺刀在他们身上戳成一个个小孔洞，一边向孔洞日本的小膏药旗，一边唤来狼狗撕咬堂叔陈方、堂哥陈必法的身体，两人就这样被折磨而死。丧失人性的王长生，命令手下将堂叔陈方、堂哥陈必法的心肝挖去炒着吃了！

1952年，逃亡到上海的王长生被押回沟墩。在万人公审大会上，王长生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王长生死后，南坎村部分村民愤怒地砍下他的头，拎到南坎战斗发生地祭奠英魂、告慰烈士。

[采访手记]

“72年前，敌人残忍地砍了我父亲的头，每当想起这事，我就……”采访中，陈必圻老人几度哽咽。老人说，回忆起这段历史，不仅他悲痛欲绝，村里见证那段历史的80多岁的老人，也是伤心不已。

陈必圻老人年轻时，曾在南京参军已当上排长，后来因为生了一场大病，只好回家务农。3位烈士的墓就在陈必圻老人家门口，老人说选择居住这里，就是想一辈子守着父亲。“每当面对父亲的墓，我都想说‘父亲，儿子想您’！我会继承父亲的遗志，教育好子孙，为国家强大作出贡献！”

（盐城晚报记者李永宁/整理）

枪毙汉奸钱小亮子

[讲述人]陆登香

[年龄]88岁

[住址]建湖县冈西镇唐湾村

[寻访时间]2015年4月10日上午

29天！当时为了我，我的父亲被鬼子严刑拷打，折磨了29天，差点连命都没了。

1942年底，我15岁，在韩家墩参加了地方武装，负责站岗放哨。当时敌人的封锁线在冈河，东岸架着好几挺机枪，没人敢走那里。有一天，区里有一封信要送到河东，找不到人，冈西区区长叫李甲，他听说我水性好，问我能不能送过去。

我答应了李区长。信是不到一指宽的纸条，用胶布裹起，塞在耳朵眼里。大寒天，我把棉衣一脱，只穿着裤衩，一个猛子扎到河里。那河有几十米宽。

躲过敌人的岗哨，我悄悄摸上岸，找到河东部队的曹连长，把信交给他。曹连长看我冻得直抖，立即给我披上棉衣、端上热菜热饭，然后对身边的人说：“等会儿派人把这个细伢崽（小孩）送回去。”曹连长还把了个收条给我带给李区长，我记得上面写着“同意”。

这个事情后来牵连到了我的老父亲陆应龙。1943年初，我参加了建阳总队。我们这边有个汉奸，叫钱小亮，村里人全喊他“钱小亮子”。他告密说我曾经传过情报，日本人晓得了，就把我的父亲抓走，逼父亲把我交出去。父亲不肯交，他说：“把他交给你我是死，不交给你我也是死，不如我先死。”

上冈的敌人据点里，日本鬼子支起大炉，拉起风箱，酒杯大的铁块烧得通红，从肩胛到屁股，再从肚子到脚上，一溜下来，直冒烟，父亲身上没处好地方。29天！我清楚记得，父亲被敌人关了29天，硬是没开口。

当时家里人着急，请舅爷爷到处托人找关系，最后说可以用钱赎人。那会儿哪有钱？！最后我的小妹妹给人当童养媳换了笔钱。家里能卖的也都卖了。好不容易凑够钱，把父亲从上冈赎了回来。我们不敢去接人，还是请了一位村民撑着小船去接的人。到家的时候，只见父亲遍体鳞伤，没一块好肉。

一段时间之后，具体时间我不记得了，汉奸钱小亮子被抓住了。当时我在建阳总队做班长，村里人喊我家去枪决钱小亮子。得到消息之后，我就报告连长，说钱小亮迫害人民、迫害我的家人。连长就派一个战士跟我回去，处置钱小亮子。

我到钱小亮跟前，把帽子一拿，问他：“你认识我啊？”“不认得。”“我父亲是陆应龙。你说你有没有做迫害人民的事情，草埝口（今建湖县草堰口社区）到院道港（冈西镇最北部）五六里的房子是不是你烧的？你说你该不该死？”钱小亮开始还讨饶，后来就不吱声了。我说：“你把人民迫害得够苦，总要死在人民之手！”

正当我要枪决的时候，家乡老百姓喊：“不要让顺二爷开枪。”我排行老二，村里人全喊我顺二爷。老百姓怕我开枪之后，钱小亮子的后人找我报仇，最后跟我一起来的战士小陈主动提出帮我执行枪决，把钱小亮子枪毙掉了。

1944年，根据斗争的需要，以建阳总队等为骨干，组建了盐阜独立团，王良太任团长。有一次，独立团的一个营攻打草埝口的碉堡，我所在的班负责望哨，一旦发现敌援立刻汇报。那场仗打得很惨，虽然碉堡攻了下来，但是伤亡很严重。那个营的营长叫丁连吉，就在冲锋的时候，被机枪扫死了。

[采访手记]

采访之前，家人说陆爹爹身体硬朗，很能干。到建湖找到陆爹爹的时候，果不其然，88岁的他正在新房里自己搞装修，扛水泥、搬建材，让人惊叹。

然而，这样一位硬汉，一坐下来说起抗战历史，就泪流不止；提起父亲遭受敌人严刑拷问的惨烈过去，更是用毛巾掩面，难抑悲声……整个采访过程，陆爹爹没怎么睁过眼。或许是春日阳光刺眼；或许是流着泪的眼睛疼得难以睁开；或许在闭上眼睛的时候，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又在脑海里重现。

抚摸历史的伤痛，是要保持痛感。这些亲历者的切身之痛，应该成为后辈们谨记历史的理由。

（盐城晚报记者陈婷、祁佳/整理）

14岁上战场打鬼子

[讲述人]孙良彬

[年龄]90岁

[住址]城南新区伍佑街道宏心村4组

[寻访时间]2015年4月9日下午

说起来话长呢！不瞒你说，我家里穷，父亲是个瓦匠。那时候混口饭吃不容易。民国22年父亲去造下明闸（大丰三龙境内）做工，在那边带了个徒工施元丰，海门人，二十几岁。后来实在没生活做，施元丰去江西当了兵。

我念过三年书，头一年开蒙，第二年“倒天水”（发洪水），没上几天，第三年日本鬼子到盐城，不能念了。鬼子是二月二十六（农历）过来的，他们从大团、刘庄杀过来，一路炮弹炸，声声进耳。他们到我们同心村（现宏心村），强迫家家插太阳旗。找块白布，再剪块圆红布耷（缝）在中间，插门头上，不然就杀人。

我的老姐夫严凤堂，比我大15岁，那天在河边弄个网子鱼，被鬼子望见了，抓到西北乡（建湖一带）修工事，半年后才放回来，伤痕一块一块的。同一批十几个多数死了，伍西村（伍佑西部）快成了寡妇村。

新四军过江到盐城，施元丰穿一身军装来看望师傅。我父亲去世已年把时间，家里只有五十多岁的妈妈和14岁的我，也没什么吃的。施元丰对我妈妈说：“让宝宝跟我去当兵吧。”妈妈40岁才生我，心里舍不得。施元丰说：“没事，有我呢！”妈妈嘱托又嘱托，要听长官的话。就这样，我14岁进盐冈大队当了兵。施元丰手下总共二十几个人，假称一个连。

我一开始没枪没军装，跟炊事员烧饭，天天移动，仗一个接一个。有一次，我们二十多个人护送陈明（音，女干部）去找她丈夫、冈南区区长倪大成。我们吃过中饭沿冈沟河东走，在三里桥遇到七八个鬼子和五六十个和平军，隔着河朝我们打枪。我们一边还击，一边快速行动，最终摆脱了敌人。

第二年夏天，十来个鬼子和200多个和平军在大冈扫荡，我们跟他们接火了，队长令我们迅速散开，呈包围状向他们射击。我拿着一支老套筒，带一根洋丝（通条）的那种老枪，也围着敌人打。实际上我们人少，摆的是迷魂阵，打死打伤几个，把敌人吓跑了。

这一年我们在小公司（泰和盐垦公司下属）也打过一仗，我们打得快，撤得也快，好几个和平军被打死打伤，我们只有几个擦伤的。鬼子气得把小公司的房子烧了。

最危险的一仗是在阜宁罗桥打的。那是1944年5月（农历），打了一夜两天。起初是敌人中午扫荡，群众敲锣通知跑反，我们接到命令去阻击敌人，保护老百姓。

罗桥那时很小，没多少人家。和平军饭桶，不经打，但日本人顽固，有好几挺机枪，还筑工事。双方靠河槽、坟茔滩掩护对打。这一仗死的人不少，我身边一个姓曹的高邮人牺牲了，二十七八岁，被鬼子机枪打在小肚子边上，第二天傍晚撤退时抬走，天亮就死了。

我们撤到村里，晚饭也没吃就睡着了。早上战友发现我帽子上有两个洞，掀开一看，从脑门往后一绺头发都炽得了，肯定是子弹穿过去的。他们都说我命大。仗打得紧张，我都没觉得。

打赵云祥（盐城伪军头子）的时候，我们埋伏在串场河西的十八里口子（益丰社区一带），防止他们逃跑。那时我已用上中正式步枪，连里也有不少三八式，都是缴获的。

[采访手记]

见到孙良彬时，他正躺在伍佑医院的病床上。此前一天，这位90岁的老兵胃病复发，那是冬天急行军冰河落下的。护士说：“孙爹爹闲不住，就爱出去跑跑，昨晚还一个人去浴室洗澡。”老英雄精气神足，真令人欣慰。

从军10年，娘亲盼归10年。日军侵华改变了孙良彬的人生。斗日伪、保家乡，出生入死，从一个乡村穷孩子成长为一个身经百战的勇士。1950年秋，硝烟初散，他便回乡种地，一心一意侍奉老娘。经历过生死，心中无名利，他只做过几年村官。

“手中有枪，鬼不敢来”，回首10年行伍，老人感慨道。

我想，这句大白话，不正是对“国家虽安，忘战必危”这一古老兵法的生动注解吗？

（盐城晚报记者征跟东/整理）

鬼子到曹家墩抢牛烧房

[讲述人]曹致亮

[年龄]83岁

[住址]市区解放北路源源钻井工程公司大院内[寻访时间]2015年4月16日上午

抗日战争时，我家住阜宁县沟墩西乡北岗东南角，我家和四叔曹效龙两家住在一个墩子上，人称曹家墩。家人靠种田谋生，但每年收的粮食，常常被土匪扒走。我小时候记得被扒走四次。

日本鬼子占领沟墩后，土匪、伪军和鬼子勾结在一起，我们就更加遭殃，没过过一天好日子。我家曾两次受到日本鬼子的伤害。

因为父亲去世早，一家老小就指望一头耕牛帮人家干活养家糊口。1943年秋天，鬼子伪军从沟墩北面到曹家墩扫荡，我正在放牛，听到风声后赶紧牵着牛向东南方向跑。没过多久，鬼子和伪军搞拉网式排查，从西向东兜过来，鬼子走南路，伪军走中路。

我见他们过来了，吓得弃牛而跑。我躲在远远的地方，看到伪军在渔深河边把我家的牛牵往沟墩。

一家老小就指望这头牛呢！这下子怎么办？我二姨父顾允门家住顾墩，和伪军据点一河之隔。几天后，他通过人请人疏通关系，花了十二斛（一斛42斤）稻才把牛赎回来。

牛牵回来，家里人一看，两个牛角都被伪军锯掉了，望见角里的肉，还流着血！一家人心疼得不得了。牛角被锯，拉力就差多了。当年一头小牛值几十斛稻，我家没有那么多钱再买牛了。

第二年（1944年）秋的一天早上，鬼子袭击曹家墩。区小队教导员陈为传带领队员在我家和四叔家过宿休息，得知鬼子扫荡，把队员和民兵撤到墩子西边第二道小河的西岸，利用有利地势阻击鬼子。

这时，11岁的我和大我两岁的哥哥，只听到跑反的人喊：“快跑呀！鬼子下乡扫荡杀人啦！”

我们吓得拔腿就跑。什么东西也顾不得拿。一直跑到离家六里多路远的西小舍。父亲已去世两年，母亲裹脚跑不动，只好逃到河南岸去，撤掉小桥，躲过一劫。

没过多长时间，就听到密集的枪声，这是区小队和鬼子交上了火。鬼子受阻滞留在我家墩子上未能前进一步。

这天，我家大门卸下作铺还未装上，地面又是铺着稻草，鬼子可能断定这是区小队在我家过宿，当下抢掠又烧房。庄上猪鹅鸡鸭、熟粮豆谷，稍有价值的东西全被抢光。鬼子抢光东西，又一把火烧了房子，只见浓烟滚滚、火光冲天。

有消息传来，说我家房子被烧光了，我们听了如五雷轰顶，悲痛万分，按捺不住怒火，立即往回跑，只恨手中无刀枪，不能报复这帮匪兵！

等我们回到家，眼前一片焦土，残火、灰烬、糊墙框。我家和四叔家十多间草房全被烧了，草堆、衣被行囊、生产生活用具化成了灰。住无房、穿无衣、睡无床、耕无具、种无粮，母亲只好带着我们外出乞讨。

鬼子给我们造成的灾难，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至今还保留这焦木糊墙，留作铁证。

当年鬼子突袭曹家墩，企图消灭在这里过宿的区小队和地方民兵，是谁给鬼子提供通风报信的呢？

过了八年，这个谜团终于解开。1952年秋，在沟墩西郊荒地上召开公审宣判大会。法官宣布土匪罪行，枪毙了罪犯曹效贤、陈纪鸾（小黑翠）夫妇和戴四扛头（绰号），他们最大的罪行，就是充当汉奸，勾结日本鬼子和伪军，为鬼子提供情报，企图借敌之手消灭区小队和地方民兵。

对于这几个作恶多端，帮助鬼子干尽坏事的土匪，真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他们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采访手记]

83岁的曹致亮老人，退休前在老家是一名教师，虽然耳朵有点背，但思维非常敏捷。交谈中，老人不时用手比划着，向记者讲述70多年前的亲身经历。

讲到痛心之处，老人双手微微颤抖，语速变慢，双眼发红，犹如穿越至70年前，鬼子的暴行像电视画面一样，再次浮现在眼前。

老人说，今天我们绝不能忘记那段悲惨的历史，要牢牢记住鬼子所犯下的罪行和人们所受的苦难。我们要兴国强兵，走和平发展道路，提高警惕，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再来侵犯，加害我们。

（盐城晚报记者李永宁/整理）

策反和平军机

[讲述人]郭夕书

[年龄]90岁

[住址]滨海县中央花园

[寻访时间]2015年4月13日

我是滨海坎北黄田村人，现在这村子叫益礼村，就是为了纪念抗日英雄张益礼。

日本鬼子是1939年初杀到东坎，不久又搞了六套大屠杀，我们听到都很紧张。农历二月初的时候，本地小刀会与鬼子干了一仗，小刀会死了好多人。可惜啊，小刀会光有勇气，却没枪，只有刀、红缨枪。小刀会就吹小牛角号往上冲，鬼子机枪一扫，什么都完了。

接下来，日本鬼子与和平军清剿小刀会，我们黄田村李家舍百十来户的房子全被烧了，十几个村民被打死了。我有个熟人陆传耕，他的母亲陆汪氏被鬼子老远打了一枪，20年后肌肉萎缩了子弹才露出来。

1940年8月（农历），中秋节，共产党队伍才来。装备也不齐整，地主看了都笑话。到了1942年，地方抗日民主政权慢慢建立起了，我哥哥郭夕昌还是本村的组织委员呢。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慢慢地参加抗日了。

鬼子有个据点在王团荡，现在叫东坎镇团荡村。鬼子不多，主要是和平军。抗日武装在据点附近开了个饭店，我就在里面跑堂。

和平军经常到饭店里吃饭，有时候吃了饭不给钱，就留下两颗子弹。那会儿抗日武装缺枪少弹，他给，我们也就收了。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和平军其实也知道饭店与抗日武装有关联，但也不打算追查，鬼子不问，他们就混日子。

王团荡有个保长叫张永元，其实是地下党员。我的任务就是替他送信，信的内容都是据点鬼子和平军的动向。信也不是张永元直接给我，而是转给一个叫韩荣海的人。韩荣海定期把信藏在不同的地方，让我去取。

信什么样子呢？就是个二寸长的小纸条，折叠成个三角包大小。信的内容有时两句话，有时三句话。上级明确说，我只能取信送信，不能看。那我怎么知道信的长短呢？因为有一次啊，下雨了，身上弄上水了，信潮掉了。我很紧张，赶快在身上捂干了，信的内容就透出来了。那次信上就一句话：“明天可能向西北方去。”

王团荡的这个小饭店呢，还干过一件策反的事情。有一阵子，鬼子给据点的和平军配了一把机枪，随机枪的还有一个机。机叫王清民，经常到饭店来吃饭。当时我们就想把这个机枪弄过来。张永元就出面请王清民吃饭，吃着吃着就吃出感情来了。然后就劝他投靠抗日武装。三劝四劝，王清民也就同意了。

一天晚上熄灯之后，他就扛着机枪一路往西跑，还把路给跑错了。好不容易才接上头。为了这事儿，上级一下子奖励他800块钱，他分文没要。后来机枪被送到主力部队去了，王清民也跟着走了。但没过多久，就传来消息，王清民牺牲了，被炸弹炸死了。

1943年8月30日（农历），鬼子来我们黄田村扫荡。张益礼组织民兵跟鬼子打，村民四下跑反。打来打去就打乱了，我用独轮车推着母亲一直跑到废黄河边上，没地方跑了，被和平军追上了。他们把我母亲往地上一摔，勒令我推着独轮车和粮食跟他们走。没办法啊，哭也没用，我就被枪顶着走了。到了王团荡，和平军抢了粮食，车也不还，还想把人也扣下。我瞅准一个机会，悄悄逃了回来。

回来之后才知道，这次扫荡，我们村连死带伤23个人。民兵打得很英勇，到最后连民兵大旗都竖起来了，大土炮也拿出来轰。吹号角的裴四，60多岁了，拿着大刀冲到敌人面前，被机枪给扫了。村里的朱七爷爷儿俩都被打死了。张益礼一直打到最后，被鬼子抓住了。鬼子严刑逼供，张益礼死也不说，后来就被砍死了。

为了纪念张益礼，我们村改名为益礼庄，现在叫益礼村。

[采访手记]

采访郭夕书老先生，是在滨海县人民医院里，当时他摔了一跤，在医院检查。但一提起抗日的故事，立刻浑身是劲。对当年的事情，郭夕书不但记得清晰，还反复强调什么是“听说的”，什么是“经历的”。

对于东坎人民当年的抗日壮举，郭夕书讲得很仔细，也很激动。但仔细和激动之后，还是感叹，当年国家嬴弱，被日本侵略到家乡，实在是国耻。

（盐城晚报记者姚梦/整理）

两次从刺刀下脱险

[讲述人]闻怀龙

[年龄]100岁

[住址]城南新区黄海街道阳光世纪城[寻访时间]2015年6月6日上午

我老家在阜宁东沟镇黎明村，小时候那里叫徐王村。兄妹5人，我排行老三。父母都是农民，靠租种余大地主家的28亩田谋生。一年忙碌只能收到几百斤粮食，半年糠菜半年粮。父母无奈，将我大哥闻怀智送豆腐坊打童工。

1931年盐阜一带发大洪水，田间颗粒无收，外地来逃荒要饭的穷人在路上连绵不断，有的人走着走着就饿倒下，一倒下就爬不起来，饿死了。我家为保命只有向地主家借粮，背上了还不清的高利贷。

抗战开始后，日本鬼子占了我们东沟和益林、苏嘴等地。我结识了时任东益区教导员的地下党孙海清。1940年秋天，区委任命我担任徐王村村长兼民兵分队长，带领群众反“扫荡”、反“清乡”、反“伪化”。

1941年3月中旬一个大清早，鬼子突然来扫荡，来不及多想，我敲铜锣叫村民快逃跑。就在多数人已撤走时，鬼子冲进了村里，我挎上包袱准备转移，发现已被包围。

两个鬼子一人抓着我的一条胳膊，另有两个鬼子将刺刀架在我的头顶，大声喝问我是什么人。因为我已藏好武器，穿着和老百姓一样，就默不作声。鬼子急了，刺刀在我面前乱晃，几个被抓的村民对鬼子翻译官讲：“他是良民。”鬼子又把我背的包袱打开乱翻，没有发现什么，又逼视我一番，才放开我。

4月25日，新四军3师8旅24团1营2连进驻淮安茭陵镇监视敌人动向，当晚移驻镇南大胡庄西北的小西场宿营。涟水县城鬼子得到汉奸密报，连夜出动奔袭。那天我正好带着4副担架、10个人跟随新四军进至凤谷村，准备攻打车桥守敌，不料敌人已闻风而逃。

我带着担架队一行10人去茭陵侄女家休息。没想到第二天五更天被涟水县城过来的鬼子包围，晃着刺刀逼屋里人全部到院子里去。当时睡在厨房的几个人陆续出去，我怀抱着枪支，贸然硬拼或撤退都不行。我看到屋角放着老太爷一口黑漆棺材，就连人带枪钻了进去。

只听翻译官嚎叫：“屋里还有没有人？”接着是翻找东西的声音，然后就是报告：没人。鬼子叽咕了一会儿，翻译问老太爷：“你家怎么这么多人？”老太爷回答：“他们都是我家作坊里做工的伙计，都是良民。”就在这时，大胡庄方向响起枪声，鬼子顾不上这边了，向那边奔去，我们这才幸免于难。

1942年3月的一天，我接到指示：带领民兵赶在阜宁城鬼子扫荡东沟之前，组织居民疏散，坚壁清野。就在最后一批居民撤离时，日伪军先遣队从北街冲上来了，枪声四起。我看到十几个鬼子端着枪追赶群众。我边开枪边指挥大家往西圩门跑，那里已埋伏民兵，等鬼子过来后一起开火，鬼子不敢追击，群众全部脱险。

1943年3月，驻扎东沟的日军抢劫在杨集角巷避风的商船，然后由汽艇开道，押解百余只商船沿潮河南下，新四军决定伏击，我们东益区联防队参加伏击战。我带30多个民兵沿河袭击敌人，一直坚持大部队赶到。此战毙伤日军10多人，俘虏3个伪军，打得他们弃船向马家荡逃窜。

我们把截获的货船及全部物资，如数归还东益商民。商民欢喜至极，派代表前来劳军。这个月，我入了党。

[采访手记]

“我们是土八路。”闻怀龙老人回忆抗战往事，感叹当年条件差，环境恶劣，但他和“土八路”们坚持把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当作神圣职责，每次遭遇日寇突袭，作为一村之长、民兵分队长，他都是最后一个撤退。正因为如此，每当他和战友身临绝境，被日军刺刀逼身时，总能得到老百姓的掩护，化险为夷。

闻老今年已是百岁高龄，但说话清晰，思路不乱。他不仅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屡次脱险，而且在建国后也努力工作，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即使在非常时期受到排挤打击，失去职务和人身自由，也没有丧失信仰。他说相信党和人民，是最大的精神支柱。

闻老那份坚定的信念、坚韧的意志、宽广的胸怀、乐观的心态，值得年轻一代继承发扬。

（盐城晚报记者程爱春/整理）

顺河集负伤拼刺刀

[讲述人]李爱民

[年龄]88岁

[住址]市区人民南路34号

[寻访时间]2015年5月21日

我是1943年8月份入的伍，那一年我16岁。

1945年的春节期间，活动在宝应、高邮、兴化、淮安一带的日伪军采取三面进攻，一面阻击的方式，妄图歼灭我们在盱眙黄花塘的军部。我当时所在的部队新四军第六师五十二团接到上面的命令后，从泗洪县朱湖奔赴黄花塘增援，保卫军部。

当时，我们团急行军到了顺河集，就看到当地的老百姓逃难，我们团长就问老百姓，你们跑得什么事啊，老百姓告诉我们，鬼子下来扫荡了。我们到达顺河集半个小时后，敌人也到了那。原来，我们是从西北向东南方向行军，鬼子是从东北向西南方向走，恰巧在顺河集对起头来。

很快，敌人就发现了我们的踪迹，向我们发起猛攻。团长命令我所在的四连和六连、七连、八连共同迎战，阻止日伪继续南犯，粉碎敌人的阴谋，抢占顺河集。

战斗打得很激烈，我现在回忆起来都觉得心痛。

我们连的张连长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牺牲，我是连通讯员，我想连长虽然牺牲了，但是我要保护好他的遗体，不能把他留在战场上叫敌人弄了去。我就把连长的枪啊、皮包什么的往肩上一背，再把连长的遗体抬到背上，趴在地上往前爬。还没等我爬出几丈远，三个日本鬼子就把我包围起来。

我一看，三个日本鬼子的刺刀上来了，把连长的遗体往旁边一推，爬起来就和敌人拼。我想不拼也是死，不如跟他拼，拼死一个赚一个，拼死两个赚一双。日本鬼子看我人小，就想活捉我，他们拿着刺刀“啊啊啊”地吓唬我。在和鬼子拼刺刀的时候，我的右脚被戳了一刀，情况十分危险。

还好当时有一个姓朱的战友离我只有十几米远，他看见三个日本鬼子围住我，朝鬼子打了一枪，打死了一个，我趁这个时候上去就是一刀，又刺死一个鬼子。剩下来的一个鬼子看就剩他一个人了，吓得跑掉了。

顺河集那场战斗打了整整一天，战斗结束后，我们副营长和指导员看我虽然年纪小，但是和鬼子打得很勇敢，当时就在战场上宣布：“李爱民现在是中共党员！”我入党就是在火线上。

顺河集阻击战结束后，我们30多个伤员被安排到洪泽湖的渔船上养伤。白天，鬼子会不停地到渔船上去搜，看有没有新四军的伤员，老百姓为了保护我们，就把我们藏起来。我伤在右脚，不方便行动，老百姓就用芦柴草把我包起来，然后用绳子吊在船尾，悬在水面上。到夜里头，鬼子不再上渔船搜人的时候，再把我拉上船。

老百姓对我真是好，我被芦柴草盖住在船尾吊了一天，再加上脚上有伤，身上的味道很难闻，但是他们一点都不嫌弃，做饭把我吃，还用盐水帮我清洗伤口，望天快亮了，再把我藏起来。我在渔船上养伤养了将近一个月，归队的时候，最舍不得的就是照顾我的那家老百姓了。

归队后，团里给我记功一次，并给我正式办理了入党手续。我还记得正式入党的那天，我胸前挂着团里给我准备的大红花，骑着马围着场地绕了两圈，那个场景我到现在还记得。

[采访手记]

李爱民老人告诉我，他在家排行老四，上面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唯一的姐姐和姐夫年轻时就在抗日战场上牺牲了，连个孩子都没有。加之自己就是在抗战期间入伍的，所以每每提及当年那段岁月，老人都会不由得激动起来。

战友及亲友的牺牲，战场上的一场场厮杀，受伤时老百姓的掩护……一段段故事从老人口中娓娓道来，有残酷，也不乏温情。

不同于之前从书本或是影视作品中所了解的，老人的讲述让我更为真实地了解了那段历史，也让我明白要学会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盐城晚报记者倪蕊/整理）

父亲宁死不跪被杀害

[讲述人]张轸

[年龄]83岁

[住址]盐城市亭湖区北城路132号

[寻访时间]2015年5月24日下午

我的父亲张照祥是位很有学问的人，是民国时期北京清华大学的高材生。但是，父亲36岁的时候被日本鬼子杀害了，可惜、可怜！我们一家子吃了日本鬼子的大苦啊！我一定要说出来。

父亲从学校毕业回来，先是在东汉庄（位于盐都区学富镇南）教书。那时候，我家里门头上的一个老太爷，是民国政府的县长，一直想让我父亲出来帮他做事。当时，我的父亲不想从政，就写信给他在广州的同学。那位同学家在广州开银行，让我父亲去广州做经理。就这样，我父亲在广州生活了3年多。

1937年，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广州不久也遭到了轰炸。父亲和其他逃难的人用草把头扎起来，整天藏在树林里，家里人知道后，就让父亲回来。

1942年农历一月二十七，我二叔张照亮劝说我父亲一起到南通的通州去贩点大土布，回来给村里的小孩做些衣服。当年南通的织布很出名，也便宜。父亲和二叔，还有同村一些其他人，共18人，分乘4条船前往南通。

出发后的第二天早上五点多，船停靠在兴化戴窑镇，大家都在休息。

唉！父亲和二叔出去买布就这么一次，就遇上了日本鬼子下乡扫荡。当天早上，日本鬼子开汽艇在兴化扫荡，他们看到父亲和村民后，将汽艇靠到岸边，3个鬼子上船，要把船上人全部捆绑起来带走。我估计日本鬼子想把人抓回去做伪军，或者当苦力。

我父亲的船在离岸最远的地方，完全可以避着鬼子下河溜进芦苇滩躲起来。但是我父亲、二叔和村民顾益庭三人，为掩护村民逃避，挺身跑上船头，拦住3个日本鬼子。

父亲在清华大学学过日语，三人一面挡住鬼子视线，父亲用日语和鬼子搭话讲理，拒绝鬼子把船上人带走，一面偷偷叫船上人把船艄后的挡风板卸下，从船艄后下河逃进芦苇荡，还有些人直接下水躲进船底。

4条船上有11个人，按这种方式逃下来了。当时是寒天，紧靠河岸那船上的4个人怕下水冷，他们就从船上直接跳上岸，船一晃，有了动静，被日本鬼子发觉了，鬼子对天连开两枪，引来十多个鬼子，将我父亲他们7个人团团围住。

据逃回来的人回忆，当时日本鬼子叫他们全部跪下，父亲说什么也不肯跪，第一个被枪打死了，当时才36岁！顾益庭最小，才27岁！最后，11个逃掉的人运回来7具尸首。

父亲被杀害，我们家的天就塌下来了。父亲是我们家唯一苦钱的顶梁柱。后来，母亲为了养活我们兄弟姐妹6人，将家里17亩田中的一半典卖给人家，剩下的，母亲就带着我们下地干活。母亲之前也是大户人家的小姐，裹了小脚，从来没下过田。父亲去世后，她没日没夜地干农活，能从晚上做到天亮。

我小时候帮人家放牛、放鸭，还靠挖野菜、啃树根过活，终日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大哥小时候特别聪明，村里的门联大部分由他写，父亲很器重他，后来他耳朵进水没得钱看病，导致终生耳聋。更可怜的是，3岁的小妹妹活活饿死在家里。

父亲葬下去3天之后，我们老家附近也闯进了日本鬼子。当时我们村是盐城西乡横塘河边上的何皮村，我们村东西有秦南、楼王两个大集镇，都驻扎了鬼子，三天两头有日本鬼子的汽艇经过，十有八次靠岸抓夫、抢粮抢物。群众听到汽艇的声音，就回头奔，天天担惊受怕。

这些伤心往事，全是吃的日本鬼子的苦，这种血泪恨一直在我们全家人心中，没法忘掉。

[采访手记]

“你有膝盖吗？”这是我的一位中国新闻史老师曾经向学生提过的问题。近代的中国饱受蹂躏，列强侵略下，一些国民渐生奴性，这位老师希望他的学生做“没有膝盖的人”，这样就不会下跪。

听到张轸老人的讲述，最触动我的无疑是他父亲张照祥宁死不跪日本人的场面。我想，在当时，定有千千万万个像张照祥一样的普通人，他们铁骨铮铮、宁死不屈，为乡人、为祖国、为民族，挺起了脊梁。

（盐城晚报记者祁佳/整理）

（雨花杂志盐城读者俱乐部组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