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丹与青海民国社会

[摘 要]黎丹是青海民国史上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曾为割据青海的军阀马麒“智囊团”首脑。出任过西宁道尹、省政府秘书等要职。黎丹在官居青海的数十年中，为经营、开发青海做出了贡献，对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边陲社会安定做出了努力，尤其在倡导青海地方文化教育、推动汉藏文化交流、促进民族团结等方面业绩卓著。

[关键词]黎丹；青海；民国社会；马麒

黎丹（1873年―1938年），字雨民，号无我，湖南湘潭人。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出生于一官宦之家。（1）其祖父黎培敬官至云贵总督，父亲黎锦缨官至太常寺卿。黎丹继承家学，青年时代时，在经史文学方面已有较深造诣。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参加湖南乡试，中副贡生，选任甘肃宁州知州。去州职后，又任湖南总督谭延的秘书等职。辛亥革命后，为割据青海的军阀马麒所赏识，聘为“智囊团”首脑。在其力荐下，1918年黎丹被北洋政府任命为西宁道尹。1930年1月，马麒正式任青海省政府主席后，委任黎丹为委员兼秘书长。1933年，经九世班禅和邵力子等人的推荐，黎丹遴选为监察院委员。

黎丹一生忧国爱民，深谋远虑，运筹帷幄，清廉自持，声誉卓著。而且博学多才，精通藏学，堪称民国史上活跃于西部政坛的奇才。作为一任地方官吏，作为西宁镇总兵马麒的“智囊团”首脑，其在青海的近20年中，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禁毒、民族团结、反对分裂等诸多方面都做出过卓越贡献，是一位对青海民国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

一、妥善解决玉树界争

1914年，甘川间玉树界争问题发生后，黎丹鼎力协助马麒争回玉树，并力主建议呈准中央，勘查玉树界务。不久马麒建议得到北洋政府的批准，并且派勘界专家周希武等前往川陇边界勘界。勘界人员进入玉树后，认真考以史籍，绘制界图，澄清“隆庆”即“昂（囊）谦”的谐音，是一个地名的两种不同书写，纠正了北洋政府的失察缪妄，即将“隆庆划四川”，“昂（囊）谦划甘肃”的荒唐决定，勘查结果做出了仍将囊谦二十五族划归甘肃管辖的客观实际的判决。这使多年的川陇边界纠纷得到解决，青海南部省界的紧张局面趋于缓和，避免了因玉树的界争而有可能引发的一系列恶战。1917年，在玉树设置理事行政建置，并在西宁至玉树的道路间设置台站，加强了玉树与西宁间的交通联系，这有利于玉树地区的经营发展。1915年和1921年黎丹又先后建议马麒在西宁道属各县禁种罂粟（鸦片），这项措施的提出与实施，扩大了宁海农业区粮食作物的种植，使原本种植罂粟的上好良田全部改种麦类，客观上对青海社会进步和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二、拒英维护

民国建立伊始，内忧外患，局势动荡，英帝国主义乘机发难，勾结地方政府中的亲英势力，加快了分裂我国领土的阴谋。1913年秋，由英国一手策划的“西姆拉会议”提出将中国藏区划分为“内藏”、“外藏”，“外藏”（包括青海玉树地区）完全脱离中国，“内藏”由中国和共管的议案。因国人的一致反对，北洋政府没有批准此案，并向英提出严重抗议。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无暇东顾，此案未能施行。

1919年，北洋政府内部纷争不断，英国再次老调重弹，欲强求通过所谓的西姆拉议案。北洋政府就“西姆拉会议”上英帝国主义单方策划的“内藏”、“外藏”之事，发出通电与毗邻的甘、川、滇、青等地征求意见。黎丹立即向马麒建议应坚决反对，并亲自起草电文，发出了由马麒署名的著名“艳电”，通电全国。电文驳斥了英帝国主义所提方案在地理位置上的严重错误，揭露了其企图分裂中国领土的阴谋：“……本中国属土，年来与川边构怨，譬犹兄弟阋墙，自应由兄弟解决，万不能任他人从傍干预。吾国苟有一息生气，所有划界会议，应从根本否定。此约一签，终古难复，大好河山，一笔断送。凡属五族，谁不解体！？？事关国势存亡，此而无言，将是他族谓中国无人，麒实愤之！是以披肝露胆，沥血以告”。（2）电文据理力争，词言义正，不仅揭露了英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也批评了北洋政府的无能，因而“艳电”发表后得到云南、四川、新疆等省以及民间团体的响应，激起了社会舆论的极大关注，迫于国内外压力，北洋政府拒绝英方的划界方案，挫败了英帝国主义与和亲英的分裂势力的阴谋，由此维护了国家。“艳电”充分展示了黎丹的雄才胆识和爱国之心。

《西姆拉条约》被拒后，英帝国主义又煽动、支持亲英势力再次向川、康方面进兵。鉴于离心倾向的严重性，为保持玉树边境的相对稳定，黎丹又给马麒出谋，上书甘肃都督张广建和北洋政府，建议遣使入藏，和平谈判，以彻底解决英帝国主义策划的“”问题。在黎丹的积极推动下，促成朱绣、李仲连、红教嗽嘛古浪仓等一行人作为内地的特派专员，轻车简从由青海赴藏，争取十三世达赖内向。1919年11月，朱绣一行到达拉萨，与十三世达赖、九世班禅等多次会谈，并与上层人士广泛交结沟通，反复阐明为中国领土，数百年来，中央与关系密不可分，晓以大义，诚心感人，最终与十三世达赖等上层人士取得一致，达赖表示：“余亲英非出本心，只因钦差逼迫过甚，不得已而为之。此次贵代表来藏，余甚感激，惟望大总统从速派全权代表解决悬案。倾心内向，同谋五族福祉”。（3）此后，达赖即派代表驻北京，与中央保持了联系，这使青藏间的动荡局势渐趋平缓。马麒坐镇青海以后，问题始终是一大忧患，而由黎丹献计，遣使入藏，是民国初期西北边陲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对上层争取的一大成功，黎丹在问题上所作出的努力，对当时维系和防止脱离中国，稳定青海社会，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三、筹划青海建省

风波平息后，青海地区经济、治安形势渐趋好转，使青海地区相比于中原军阀混战的场景，在政治上出现了一段相对稳定时期。1921年以后，在黎丹的精心策划下，马麒顺理成章地将青海建省提上政治日程，前后数次向北京中央政府提出经营青海意见，请求青海建省或改为特别行政区。1927年，国民军冯玉祥部势力深入西北，连剪陇上六镇地方军阀，使马麒势力受到极大威胁。由于黎丹力主镇静，出谋周旋，最终使马麒化险为夷，取得了国民军的信任。国民军势力进入西北后，最终促成了青海在1929年正式建省，在第一任主席孙连仲离青后，马麒成为省政府主席。1930年，马麒正式升任青海省政府主席后，以黎丹任“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的要职。青海地区建省，客观地讲有利于开发青海，推动青海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给青海社会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变化，而且也起到了巩固青海国防、稳定西北政局的全局性作用。而这些又都与黎丹精心策划、练达深谋密不可分。

四、倡导文化教育

黎丹在青之际，正是中国思想界发生剧烈分化之时，青海地区开发较晚，经济文化相对落后。面对极端落后的青海文化教育状况，作为一任地方官吏，黎丹一反当地以往不重视文化教育的积习，倡导现代文化教育，并身体力行，使青海的文化教育有了一个新起点。

1.振兴地方文化

黎丹选拔、重用知识人才。对于本地文化人士，黎丹对他们或屈身访询，或往来交游，引荐擢用，待之以礼，一时地方学人皆有知遇之感。黎丹好文学，工诗文，每当公余闲暇时，便邀请本地文人赋诗论文，相互切磋，使重视文化的风气日益浓厚。1919年，黎丹为曾任北洋政府总统的徐世昌的“晚晴”（徐世昌编辑的清诗总集）征集地方文稿，曾搜集湟中前辈及诸学人著作，先后征集到张滇斋的《鸿雪草堂诗集》、李辉庵的《双榆草堂诗》、《双榆草堂诗钞》、基香斋的《敬业草堂史论》、《敬业草堂嚼蜡吟》、李焕章的《借阴轩诗草》、来敬舆的《双鱼草堂诗集》等一些著作。黎丹组织人力校刊遗集，汇集旧稿，有的亲自题款作序，并转呈当道，这使青海地方原有的著作、文稿得以出世，并广为传抄印行，扩大了它们的影响，使之流传于世。对流散于民间的地方文献，黎丹也以官方名义征集刊印。这些著作和文献对研究青海社情、地方文学有一定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是民国青海文化遗产之一。旧时青海文化落后，传世之文凤毛麟角，黎丹以官方名义出面征集刊印地方文物，时人曾称为“不朽之盛事”。

黎丹到青海不久，一批新派人物也接踵相约而至。对这批学者、名流，黎丹十分看重，不仅引为幕僚，让他们参与地方政治，而且赞助他们研究西北问题，讨论治边方略。尽管这些人各自的政治背景不同，但在黎丹的推动下，他们筹边之议一时甚盛，使落后的青海地区也掀起了重视文化的新风，文化团体也日见勃兴。到青海建省后，除各种文学社团外，青海学术团体亦相继产生。其中，以促进本民族向上者，有“回教教育促进会”、“蒙藏文化促进会”；以探索整个西北为中心者，有“西北问题研究社”；以沟通汉藏文化为中心者，有“藏文研究社”；以推动民众教育为中心者，有“青海教育会”等等。学术著作也十分繁盛，其中重要作品有林竞的《西北丛编》；朱绣的《六十年大事记》、《拉萨见闻录》、《海藏纪行》、《宁海纪行》；周希武的《玉树土司调查记》；徐爬的《乙未军事志》、《青海近百年大事记》、《一松山房杂文》等。此外，黎丹还与周希武等人倡议兴办了博物馆、巡回文库、讲演所、图书馆等，将毕生收藏图书4万余册，全部捐赠给西宁孔道会在文庙成立的图书馆（今青海省图书馆前身）。（4）其中有许多海内孤本，对现今从事文史研究者帮助甚大。

2.重视民族教育

除提倡地方文化外，黎丹也十分重视民族教育。

青海民族教育始于清末，教学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用汉语教学，这很难引起少数民族的共鸣，加上少数民族平民子弟没有入学受教育的权利，故收效甚微。针对民族教育状况，1915年，黎丹在为马麒起草呈送民国总统袁世凯的青海经营之策中写道：“言文宜互为交换也。……现拟建设蒙番学堂一所，令蒙番头目遣子弟及部民聪颖者与商僧之通文理者入校肆习汉文；再选内地聪颖子弟已通汉文者杂入其中学蒙番文字语言，相互灌入……以练边才”，（5）提出民族教育要为增进民族间相互了解，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及进步，维护祖国领土完整服务的教育理念。

当时，西宁仅有一所蒙番半日小学，旧时所办义学、书院多因政事时治时乱而废教日久。在回藏民族中，仅有寺庙教育。见此落后情形，黎丹不胜感慨，立志改变落后的教育状态，遂掀起了开办新教育的热潮。在他亲自主持下，先后开办了切合青海实际的民族师范学校，女子学校等，解囊捐资筹办了“宁海职业学校”、“无我学校”、“私立医学训科学校”等。（6）其中于1917年在原蒙番小学校的基础上创办的宁海蒙番学校，是第一所在蒙藏民族中实行新式教育的学校，该校1919年改为宁海蒙番师范学校。1927年，在黎丹的建议下，国民政府改原宁海蒙番师范学校为青海筹边学校，归甘边宁海镇守使署直接管理，并聘请内地知名学者任教。1929年青海建省后，筹边学校改为青海省第一中学，设蒙藏班，不久又改设为蒙藏师范学校。黎丹选派民族教育优秀师资到玉树、柴达木、环湖蒙古族、藏族地区及海东农业区筹办民族教育。1923年后，在青海各地共设立蒙藏小学20余处，学生达到800余人，（7）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开创了民族教育新局面。

办学期间，黎丹还注重学校教育教学内容的转变，使教学内容从四书五经向自然、人文科学转变。在他创办的宁海蒙番师范学校中，不仅讲授自编蒙藏语文、国文、国语，还另设英语、生物、矿物、史地、乡土等科目。其后增设边事、垦殖、测绘、畜牧、农业等科目，讲授青藏历史、地理、民族、宗教及青藏、川藏交涉等问题，在他主办的各民族学校里，坚持以汉藏蒙三种语言教学，深受各少数民族上层及学员的赞同。为弥补藏族现代教育教材的匾乏，他组织社会各方面、各民族的精英，以商务印书馆旧制中小学国文课本和算术课本为蓝本，翻译成藏文，以安多藏语编印《通用藏语会话》，制定藏文教学课本。并亲自采纳多位藏语言专家的建议，用藏文撰写了《实用藏文文法》作为教材。黎丹还通过私人关系，保送一批优秀学生，入南京中央大学学习，以培养民族教育高层次人才。通过他的努力，内地的优秀教育人才也被聘请到青海任教，时期的新思潮开始在青海学生中得以传播，推动了青海这样边远地区社会文明的进步。黎丹为发展青海的民族教育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五、沟通藏汉文化

黎丹认为民族教育的目的之一是沟通民族文化，促进民族间的了解，加强民族团结。为此，他身体力行，毕生奋斗。

1.矢志学习藏文

民国初年，英帝国主义公开策划，企图变为其殖民地。对此黎丹坚决反对，积极支持马麒通电反对的阴谋，且在“玉树之争”等重大问题上献计献策。同时，在工作中，黎丹遇到了两大难题：一是本身不懂蒙藏族语文，许多问题须靠翻译人员才能沟通，难以尽善尽美；二是兴办蒙藏民族教育，缺乏通晓汉藏蒙文的人才，学校教学及教科书的编写困难重重，蒙文课本尚可从北京等地求得，藏文课本则属空白，求告无门，虽可从宗教经论挖掘，但不适应时代要求。现实问题，使黎丹深深感到本身不掌握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无从作好民族工作。是时他已年近五旬，仍毅然矢志学习藏文，他给自己取一个藏文法名“达麦多杰”（意为无我金刚），表达了他献身藏族教育的决心。黎丹拜著名藏族学者古浪仓、洛桑多吉等为师，废寝忘食，孜孜不倦，很快学会并精通了藏语文，翻译和撰写了大量的藏文文稿。如首译并出版了宗喀巴大师著的《宝道开门》、《因缘颂》和清代居・弥旁达瓦著的《王道论》等。

2.创办青海藏文研究社

1920年，黎丹以“学习藏族文字，沟通汉藏文化”为宗旨，组织创办了青海藏文研究社（曾名西宁藏文研究社），亲自担任社长，研究社所需经费均由他个人的薪水提供，社员不缴纳任何学费，教师皆为义务制，没有任何报酬。研究社所需的汉藏文资料，全部使用他私人所藏的汉藏文图书。他把筹边学校中藏文成绩较好的一部分学生吸收为社员，予以深造。当时参加学习的社员勤奋攻读，学习之风甚浓。同时，聘请藏区知名人士如拉布仓、罗桑华丹、久美旦却坚赞、嘉义等高僧大德为顾问，随时虚心请教；还聘请藏族著名学者古浪仓、罗桑更登、智华达吉等为研究社藏文教师，亲自带领社员向这些教师学习；又凭借个人资历威望，先后保送一批藏文基础好的学生赴尖扎南宗寺、化隆德札寺、同仁隆务寺、大通广惠寺、湟中塔尔寺、贵德米纳塔寺，拜著名活佛为师，住寺深造。学业有成后又派往基层创办蒙藏民族教育。这些人在解放前对青海各中等学校的藏文教学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研究社培养出的许多人才在解放后更加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现代卓有成就的藏汉翻译家和民族语言学家杨质夫先生，参加翻译了《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办法的协议》。

3.主持编修《汉藏大字典》

为便于学习和研究藏文，黎丹组织了一大批藏汉语言文字专家，开始着手主持编修《汉藏大字典》。根据黎丹的设计，这部大辞典是按照藏文正字学的排列顺序编排的，每条词目下面都有汉文释义和藏汉文例句。内容十分广泛，举凡史地、文哲、医药、语言、历算、艺术、经济、工艺、宗教、政治以及古藏文、自然、生物等方面的词汇，均一一收入并加详解，卷秩浩繁，此书广泛征求国内精通英、藏、梵、汉文学者专家意见，吸收国内外最新辞典编纂技术成果，1927年《汉藏大字典》基本告成，为尽快出版这一研究成果，黎丹离职赴南京，专事修订与出版联系。由于政府当时并不重视少数民族文化教育，这部重要著作未能付印。直到1933年，由杨质夫从原稿中选编了一部分改为《汉藏小字典》在西宁印行，黎丹以“为什么要学习藏文”为题给《藏汉小辞典》写了序文，阐述学习民族语文对民族工作、民族教育、民族团结、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同时刊印的还有藏汉文合璧的《分解名义大集》（也称《翻译名义集》）。这两部著作在国内当时都是最早的汉藏文工具书，对沟通汉藏文化，推动当时国内的藏文研究起过重要作用。全国解放后，黎丹主持编印的《汉藏小字典》还列入国家对尼伯尔、印度等国的出口图书，翻印出版，进行国际交流。

4.巡礼

1933年，经第九世班禅和邵力子等的支持，黎丹当选为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由于黎丹多年来致力于藏文化研究和传播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和他在处理青藏关系中所做出的重大贡献，1934年国民政府便命他以中央监察委员、青海藏文化研究社社长的名义组建“巡礼团”，并任命他为团长，赴进行政治、文化巡礼活动。黎丹对这次负有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的重大使命，欣然领受并积极筹备。同年秋，黎丹以年过半百之躯，策马西行，经千辛万苦，于1934年9月与其随员杨质夫等抵达拉萨。巡视团成员广泛了解了的实际情况，足迹遍布全藏，并先后参与了十三世达赖追封致祭等重大政治活动；与上层及著名学者、高僧进行了广泛而富有成效的政治、文化交流对话；与亲帝国主义分子和民族分裂分子做了坚决的斗争，取得了丰硕成果。在藏期间，黎丹请著名学者补充审定《藏汉大辞典》，与哲邦寺大格西喜饶嘉措结为法友，研讨藏文经典，喜饶嘉措亲授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等佛学教程。黎丹敬慕大师渊博的学识，1937年黎丹陪同喜饶嘉措离开，经印度转赴南京。经他的鼎力活动，促使中央政府礼聘喜饶嘉措在国立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和清华大学等五所大学举办讲座。讲座首次把藏族传统的经典文化带到了内地的学术殿堂，是汉藏文化交流的新开拓、新起点，史无前例。

黎丹回到南京后，根据他在三年的调查所得，向蒙藏委员会提出了《边政建设计划》，主张军政兼施，对加强汉藏团结、巩固西南边陲有着重要的意义。黎丹为沟通汉藏文化交流，弘扬藏族文化，增进民族团结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

六、译著颇丰

黎丹一生清廉自持，声誉卓著，擅长文学，尤精通藏文，译著颇丰。在汉文方面著有《御海烈士传》、《灵州杂吟》、《珊瑚砚斋诗集》4卷、《前拉布浪谣》等。所翻译的藏文著作以汉藏文形式出版的很多，有《藏语会话》、《藏文文法》、《猴鸟的故事》、《禅师与鼠》、《萨迦格言》、《文成公主》等，其中《猴鸟的故事》深受读者欢迎，曾由青海人民出版社两次出版发行。黎丹翻译刊出的还有宗喀巴大师著《宝道开门》和《缘起颂》，这两部书译成汉文后又石印印行，作为蒙番师范学校的语文教材。另外黎丹还翻译出版了清代居・弥旁达瓦著的《王道论》。

黎丹还精于书法，是一位书法家。《青海省志》文化艺术志记载：黎丹、湖南省湘潭县人，擅长汉隶、楷、草书体。他博览群书，笔耕不辍，所涉及书体广泛，以唐代颜真卿、柳公权为基调，自唐上溯魏晋、二王法帖、魏碑诸帖、汉代碑版，下倾清代卓有成绩的翁同、刘墉、张裕钊等大书法家。对《张廉卿论学手札》用功最勤，尤其对张裕钊的《千字文》苦功最甚。黎丹在青海工作的岁月里，留下了大量的作品。他还为多处清真寺写过牌匾。为了妥善解决黄教名刹塔尔寺与邻近乡村民族间的纠纷，黎丹曾为青海塔尔寺书写过《塔尔寺四至碑文》，镌刻在石碑上，中被毁坏。

七、结束语

1938年，黎丹因患心脏衰弱症，在湘潭家乡，医治无效，于同年去世，终年65岁。黎丹去世的消息传到青海后，西宁各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以表哀思。

黎丹作为马麒智囊团的首脑人物，居官青海十余年出任过甘肃西宁道尹、省府秘书等要职。黎丹为官期间，怀爱民之心，倾全力于青海地区开发建设，对维护国土完整和边陲社会安定作出了努力，特别是在兴办民族教育、沟通汉藏文化、研究边疆史地、促进民族团结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终使其成为青海民国史上一位名垂青史的人物。

纵观黎丹的一生，身为华夏内陆鱼米之乡的官三代，又受过良好教育，却不羡功名，不恋繁华，献身于少数民族边陲，为民族团结事业殚精毕力，这种精神太值得当代的执政者借鉴学习了。

注释：

（1）赵宗福：《青海历史人物传》，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00页。

（2）师纶：《西北马家军阀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82页。

（3）师纶：《西北马家军阀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9页。

（4）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0页。

（5）程颐工：《黎丹与青海民国民族教育》，《中国藏学》，2004年，第2期110页。

（6）杨效平：《马步芳家族的兴衰》，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2页。

（7）杨效平：《马步芳家族的兴衰》，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