赚钱行善,还是行善赚钱?

社会越成熟，更多个体身处其中的意义，以及自我实现的价值，就要通过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来完成。人生的目的不只是自己存款多一个零，而是帮助的人数多一个零。

公益和私利之间，有无可能取得平衡?企业为了谋求最大利益，是否就要不择手段地欺负对手和客户?这是每天在职场和商场都要面临的问题，尤其当“企业不赚钱是罪恶”这样的概念成为主流，所有工作者和创业家每天辛苦地投入，最终就是要看到报酬。也就是说，只要认清钱是手段不是目的，赚了钱之后可以做很多事，包含行善。毕竟，钱不是万能，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

持这种逻辑的，在目前社会中属于多数，但多属于自我安慰。往往到最后，钱不但是手段，也成了目的。赚钱之后，还想赚更多钱，周而复始，没有终止。一位在深圳经商成功的朋友告诉我，他这一代人的目标，就是不断在财富后面加一个零，直到最后自己倒下了，最前面的1也归零，才发现其实什么都没有。这是创业家普遍的心声：究竟所为何来?我们想藉由追逐财富带来改变，但最终被改变的竟成了自己，而改变的那个样子并不是自己所乐见的。

这使得被称为“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的新型态创业，过去一年在全世界引起广泛关注。社会企业是介于“慈善”和“企业”之间的综合体，不像慈善只是把钱捐出，不求回报，而是找到一个能做好事也能自给自足的模式；也不像一般企业只求赚钱，不择手段，而是找到一条兼具公共利益和商业的路，长久走下去。

做防毒软件的趋势科技创办人张明正，去年选择交棒退出第一线，去追求人生的下一个目的。他自己掏了两亿台币(约人民币4500万元)，成立若水基金(取“上善若水”之意)，并且找知名作家王文华合作。这个基金鼓励各种有想法的创业家，以解决现今社会上存在的问题，或创造某一种公共利益为出发点，想出一套商业模式和运营计划，他们再从中挑选可行的案子予以投资。我和张明正聊过，觉得这个想法很有意思。创业不在于追求目的，创业的本身就是目的。当然前提是要成功，而衡量成功的标准也不同了，不是以股票上市或每股盈余为指标，而是你帮助了谁，以及你自己能否维持下去。

这等于是把创业和经营的概念，用到公益上，把公益商业化。近几年，所谓“企业公民责任”喊得很响，希望企业能多承担能力范围内的社会责任，比如慈善、教育、灾后重建和节能减排等，但这多半是一种道德祈愿，不易成为一种规范。更何况，企业有自己的员工和股东要照顾，社会责任很难排到优先级上。至于把责任放在慈善团体身上，也不现实。首先，他们的经费大多来自捐款，本身缺少固定的收入；其次，慈善团体不是企业，在资源的规划和使用上，效率不是优先考虑，解决问题才是。也由于他们不是企业，没有股东会或董事会，账目也不需经会计师签证，财务报表也不需对外公开，信息的透明度始终是争议。那怎么办，都交给政府?那同样存在效率的问题。政府不可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管。通过民间自发调动积极性，解决民间的问题，是社会发展成熟的必然走向，也是社会企业浮出水面的原因。

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在过世前10年，关注的对象已从企业和工作者转移到政府(公)和企业(私)之外的第三部门：非盈利组织。他观察到一个现象，越来越多的工作者下班后会加入各种团体，担任义工，出钱出力，认真投入的程度，和上班时完全无法比。付工资给他们的老板，反而没法得到这种热情。社会越成熟，更多个体身处其中的意义，以及自我实现的价值，就要通过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来完成。在农业社会，可能是帮忙邻居割稻子或盖房；在现代社会，则是成为各种团体的会员，因相同的兴趣、目的而聚集。比如台湾有很多退休的老先生老太太会到医院当义工，或到小学门口去帮忙指挥交通，让学生安全过马路。

你很难指望政府或企业来安排这种事，这全然是出于善意的个人行为，而且会越来越多。但也因为是个人行为，就很难被管理，并对资源进行更有效率的运用。这就有赖社会企业和社会创业家发挥作用。不过，要出现这样一群人，并成立相关企业，前提是得有一代人带头，人生的目的不只是自己存款多一个零，而是帮助的人数多一个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