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历年的年底最像年底

小蒋方舟说，中国人的快乐本来根植于人间的烟火气，来自于世俗的快乐，是市井中闲情偶得的生活艺术。这话没错，全民的过年就是一例，不论腰缠万贯，还是两袖清风，好歹都得过年，让久久劳累、久久奔跑的身心，歇息下来，安静下来，享受一回天伦，享受一回温情。于是，过年成为长途跋涉中的一个驿站，成为枯燥无味中的一次滋润。

小时候最爱过年，既能穿新衣服，还收压岁钱。小口袋里塞满了糖果，花生。那时候，在过年前几天，家人就从铜像台那边的源盛和、广寒宫糕点铺买来许多平时吃不上的，各色各样的点心，随我们享用。我最难忘的是，过年前，看妈妈做蛋饺。夜晚，灯光摇曳，我们围着一盆炭火，妈妈把调好的蛋液，舀一点在勺子里，就着炭火滚动两下，黄黄的蛋皮就形成了，再把肉丸放进去，把蛋皮一卷，稍候，一个蛋饺就做好了，夹出来放在碗里，不一会，碗里就有许多金色的小船。姐姐这时爱在一边烤糍粑，气味很香。我无忧无虑，爱拿了火钳，把盆里的木炭蓬来蓬去，看着红的木炭，白的炭灰，很温暖、很惬意。

年夜饭就特别丰盛，腊肉香肠坛子肉滑溜里脊白油肚尖盗汗鸡……都是平时吃不到的。一上桌，我就大快朵颐。妈妈这时喝的是温热的酒，用一个双层瓷壶，中间灌了热水，不一会，酒就温热了。她只喝一杯。两个好酒贪杯的舅舅，杯来盏去，猜令行拳，兴奋得很。出拳时，声音响亮，脸庞红涨，很是少见。他们佐以花生米、醉腰花，那滋味美不可言妙不可言。三杯酒下肚，飘飘然，昏昏然，血脉喷张，就把持不住了。不一会，酩酊大醉。明明醉了，还说我没醉，我一点没醉。一个身子歪歪斜斜，随口哼起：“我坐在城楼观山景，只见得眼前乱纷纷”，东一句，西一句。一个摩拳擦掌，说他要上景阳冈打那吊睛白额大虫去了。我就乘机奚落舅舅，他们都不还嘴，还嘿嘿傻笑。一大家人，嘈杂，热闹，亢奋，还有点紊乱，却其乐也融融。

有一年，春节将至，大雪纷飞，母亲和邻居做“血豆腐”，这是贵州很传统的“年货”，是用猪血伴以豆腐，捏成球形，血红色，放在簸箕里，风干。到吃的时候，切成片，蒸熟，香气扑鼻。那年，天冷，妈妈做“血豆腐”时感冒，心脏病复发，在花溪永远闭上了眼睛。

小时候是享乐者。这种享乐终究要过去。

当我成为父亲的时候，我也成了为人提供享乐的人。

上世纪七十年代，记得快过年了，我就要围了围腰，做起香肠来。其实，为什么要做香肠呢？吃新鲜肉不好吗？这是传统，我从俗、从众。可能历来的饥荒，让人饿怕了，做香肠无非让人久久地有肉吃而已。那肉里加了那么多盐，只是一种防腐罢了。而过年的饭桌上，少了腊肉香肠就平减了过年气氛。

力不缚鸡、眼高手低的我，站立着，小心翼翼地把切好、加了各种调料的鲜肉放进肠子里去。在大肠口子那里，套了一个钥匙圈，把肠子撑开，边放肉，边用手捏，让肉下滑。到了一卡长的时候，用针戳几下，把里面的空气排出，然后用细细的麻线捆起来，一节香肠就告成功。依次循环往复。当香肠做好，就选一个通风的地方挂起来。这时要交代孩子，走路看着点，别碰落了香肠。慢慢地，香肠收水，萎缩，就有模有样了。年关将近，家家户户阳台上，都有这道景观，在当时，它还是判断一家殷实的尺度哩。

事情总在变化中，家庭成员也有分有合，过年的情形也在变化中。

儿子去了北京，每年赶回来过年，是件头痛的事。过年，对民众而言，成了一种信仰。企业老板说，留下来加班的发双薪。可这没多大吸引力，老板什么账都算了，就是没算情感账、亲情账。《常回家看看》唱得响亮了，这是中国春运的文化背景。这种文化力量之强大，让世人惊呆。看看车站的人山人海，人流像流沙推来拥去，直觉恐怖。

有一年，年关凝冻，儿子来电话说，看报道，贵阳也是灾区。我告诉他，叫他不要回来过年了，到处是人，你推我攘，大包小包，一票难求。还有那些骑摩托回家的，千里奔驰，看着不是滋味。再说贵阳天寒地冻，回来没什么吃的，没什么玩的，等春暖花开我们去北京看他。儿子说，出门十年，哪一年没回家过年？越是凝冻，我越该回来。至于怎么回来，坐飞机还是火车，你就别管了，我会在年三十前赶回来的。那年，从腊月二十八起，气温不再下降，稳定在零度上下。窗外的冰柱欲化不化，偶尔滴着水。儿子终于赶回来了。一来，就去买鞭炮、春联，压根没说一路艰辛，以及这一年积攒的荣耀和委屈。年饭前，他把大红的春联贴上门楣，当中是倒贴的“福”。年饭过后，就是“老三篇”，傻乎乎地看春晚。新春的钟声响起，他就在楼廊里放鞭炮，鞭炮声在逼仄狭小的楼道闷闷炸响，震耳欲聋，一地纸屑。跟着，又在窗台上放烟花。夜空，烟花四起，构成明亮耀眼的图案，璀璨无比，人世的精彩仿佛并没走远……

那时候，一逢过年，亲朋好友都兴相互赠送年货，年货越来越豪华，也越来越简易。多数是经过包装的腊肉香肠小米鲊鸡辣子干板鸭火腿肠……有的还是真空包装，外观是“贵州龙”、“龙门鱼港”之类品牌，都是大红底色，以显贵气喜气。这些豪华包装的年货，有钱就能在超市买到，不需要如我早年站着灌香肠了，这些年货都不需要亲历亲为。于是，在它面前，家庭厨房操作大大降格，甚至被排除。还有送各种水果的，苹果橘子橙子葡萄香蕉乃至号称美国的提子，整箱整件。又是传统，来而不往非礼也，大家都图吉利。结果，一半以上，要么过期，要么霉变，最后割爱——扔掉。

是的，过年就是每年给普罗大众配发的一次“乐子”。

春矣秋矣，过年的内容形式又大为改观了。依然是无处不在的金色、红色，带着喜气、热烈。铺天盖地的过年广告，大肆宣传的贺岁片，都暗含商业动机。在家吃年饭的在递减，酒店除夕夜宴爆满，座无虚席。年夜饭得提前一月预订。除夕之夜，许多家庭窗户的灯都不亮，他们不在家过年。我已跻身银发族，不必去做香肠，不必去采购年货，还不必费心考虑哪家酒店恰当。空空漠漠，心缺一角，是怀旧还是犯贱，说也说不清楚。特别是过年不准燃放爆竹那些年头，夜空没有银色的弧线起起落落，耳边没有震耳欲聋的爆破声，脚下没有红红的爆竹纸屑，春秋代序的一刻，感觉不对了。鲁迅说旧历年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周遭清清静静干干净净，还像旧历年的年底吗？这像在高速公路上以150迈的速度飙车，不能再去欣赏“但见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了。就像杨利伟上了太空，没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的提问了。莫非，现代文明真要删除甚至清空农耕文明残存的那点痕迹残存的那点趣味残存的那点想象残存的那点体验？

随了人潮，去酒店了，四周停满了车。为争车位，还闹得不愉快，息事宁人者则说：算了算了，大过年的，何必呢？酒店里，厚重的窗幔直直地垂下，划断了街景和市声。洁白的餐布雪亮的杯具纤尘不染，服务员个个挂着职业的微笑，一招一式都规格化、程式化，碗筷酒杯调羹有序排列，温热的擦手毛巾叠出花样，上菜有条不紊，还熟练地报出菜名，虽然普通话带有浓厚的乡音。拼盘的凉菜是摆成图案的，汤是每人一盅，自酌自饮，井水不犯河水。餐桌内里的转盘缓缓转动，不用相互劝菜。全体，文质彬彬，温良恭敬。离开酒店一上路就有人查“醉驾“，所以彼此都不劝酒。饭桌上，频频举杯，红酒为主，外加鲜榨果汁，尊老爱幼之后，话题又找不着北：一会冯小刚和郭德刚一会章子怡和汪峰一会张艺谋和陈婷……东西南北，远天远地，八竿子打不到过年人。酒桌上，也有低头一族，你说你的，我低头看我的手机，他们内心，另有所属，仿佛与周遭无关。我在这样的包房里，总有“生活在别处”的感觉，酒店里没了家中的凌乱、忙乱，没了家里小盘叠大盘，没了菜汤溢到桌上，没有大呼小叫，没有虫子更没蟑螂，也没有猜拳、调笑、幽默甚至醉倒。再也听不到“我坐在城楼观山景，只见得眼前乱纷纷”的黄腔黄调。是不是过年的仪式感在增强，人性的意蕴在滑落？比起以前厨房飘出的烟火味，比起锅瓢盆碗的混响，这种酒店的文明，有没有进化论的意义？似乎，没了烟火气，没了世俗之乐，反显不真实。我们面对的高楼，玻璃幕墙，霓虹灯以及塞车、雾霾，喧哗和骚动，铺呈的是一种混合的颜色。我想起了卡尔·马克思的提问：有了避雷针，丘比特在哪里？

过年就是温情缠绵就是雅兴诗性就是笃定的团圆笃定的快乐笃定的体验，虽说短暂，中国人，从同学少年到耄耋老人，还是要的。要不然，我们手里现代化的繁华，会不会在不经意间透出荒凉呢，也说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