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写实小说的市民形象分析

[摘要]新写实小说塑造的新市民形象主要涉及文化的大众层面问题。自80年代后期，我国经济腾飞，物质日益丰盛，消费社会的到来，市民生活越加与物质挂钧，变得更为琐碎、庸常，进入了大众文化时代。在崇高消退，坠入庸常的凡俗人生背景下，新市民是现代人的生存写照，他们的形象里不乏对权力的批判与具有一定的深度。

[关键词]新写实小说　市民形象　大众文化

文学作品中的形象琳琅满目、各具姿态。反映我国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文学作品中，最让人感觉亲切，最具贴近性的文学形象，莫过于新写实小说所塑造的人物。池莉在《烦恼人生》中刻画的印家厚以及刘震云于《一地鸡毛》里描写的小林，颇为经典。

新写实小说是我国活跃于80年代末、90年代的小说思潮和小说形式。它表现的是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物质日益丰富，消费意识业已形成的背景下，“小市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以及作者本人对这种小市民以及新的生活方式的态度。池莉的代表作《烦恼人生》，被认为是新写实小说的起点。它的价值与意义是深刻的。宽厚的印家厚是新时期知识分子的典型写照。而刘震云《一地鸡毛》中营造的寓意日常生活的庸碌琐碎的鸡毛意象，有学者认为可作为新写实主义的总体象征。

新写实小说的市民形象是如何塑造的?与新时代的生活关联又有多深刻?

作为一个美学概念，“艺术形象”或“形象”，主要是指艺术中那种由符号表意系统创造的能显现事物深层意义的想象的具体可感物。事物的深层意义在于具体可感的生活中，事物乃生活中的事物，文学形象的塑造离不开生活。形象的具体可感性正是由于生活的具体可感性。形象论认为，文学形象就是通过语言形式化了的生活，形象的实质其实就是生活。

不同时期的社会生活状况产生具有相对特征的文学形象。新写实小说所塑造的市民形象代表着中国当代城市生活新变化的新型市民人物，涉及文化的大众层面问题。

一、告别崇高

在“新写实”的说法及其创作流行之前，革命现实主义占据了文学的主导思潮，受到广泛推崇。它所要发扬的是革命的传统及崇高的精神。在这里，崇高的审美理念始终都是与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合二为一的。现实主义坚信人类生活中永有崇高的一面，将崇高作为追求的目标，并想以崇高来感动这个世界。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日渐深入，经济飞速发展极大提高了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迅速地滋长和蔓延开来。干是，长久以来的理想主义冲动已经被“淡化”，政治上的巨大期待逐步被一种物质上的消费倾向所取代。在社会文化领域，崇高开始解体，开始进入大众文化时代。而新写实小说就是对大众文化时代的一个书写。新写实的“新”就是相对干革命现实主义而言的，它要决议写出一点新的东西来。如池莉所说“时代是新的，人物是新的，我满脑子却是旧的，好像被前人的著作及思想浸润了一般，不知不觉用了他们的观念和他们的方法……悲哀和愤怒之余我想我坚决要写点新的!哪怕只有一点点的新。”新写实小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小说创作的新尝试。

在刘震云的《单位》里写道，“现在这时候，崇高的话都别讲了。”这颇有概括力地道出了革命现实主义后新写实主义的价值转向和审美转向。小林离开大学刚进单位时，一切随个性出发，潇洒自在，约同学打牌，上班迟到早退，连入党都不放在眼中。但经过几年，面对自己在生活中的困境，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来：不是什么虚幻的社会使命，而是自己“混上去”，才是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得从原来不屑做的日常琐事做起，在文章里，把入党大事与“收拾梨皮”之类琐事混为一谈，无疑是对此前崇高性叙述构成消解。小林的大学同学小李白，一个曾经很会写诗很有才的大学同学。如今小李白不屑于诗歌了，说“诗是搔首弄姿混扯淡!如果现在还写诗，不得饿死?”精英人物的精神追求让位于物质追求。小李白雇佣小林帮他买鸭脖子。但小林因为自己的国家机关人员以及大学生身份，放不下面子，小李白劝解小林不能太顾面子，爱面子只能是穷酸受罪。小林在卖鸭脖子的这些天当中。悟出了一个道理，管他面不面子，有钱到底过得愉快，给老婆添衣给女儿买好吃的，大家都喜笑颜开。诗歌、书籍这些象征理想主义、精神追求的事物都被遗忘及弃置了。如何过得舒适、如意，给老婆天一、给女儿买好吃的，大家都喜笑颜开，才是最重要的。物质的丰盛，眼前的实际的快乐乃至关重要。

不入党换不了房子，写诗只能挨饿，但卖鸭脖子能赚钱。面子不重要，有钱才最实际……在小林渐渐地对生活领悟中，崇高已荡然无存。难怪有学者说道，真正毁掉崇高的是并未打“反崇高”旗帜的所谓的“新写实主义”。在新写实冷静的叙述中，崇高渐渐消解了。

二、坠入庸常

世俗化的生活使得艺术本身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世俗。一种世俗的、实际的生活场面和行为方式，变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景观。英雄的退场，为平凡普通角色的登场提供了机会。新写实小说所刻画的“小市民形象”便是在生活与文化双双世俗化的背景下出现的。也就是池莉所强调的“事实背景”――“小市民”的凡俗人生。她还提出“泛小市民化”的观点，亦即“我们大家都是小市民”，用“小”来抹平英雄于凡人的区别，以及抹平“精英”与大众的区别，由此，“小市民”庸常的私人化的日常生活进入了艺术。

1、琐碎、庸常

再崇高的人也离不开吃喝拉撒睡、柴米油盐酱醋茶，在新写实小说中，可以体味到个人日常生活的琐碎《一地鸡毛》从小林家一斤豆腐变馊了开始。然后再写到上班迟到，老婆生气，保姆的斤斤计较，老婆想要调动单位，老家来人，孩子看病，辞退保姆，老婆单位通班车，孩子入托，买白菜。小李白卖鸭脖子，瘸腿老头求助以及送礼。这些生活中的庸常的事务与社会性事件基本没任何关联，描写它们不是为了表现社会大背景下人的精神如何崇高，得到超越。而是，日常的琐碎的事情成为了生活的重心。如何从解决琐屑事务中并得到乐趣才是至关重要。

在《一地鸡毛》的结尾，刘震云描写了一个梦，营造了鸡毛和蚂蚁的意象。“半夜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睡觉，上边盖着一堆鸡毛，下边铺着许多人掉下的皮屑，柔软舒服，度年如日。”鸡毛，鸡毛蒜皮之鸡毛，象征着日常生活的庸碌但舒服熨帖。庸碌就庸碌在生活中全无大事，而只有飘飘而来、络绎不绝的鸡毛。生活只是由一些灰色的、不规则的碎片组成。琐碎成为这种所谓“人的真正生活”的最重要标志。“鸡毛”虽然琐碎和庸碌，但也“柔软舒服，度年如日”。生活就在于把那一件又一件的小事解决了，以及与身边几个人相处好，懂得这些规矩，日子也就过得愉快、舒适了。

2、卑微

卑微是一种处境，更是一种精神状态。如果说崇高总是意味着对某种困境、某种强 大的力的超越的话，那么卑微则是对困境的屈从和无奈。

《烦恼人生》如题所示，主要是写卑微的烦恼。印家厚是拥有理论与先进技术的工人，受到领导的重用。要是在另一种“事实背景”下，他应该拥有工人阶级的崇高感，但现在，“事实背景”变化了，没有人会去关心自己崇高与否，没有人再会去想如何超越日常生活的庸常庸碌，大家都需解决眼前的烦恼。大家都被生活的小困境扰攘着，只能是屈从和无奈。

因为房子问题，老婆经常埋怨与寻衅，印家厚一腔辛酸，为自己没能换到一个大房子而犯愁，儿子迟到要皮笑肉不笑地向看门人讨好，这些“困境”带来的一系列消解的心情自卑、酸溜溜、厌烦、焦作、苍凉等，这一系列的心绪是当代人的生存写照，烦恼更是一种生存状态。面对生活的困境时，人只能是屈从与无奈。“烦恼”至少在印家厚那里就是因意识到自己的卑微处境而无法摆脱而产生的，但偏偏她一刻也摆脱不了被味甘，因此也只能处在无尽的烦恼中。

同样是在《一地鸡毛》结尾处的梦里，刘震云除了刻画了鸡毛的意象外，还描写了蚂蚁的意象。“又梦见黑压压无边无际人群向前涌动，又变成一队队祈雨的蚂蚁。”如果说池莉在《烦恼人生》与《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是好》中，表达了对“小市民”的生活的认同。作品显现了一种与平民百姓、芸芸众生的亲和力，是他们日常的生活写照和琐屑的生存体验。她传达的是崇高退场后凡俗人生的有滋有味，是对过着庸碌卑微生活的老百姓的一种心灵抚慰。而刘震云的叙述，相对于池莉而言，是清醒的，带有批判性的。“黑压压无边无际人群”寓意着人失去了个人的独特性，淹没在社会的浪潮中，社会把人推向哪儿人就往哪儿赶。或者说，人不由自主地跟着社会的潮流而涌动，没有了自己的判断。“祈雨的蚂蚁”，人都异化成蚂蚁了，微小而力量不大。相比较而言，池莉对于这种现实生活的微小，事情的细微、琐屑。人性的卑微，抱的是一种乐观的态度，并抚慰老百姓。谁不微小?发现它的乐趣，滋味地活着才是真的。刘震云并不批判人的卑微性，而是对人愈来愈沉溺其中，失去了判断与觉醒意识而作批判。

三、平民立场的权力批判

新写实的一个鲜明的特征是其平民立场，它关注底层民众的生存，关心他们的疾苦，为百姓权益说话。“写实”的平民立场既重视民众实际生存状态，同时具有知识分子的批评意识和忧虑。

如果说在《单位》里，刘震云刻画了权力网络是如何决定并且支配人们扮演的社会角色的方式，那么《一地鸡毛》则写出了权力向家庭的延伸，使得这种家庭琐事以它习以为常的惯性，更深刻地表达了绝对化的权力的产生过程和产生方式。

小林这个毫无职权的小人物，他的所有的困窘与不顺，都是因为处于那个他无法占据却又无法摆脱的权力的限制。在《一地鸡毛》里有几个典型的描写。小林老婆上班路途遥远，每天都要“披星戴月”，早出晚归，她一直想调单位。但是，小林夫妇无权无势，自然不敢盼望能轻易调动。他俩策划送礼给拥有较高权力的领导，盼望借助权力的影响，解决调动单位问题。在需要帮忙时，每个人都会希望手中拥有一定的权力，都会盼望依靠权力可以方便解决问题。可以看出，平民对权力的渴望是无处不在的。就如今天我们常说的，没有关系，很多事情都不好办。

后来，他们也加入了拥有权力的行列。因着自己国家机关人员的身份，小林帮助了瘸腿老头解决困难，得到了好处――一个微波炉。在边享受着着微波炉的便利时，夫妻俩边体悟点了什么，“小林吃着白薯也很高兴，这是也得到一个启示，看来改变生活也不是没有可能，只要加入其中就行了。”读到这里，读者或许会心酸，小林夫妇也学会权力的规矩了，他们为了收受一些好处，心安理得地接受别人的厚礼。从前纯真的大学生为何变成这个样子?但是反过来思考下自己。我们自己不也同样是为了将来有更好的物质生活，为了将来的家庭生活能更顺利，而盼望自己最好也拥有权力?我们不也和小林夫妇一样?

世俗权力的运作之所以无法抗拒，就在于它产生于现实生活的每个点上。受权力损害的平民不仅不抵抗权力的世俗化和庸俗化，反倒是加入。他们准备随时屈从于它并热衷于权力游戏，并且不放过任何自觉行驶权力的机会。《一地鸡毛》中，小林夫妇由单纯的大学生变为斤斤计较的俗人，由起初的清高到权力场上的随波逐流，显然也与世俗化权力同流合污了。平民认可权力世俗化，有时当然也是迫于无奈。

四、深度不厌庸常

有学者质疑新写实小说的价值问题。认为它以一种日常生活的方式看待艺术，以功利的偏狭的态度看待人生，使得艺术平面化，人生庸俗化。而艺术的深度也被填平了，人生只聚焦于那些家中杂务与琐事中。在这样一个大众文化的时代是告别诗意的时代，艺术“越来越放弃它所国有的诗的视野和胸襟，把艺术和生活混杂起来”，新写实小说就是典型的范例。这样的艺术作品带给人的只有功利的人生态度，人们从作品中可以观照到自己，大家从中学会的只是如何适应这个物质主导的消费社会以及懂得它的规则，特别是无所不在的权力规则。这是庸常的功利的以及肤浅的。

相反地，有学者认为，新写实主义之所以被批评家与读者多注意，恰恰不在于它的平面化，它的毫无意义。而在于它的深度。刘震云、池莉等对庸碌、琐碎灰暗的日常生活中那些失去判断力和反叛精神的人的描写，所呈现给我们的主题，是可以被现代哲学解释的。“烦恼”之类的状态，是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这些主题带有浓厚的存在主义哲学的色彩。

新写实小说塑造的新市民形象主要涉及文化的大众层面问题。自80年代后期，我国经济腾飞。物质日益丰盛，消费社会的到来，市民生活越加与物质挂钩，变得更为琐碎、庸常，进入了大众文化时代。在崇高消退，坠入庸常的凡俗人生背景下，新市民是现代人的生存写照，他们的形象里不乏对权力的批判与具有一定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