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忌讽齐王纳谏》说理方法辨析

摘 要： 对于《邹忌讽齐王纳谏》这篇文章的说理方法，存在不同观点。本文从本体喻体的性质及比喻的作用角度和讽喻的定义及讽喻的故事特点角度否定了运用比喻和讽喻说理的观点，从类比的性质角度论述了类比说理观点的正确性。

关键词： 《邹忌讽齐王纳谏》 说理方法 比喻 讽喻 类比

《邹忌讽齐王纳谏》细致地刻画了邹忌这样一个精细而聪明的谋臣形象。他的精细表现在从妻、妾、客谬赞自己比徐公还美这件小事中悟出一个深刻道理，他的聪明表现在他成功地讽劝齐威王纳谏除弊。邹忌的成功讽劝缘于他巧妙的说理，对于本文的说理方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么，邹忌究竟用了什么样的说理方法使齐威王爽快纳谏进而除弊兴国的呢？

《战国策》着重记录了战国时期一些谋臣策士的言论和谋略。《邹忌讽齐王纳谏》是《战国策・齐策》中的一篇优秀历史散文，以叙事为主。本文所谓的说理方法是指邹忌规劝齐威王采用的方法，而不是整篇文章采用的说理方法，《邹忌讽齐王纳谏》不属于议论文体。

一、运用比喻说理

根据苏教版九年级语文（下册）的课文注解，讽的意思是：用暗示、比喻之类的方法，委婉地规劝。题目中的“讽”让我们自然想到邹忌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说理。邹忌是不是用了比喻，我们可以从本体喻体的性质和比喻的作用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比喻的本体和喻体必须是性质不同的事物。如果是比喻，则有必要找出本体和喻体。比喻的目的是描写事物或说明道理，邹忌进谏是为了向齐威王说明道理，暗示齐威王受了蒙蔽，本体就可以确立为“王之蔽甚矣”。比喻的喻体是运用者用来描写事物或说明道理的，邹忌用亲身经历讲道理，喻体可以确立为邹忌自己受蒙蔽。邹忌受蒙蔽与齐威王受蒙蔽，只是两个不同的人经历了相同的事情，应当属于同一类事物。从这一点考察，说邹忌运用比喻的方法向齐威王说明道理不太妥当。

比喻的作用有两个，一个是对事物的特征进行描绘或渲染，使事物生动、具体，给人留下鲜明深刻的印象；一个是用浅显常见的事物对深奥的道理加以说明，帮助人深入理解。邹忌用自身的经历规劝齐威王是为了使自己的规劝更委婉，甚至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人生安全，谈不上描绘和渲染，也就谈不上使说理生动和具体。邹忌自己受蒙蔽这样的事可以说是浅显常见的，但是齐威王受蒙蔽算不上深奥的道理，邹忌在齐威王面前完全可以一点即破，无需邹忌费尽心思通过比喻帮助齐威王理解。既不是描绘和渲染，更不是帮助齐威王理解深刻的道理，由此认为邹忌运用比喻向齐威王说明道理也不太妥当。

二、运用讽喻说理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对讽喻的解释是：一种修辞手段，用说故事等方式说明事物的道理。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认为：“讽喻是造出一个故事来寄托讽刺教导意思的一种措辞法。”因为要说故事，讽喻往往比较长，本体、喻体不在一个句子里。邹忌跟齐威王讲述自己被妻、妾、客蒙蔽的事情，他的目的就是告诉齐威王，齐威王也被蒙蔽了，从而规劝齐威王纳谏除弊。邹忌讽齐威王时讲述了妻、妾、客谬赞自己这件事，课文用了大量篇幅，而不是用一两句话表达清楚，从这方面看，认为邹忌采用了讽喻的说理方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陈望道先生最先明确提出讽喻是一种独立的辞格，并进行了详细阐述。据陈先生的观点，用来讽喻的故事是造出来的，具有创造性和虚构性。创造性和虚构性是讽喻的必要条件，否则不能构成讽喻。例如，“狐假虎威”、“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等都是虚构的。邹忌规劝的是齐威王，讲述的是自己的故事，应该是真实的，否则会是欺君之罪。伴君如伴虎，邹忌只想委婉地规劝以防祸患，他不会虚构这样的故事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从这点上来说，邹忌用讽喻的方法规劝齐王这一观点不太可靠。

讽喻是不是比喻？根据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增订版）对比喻的阐述，讽喻就是一种比喻。如果讽喻是一种比喻，那么认为邹忌运用讽喻手法向齐威王说明道理的观点也不妥当。上文已经论述了邹忌运用比喻向齐威王说明道理的观点不太妥当。

三、运用类比说理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对类比的解释是：一种推理方法，根据两种事物在某些特征上的相似，做出它们在其他特征上也可能相似的结论。作为逻辑学中的一种推理方式，类比的目的是通过比较得出结论。

《邹忌讽齐王纳谏》一文中，邹忌重视客观实际，与徐公仔细比较，感觉自己比徐公差得很远，从而认识到自己其实是受到了自己妻子、妾和客的蒙蔽，虽然他们认为邹忌比徐公漂亮的原因各不相同。邹忌分别从三个方面把自己和齐威王进行了比较：邹忌的妻子偏爱他与宫中的妃子而近臣偏爱齐威王，邹忌的妾害怕他与朝中的大臣害怕齐威王，邹忌的客人有求于他与全国范围内的人有求于齐威王。邹忌向齐威王讲述自己的比美故事，其实只是想通过比较让齐威王认识到齐威王自己也像邹忌一样受到蒙蔽。邹忌本想委婉地暗示齐威王，希望齐威王认识到受蒙蔽的事实从而纳谏除弊，毕竟邹忌面对的是君王，但是，最后他还是情不自禁地表达了自己的比较结论：“由此观之，王之弊甚矣。”

邹忌受蒙蔽与齐威王受蒙蔽的三个方面原因在性质上是相似的，邹忌通过同类事物的比较，得出齐威王也像自己一样受蒙蔽的相似结论。这不符合比喻的本体喻体是性质不同的事物的要求，所以说邹忌并没有运用比喻的方法说理；这符合类比推理的特征，即通过两种事物在一些特征上的相似性的比较，由此及彼地推出它们在其他方面也可能相似的结论。这是一个由具体到具体的过程，在“讽”的方法中属于“暗示”（邹忌在最后才直接点出了齐威王受蒙蔽，或许是他感觉到委婉规劝的力量还不足以让齐威王醒悟），而不是由抽象到具体的“比喻”。

参考文献：

[1]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2]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

[3]郭锡良.古代汉语[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