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雪垠:艰难中完成作家使命的传奇人生

姚雪垠（1910―1999），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全国第六届、七届政协委员。曾获1982年首届“茅盾文学奖”，日本文部省、外务省颁发的文化奖。他在逆境中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家喻户晓，影响甚大。

少年时有过短暂的土匪生活

1910年10月，姚雪垠出生于河南省邓县姚营寨一个破落地主家庭。交通闭塞必致愚昧落后，他刚出生母亲就想将他溺死。幸亏老祖母及时救护他才获生。

姚雪垠9岁才开始读私塾，一年半后就考入了教会办的高等小学。高小毕业后，他到信阳一家教会办的中学插班读二年级。新的学习生活刚刚开始，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了。战云密布，局势紧张。学校提前放了假。姚雪垠和二哥等4人结伴回家。一天中午，他们行至泌阳境内，正在下一道岗坡，突然听见背后连声叫喊：“站住！站住！”回头一看，有七八个土匪端着步枪向他们追来。

他们被土匪押着，离开官道小路往东南走去。翻过起伏的丘陵，穿过稀疏的村庄到了匪巢，被关进西偏院的一间空屋中。院子四周高墙，寂静无声，凄凉的夕阳照射到院中的高梁堆上。望着眼前的情景，姚雪垠忽然想起在家乡时听到的“肉票”的处境：双手和双脚用铁丝绑紧，双眼贴上膏药，双耳灌了黄香，口里塞上棉花或破布。他心中一沉：说不定我们也要受这种折磨。

意外地姚雪垠受到特殊优待被一个土匪头目从“票房”里叫出来认做“义子”。从此，他既是“票子”，又是“贼娃”，开始了人生经历中永难忘却的土匪生活。土匪们去破寨，他就跟着助威；土匪们烧房，他就点火；土匪们向地主索款，他就代为写信。有一次，他们遭到军阀部队和几千名红枪会成员的追击和围攻。姚雪垠为表现自己的勇敢，并不快跑，流弹不时地从他身边划过。义父见状大声命令：“娃儿，快牵着我的马尾巴！”他又惊慌又坚定地说“不要紧”，拉着义父的马尾巴渡过了河。他们中计被包围在一座大庙中。四面到处是红枪会和地方军阀部队的旗帜。姚雪垠站在围墙内探出头向围攻的军队叫骂，还放了一串鞭炮装做放机关枪取笑敌人。一位叔叔关心地骂道：“娃儿，要打死你了！”随即把他拉下墙头。

农历年到了，“杆子”盘驻在义父所在的村庄薛岗过年。除夕晚上，姚雪垠被义父带着去见干娘。干娘正在下饺子，她拉着雪垠的胳膊，在灯下看来看去，不住口地夸赞。晚饭后，当屋里没有别人的时候，干娘小声告诉他：“娃儿，你干老子当将不会有好结局。你是个读书明理的人，劝他早日洗手吧，也省得我在家天天提心吊胆。”雪垠望着她说话时浮着的泪花，不由心中凄然。

后来，这股土匪被打散了，义父托人把他送回邓县家中，这时已是1925年春天了。姚雪垠在土匪窝里整整度过了100天。这段带有传奇色彩的生活，使他熟知土匪们如何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但也从中看出他们若干被埋藏扭曲的善良品性。20年后，他根据这段生活经历，创作了自传体长篇小说《长夜》。书中主人公陶菊生便是他自己。每当他忆及总感触地说：“我写作《长夜》，并不是一个生活的旁观者，而是含着怀旧的感情写其中的一些人物。”

青年时参与革命工作

1929年春天，不到19岁的姚雪垠离家来到开封，寻找出路。一个同乡学生鼓励他继续升学。这对一个只有初中二年级水平的失学青年要在3个月的时间里，自修各门应考的功课，难度是很大的。还因战争频繁，交通中断，家中微薄的接济也断绝了。当时开封有担挑卖豆面丸子的，姚雪垠一顿只能买一碗。有时为了节省钱，只能买一个甜瓜充饥。即使这样，还是不能维持，于是，他试着写了一篇小说《两个孤坟》，投寄给《河南日报》副刊。后来报社通知他去领稿费――5角钱，他高兴得边走边跳。秋天，他被河南大学法学院预科班录取了。

入学不久，姚雪垠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斗争，成为一个大闹的“不安分”的学生。次年夏他被捕了。由河南大学通往省警备司令部的路上，荷枪实弹的大兵们押着“一干人犯”默默地向前走去。其中就有姚雪垠。他身体瘦弱，正生着病。走到鼓楼附近，天朦朦亮了。他心里自言自语：会不会天亮就枪毙？要是死，一定得喊几句响亮的口号，不能窝窝囊囊地死。如果放出来呢，那一定要写一篇小说，就从这鼓楼上的一片白光写起。

因无确凿的证据，4天后他被释放了。但他那“不安分”的细胞依然在增长。当暑假又到来时学校当局趁着在校学生少，就以“思想错误、言行荒谬”为理由将他开除。为躲避再次被捕，他逃往北平，开始了艰难的文学创作道路。

他最初来北平的目的，并非希望将来当作家，而是希望自己通过若干年刻苦努力埋头读书，能够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或中国文学史家。每天早饭后他就步行去图书馆。晚上9点钟闭馆，他常常等响过第二遍闭馆铃声后才从图书馆出来。秋夜，寒月当空，行人稀少，枯枝败叶在秋风中瑟瑟作响。他每晚经过金鳌玉蛛桥时总要对着月下的北海和中南海眺望一阵。风吹进他的蓝布长褂颇有寒意。此时此刻，他不免想到下月住公寓的钱和过冬的棉衣如何解决及结婚不久的妻子在开封如何生活等等。迫切的现实问题，使他不得不转向靠投稿生活。

大凡以投稿为生计，对于刚起步的青年作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困难。而姚雪垠的困难，除去环境所致，还与他的个性有关。他非常自信，不愿与人交往，特别不愿与名人交往。30年代初期，北平有两位作家威望很高。一位是周作人，姚雪垠尊重他有学问，但不赞成他提倡闲适情调，不但没有去拜访他，还在曹聚仁主编的《芒种》半月刊上发表过两篇文章批评和讽刺他。另一位是沈从文，姚雪垠喜欢他的文笔风格。沈从文当时主编刊物，曾经发过姚雪垠的文章，并且还与他通过一次信。但姚始终没有拜访过沈从文。直到30年后，姚雪垠因《李自成》第一卷的出版到京听取专家意见，才见到了沈从文。沈从文对他一见如故，笑称老朋友。而姚雪垠对这唯一的一次通信却早已淡忘。回顾这些往事，姚雪垠颇有感慨地说：“我的不喜欢看朋友，不拜访有名望和社会地位高的人，是我的一大缺点，也给我前半生带来了一些困难。”

由于读书用功，生活又苦，他在开封读书时得的肺结核病，此时又严重起来，差不多每隔半年就有一次大口吐血。这种病在当时落后的旧中国还没有特效药，死亡率相当高。姚雪垠没钱治病，也没有条件休息。因为天天咳嗽，左胸肌肉疼痛，他常常一手按着左胸，一手执笔写稿。一到下午四五点钟，就开始发烧，两颊绯红。他忍不住用手摸一摸发热的脸颊，又继续工作。当时他认为自己大概不会活到30岁，假若如此，多写点东西岂不更好？如若病能痊愈，年华却不会回转，大好青春又怎能在病床上白白度过？

有时病得严重了，他也会回河南老家养病。处在南阳盆地的邓县，夏天十分炎热。晚上，全家都在小院中乘凉，他却坚守在小屋中，坐在煤油灯下用功。隆冬季节，家中连木炭也买不起。他没有大衣，只能披着被子，脚下放着瓦火罐，坐在桌边读书。这哪里是养病？简直是在拼命！但奇怪的是，到了抗日战争期间，他的肺结核却不治而愈了。

抗日战争中，姚雪垠在李宗仁的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做文字工作。1939年秋，他在老河口_始创作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并在《读书月报》上连载。其间，正遇上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他常常吃过早饭就带着稿纸同妻子跑到野外，向老百姓借一把小椅将稿纸摊在不平的椅子上，两肘悬空席地而坐。小椅子太低，稍写一阵脖颈就酸痛，需站起来活动活动才能再写。往往一个巧妙的构思刚刚成熟市内就传来了警报声，等轰炸机的嗡嗡声临近时，他才不情愿地将稿纸塞进皮包，伏倒在地。守卫老河口的防空部队的高射炮很少，又瞄不准，日本飞机肆意轰炸和扫射。在这样的条件下，《春暖花开的时候》的创作也未间断。

拒写演唱材料被嘲笑

1951年，姚雪垠已经41岁，进入了不惑之年。此时，他在上海大夏大学任教，并兼任副教务长、文学院院长的职务。生活安定，条件优越，但是他却认为，一个人30岁和40岁是两个关键年纪。在他快到30岁的时候，曾经有一个阶段非常痛苦，有时夜里忽然醒来，身上冒汗，忍不住就小声吟诵起屈原的两句诗：“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不到30岁的姚雪垠为什么会感叹自己“老冉冉其将至”呢？这是因为他在青年时代立下了远大的志向，希望自己在学术上或文学创作上做出突出的贡献。想想古今中外有很多名人都是在二十几岁就有了重大成就，对照自己，不由不心情痛苦。现在他所面临的是人生道路上的40岁关口。如果继续留在学校教书，后半生只能一边教书，一边研究学问。教书，当然很有意义，但是在学术研究方面能否达到一定的成就则没有把握。他衡量了自己的优势、劣势，决定离开教书岗位，重当专业作家。他把这次决定看作是背水一战，任何婉劝和苦留，都不曾使他动摇。

在敲锣打鼓的欢送声中，姚雪垠离开上海回到河南。当时，他有一个反映河南农村历史变化的三部曲创作计划：《黄昏》《长夜》《黎明》。谁知这与当时形势很不合拍。文艺界正在大张旗鼓地强调普及，宣称“写短小的通俗作品也可以产生托尔斯泰”。姚雪垠因有自己的想法故对写演唱材料之类的普及作品态度冷淡，常被嘲笑为“不肯为群众雪里送炭”。所以，《长夜》前没有《黄昏》，《长夜》后《黎明》也没降临。

姚雪垠常说自己有“历史癖”。他总想从纵的方面观察和研究现实，而且总希望以自己比较熟悉的河南现实社会为背景，写一部长篇小说。1954年，他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创办的河南新乡通丰面粉厂为原型，加上一定的历史背景，创作了一部名为《白杨树》的长篇小说，试图通过两代人的生活，写出农民通过不同渠道成为工人后的生活经历及思想变化。书刚写了20余万字，一位领导知道了，连稿子也没看，便以没写党的领导为理由，反对他继续写下去。姚雪垠虽然据理力争，但却不能改变领导的决定。他愤愤地回到宿舍，越想越气，一怒之下将未完成的稿子一焚了之。后来他想起这部稿子，心中犹觉惋惜，深悔自己的脾气太倔，缺乏涵养，不该烧掉那20余万字的半部稿子。

长期受压抑的痛苦心情，终于使他忍耐不住了。1956年和1957年上半年，他针对文艺界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公开批评，先后发表了《谈打破清规与戒律》《现实主义问题讨论中的一点质疑》《创作问题杂谈》等文章。谁料到，这次招来的是更大的灾祸。

被批斗时期开始《李自成》创作

1957年夏天，姚雪垠正在北京为即将出版的长篇小说《捕虎记》进行最后的修订工作。8月下旬，武汉作协将他叫回去参加运动。实际上，他已被定为批斗的对象了。

经过几次批斗，姚雪垠带上“”帽子。当然，他口头认罪但思想不通；又悔恨自己不该辜负党的教育，常在屋里哭泣。由于哭多且睡眠不好，他患了眼疾，左眼红肿疼痛，畏光流泪。到医院诊治，得到的却是医生冷漠的目光。领导运动的同志素知他有股傲劲，担心他会自杀。在批斗会的间歇机关党支部书记找到他：“老姚，对今后的前途你有什么想法？”他在试探姚雪垠是否有灰心绝望的心理。“老韩，我的情况你应该知道。我不是那种只会吃闲饭的人，下辈子还可以为党和人民工作。让我继续搞创作，我可以写出作品；让我搞研究工作，我可以做出研究成果；让我去大学教书，我的教书工作也不会做得很差。大概你也会相信，我是能够在专业方面做出成绩的人。”他考虑的不是如何认罪与改造思想，而是今后还能不能工作，做什么工作。这叫“江山能改，秉性难移”。就是在挫折中他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只要写出来，将来后人把稿子献给党，那还是对人民做了有益的工作，对中国的文学事业做了自己的贡献。

1957年10月上旬，姚雪垠开始动笔写《李自成》。他特意花8元钱买了本皮面的活页夹，把长篇小说写在活页纸上。他住的房间靠近大门，每听见有脚步声，他就赶快轻轻地合上活页夹，坐着不动。有时有人突然推门进来，问他在写什么，他从容地回答说是写思想检查。没有历史书作参考资料，没有同志可倾谈创作构思，处在“孤立”状态的姚雪垠，日以继夜地写着。几个月后，他和其他的“”们一起被下放监督劳动时，《李自成》第一卷的草稿已经诞生了。

1958年8月下旬，姚雪垠等“”们来到汉口郊区的东西湖农场。这里原是纵横百里的荒湖滩，点缀着少数村落。他来到时大规模的整治工作尚未结束，他们边改造荒湖边建设居住点。白天，有时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没机会思考什么，有时从事简单的重复劳动如锄地就不由自主地想到《李自成》，经常边锄地边构思小说或思考有关《李自成》的历史问题。晚上，他忍着疲累将白天的思考所得记在日记本上。

武汉地区中午天气酷热，休息时间较长，姚雪垠的午觉睡得很短，当大家午睡正浓的时候，他便醒来，又开始思考《李自成》了。

在阴雨连绵的秋日，姚雪垠因挑砖头，双腿得了急性关节炎，被允许回武汉治疗。他在武汉作协的一间空房住下后就埋头写作，只在开饭时估计大家已离开食堂才拄着双拐下楼到食堂买点饭菜，低着头默默吃完赶快回房。他没有去医院治病，而是利用这个机会，将《李自成》第一卷草稿整理为初稿。在武汉住了10来天，怕别人疑心他逃避劳动，不到假期满姚雪垠便又拄着双拐回东西湖农场了。

《李自成》第一卷获首肯

1962年春天，中国青年出版社决定出版这部长篇历史小说。这时，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弦又绷紧了。虽然出版社认为书稿本身无问题，但是仍不得不格外谨慎小心。经与湖北省委宣传部领导商议，订下了3条限制：一、不宣传，包括不在报上登新书介绍；二、控制印数；三、稿费标准从严、从低。

《李自成》第一卷是难产的，但也是幸运的。它拥有众多的读者，便是其中的一位。1966年8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把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央“”小组副组长的王任重叫过去说：“姚雪垠给我寄来的《李自成》第一卷，我看过上册，写得不错。你通知武汉市委，对他加以保护，让他继续把书写完。”会后王任重电告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传达了的指示，并采取了有力的措施。这样，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卷原稿、藏书、笔记、卡片等都没有被抄走。

严酷的考验远未结束。在一次座谈会上，有人拼命鼓吹“三突出”创作原则，吹捧的文艺谬论。姚雪垠忍耐不住，在大会上发言，批评了某些人吹捧“三突出”的荒诞论调。为此，几乎招致一场无情的批斗。在这种令人窒息的气氛中，武汉市文化局创作室的负责人又故意给他安排各种毫无必要的工作，占去他的时间，使他不仅不能进行《李自成》第三卷的写作，就连第二卷的修改也无法进行。1975年10月中旬，他写信给，陈述了自己的创作情况及面临的困境，请求给予支持，并附旧作《七律》一首以表达自己的心愿：“鲁阳时晚戈犹奋，弃杖成林亦壮哉。”信由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副主席转呈。1975年11月初，在姚雪垠的信上作了批示：“同意他的创作计划，给他提供条件，让他把书写完。”在邓小平的过问下，的指示得到落实。姚雪垠当年12月中旬来到北京，住进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职工宿舍，埋头创作。1976年七八月间，唐山大地震波及到北京，出版社劝他暂回武汉。他坚决不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北面人行便道上的防震棚里，他完成了《李自成》第二卷的修改工作。

经过十几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在粉碎“”后的第二年，姚雪垠终于看到了这样的场面：新华书店出售《李自成》第二卷上、中、下三册，买书的人络绎不绝，30万部书速被抢购一空。在工厂、农村、学校、哨所人们争相阅读着，津津有味谈论着，有的甚至不避繁难手抄一册。

1977年11月2日下午，部长张平化驱车来到姚雪垠家。他兴奋地说：“雪垠同志，我给你带来了喜讯。邓副主席说你的书写得很好，昨天下午，他嘱咐我务必来看看你，问你还有什么困难。”姚雪垠愣住了：新时期伊始，全国百废待兴，邓副主席为拨乱反正日夜操劳，竟抽出时间看了我写的书，并且派人来看我！他感动得有许多话要说，却又不知说什么好。

那就什么也不要说了吧。化关怀为动力，加紧工作。《李自成》第一卷修订本出版，第二卷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创作奖，第三卷也早已与读者见面。洋洋300万言的长篇巨著，就是最好的回答！

功夫不负有心人

姚雪垠在《李自成》上下的功夫，绝非仅仅在他300万言的写作之时。

还是在开封读书时他就经常去河南省立图书馆做“书钉”。就是在这里，他第一次发现了两部记载李自成三次进攻开封的书：李光璧的《守汴日志》和周在浚的《大梁守城记》。后来成为姚雪垠对明末农民战争史料发生兴趣的引线之一。开封是文化古城。20世纪50年代初期，姚雪垠从上海回到河南时喜欢逛旧书摊，有时遇到明版和清代的精刻本如获至宝地买回家去。他要趁自己尚在中年多读些书，尽量丰富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知识乃至古代文化和古典文学的知识，了解和熟悉中国封建社会的各种生活。

为了创作《李自成》，他查阅了浩繁的文献。在他的工作室里，案头、书架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史书：有《明史》《清史稿》之类的正史，也有《绥寇纪略》《明季北略》之类的野史；有《明会要》《酌中志》等记载典章制度的，也有许多方舆志、地方志……在他书架边的两个卡片柜里，分门别类地存放着两万多张卡片，上面都是有关明末清初历史的文献摘录。往往一件史实就摘引好几种文献，有的互相抵牾，录以备考；有的互相补充，录以并存。看那字迹，一律的蝇头小楷，工整至极。在浩瀚的文献海洋中，他钩沉刊谬，剔误抉奇，这是怎样的一种责任感和苦功夫啊！难怪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建议专业史学工作者都来参观一下姚雪垠的工作室。而著名文学家沈从文有感于青年中能够掌握大量文献资料、能够从容看懂古代文献的人还不能适应需要，特地写信劝姚专搞历史研究，把小说创作只作为一项副业。然而，姚雪垠幽默地回复说，自己年岁已晚，而且写《李自成》已经是骑虎难下了。

丰富的史料，对于创作历史小说是非常重要的，然而要把这些史料变成文学作品，还有一个艰难的创作过程。就拿《李自成》第一卷来说，从1957年动笔到1963年成书，历经7年。其草稿要比出版的书厚几倍。

在修改作品的过程中，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辑室主任阙道隆、编辑征晓天经常与姚雪垠一起讨论修改方案。他们互相切磋，有时也有争论。有一次，姚雪垠不同意他们提的一些意见，对他们说：“不要说我这样的普通作家，即使将曹雪芹和托尔斯泰找来，我也可以从他们的作品中挑出许多毛病。”他们怔了片刻，随即说道：“假若曹雪芹和托尔斯泰是当代作家，将稿子交给我们，我们也要对他们的稿子提意见。”姚雪垠听了一怔，想想有道理，便哈哈大笑起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长篇巨著《李自成》的问世，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据不完全统计，从1977年到1982年6年的时间中，正式发表的评论《李自成》的文章就达200多篇，出版的研究专集7部。著名文学家茅盾先生认为，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和下层的生活，中国的封建文人也曾描写过，“然而，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解剖这个封建社会，并再现其复杂变幻的矛盾的本相，‘五四’以后也没有人尝试过，作者是填补空白的第一人。他的抱负，是值得赞美的”。夏衍抱病阅读了《李自成》，在回复姚雪垠的信中说：“你基本上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画出了一幅灿烂的历史画卷。”

姚雪垠一生著述颇丰，除前文提到的《李自成》《长夜》外，尚有《红灯笼故事》《牛全德与红萝卜》《戎马恋》 《重逢》 《新苗》《小说是怎样写成的》 《春暖花开的时候》 《差半车麦秸》《大嫂》等集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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