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撞与倒逼:贵州省阶段式逆城市化问题研究

前言

2000年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经说过：影响21世纪人类进程最深刻的两件事情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由此可见，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不但关系到我国的现代化，而且对整个人类社会都有着深刻影响。但是凡事的发展都离不开一个“度”，城市化亦是如此。当人们对于发展的视角由规模转化为效率时，逆城市化现象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20世纪70年代，欧美就已经先于我们展开了一场逆城市化的大变革，随着贵州省城市化的发展逐渐进入瓶颈，逆城市化这一概念也逐渐进入贵州发展的视域当中。贵州的逆城市化到底是基于什么产生的，他的特点与欧美的逆城市化有何异同这都将是本文的分析重点。

一、城市化化与逆城市化

对于任何研究来说，最基础的事情就是定性。因此在研究贵州省的逆城市化问题，首先我们要研究的就是逆城市化到底是什么，它与城市化是什么关系，它是否可以称得上一种现象。对于所有逆城市化的研究者来说，城市化都是基础，是我们无法跳过的概念。从西方经济学的概念上来讲，城市化是空间上的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土地农业化转化为商业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种基于规模经济基础上的资源和产业的有机耦合，是一种文明程度的彰显。

而对于逆城市化来说，有很多人认为逆城市化是一种城市化的倒退，是一种城市文明的衰落的标志，对于这种看法，笔者不敢苟同，城市化作为一个阶段式的发展现象，不能以“一点”以蔽之，这种动态的阶段在每一个时间点上，每一个研究语境下，都是不同的，而逆城市化的出现正式由于目前统筹型城市化发展遇到了瓶颈，无法靠着原有的推动力继续发展下去。在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的同时，许多城市也出现了盲目扩张、资源紧张、毁坏传统等病症，进而导致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房价过高等严重的民生问题。

有的学者说，城市病都是发生在大都市，贵州属于西南地区的“后发”城市，并不存在什么城市病。在笔者看来，这种想法是极其荒谬的，首先，贵州的地理环境就注定了贵州的城市化规模一定要小于平原地区的城市规模，狭长的山谷地带使得贵州很多规模型产业无法大面积铺开，群山环绕的卡斯特地貌也给公路铁路网的大面积扩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也许北京上海发展了30年出现的城市化问题贵州15年就会出现。其次，在本文中笔者为什么多次谈及贵州的城市化是统筹型的城市化？北京、上海甚至成都的城市化其实始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这些大城市的工农业总产值就以同比10%以上的增速在发展了，而当时贵州由于地缘政治及资源禀赋的原因并没有赶上中国的第一波城市化，我们现在看到的贵州的城市化都是到了1995年以后才不断兴起的，而此时北京等地的城市化已经初具规模，于是贵州各地纷纷效仿，在，没有考虑自身能力及承载力的情况下就大面积铺开城市化，这带来的结果就是二元经济壁垒的出现及小城市人口红利的过早消失，这些都使得如今的贵阳臃肿不堪，亦步亦趋，可以说“城市病”问题已经严重影响贵州城市的发展，减弱贵州经济发展的速度。

所以当我们看到城市化瓶颈时，第一个想到的就应该是逆城市化，而且最好是以自身为模板打造属于自己的体系。根据笔者对于欧美逆城市化现象出现的动因的分析及对于贵州多地的实际走访发现，贵州虽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逆城市化现象，但多地的城市化已处于停滞的状态，如果贵阳的逆城市化率先展开的话，其他地方的逆城市化疏散也就水到渠成了，基尼系数也会随之达到一个较为安全的水平上。笔者较为欣赏孟祥林对于逆城市化的研究及其对于逆城市化所下的定义，他认为“逆城市化”是指在城市发展演变过程中，由于城市中心地带生存空间日益狭小、交通条件日益拥挤以及地价日益上涨等原因，中心城区居民迁出城市中心，不断向城市边缘及郊区、乡村地带迁移的趋势，主要表现为人口空心化和产业空心化。这种现象并不是与城市化割裂存在的，而一定要放在整个城市化的体系中来看，它也不是与城市化对立的，而是城市化的作用机理在市场这个“无形的手”的控制之下完成的一次自我修复和升级，使资源更具效率，使产业更加均衡。

二、欧美逆城市化产生的原因与贵州逆城市化成因的比较分析

由于欧美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出现过逆城市化，所以如果我们想分析贵州的逆城市化一定要与欧美的情况进行区别分析，探析其产生的动因和特点以便于我们对贵州的逆城市化有更好的把控。

对于欧美来说，从生产函数和总需求函数方面来看，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就是一个大市场，每个人每种商品都是其中的要素，即使排除人为、政策等因素，市场还是会依据经济的客观规律完成自我的改进以期接近均衡。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说，居民对低成本、高质量生活的追求以及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目标是“逆城市化”的内在驱力。城市的主体无外乎就是城市生产、生活的供给者和需求者，即居民和企业在城市这个空间里，居民既是劳动力的供给者，也是产品、环境、秩序的需求者； 企业作为生产的组织者，既是各种生产要素的需求者，又是产品的生产者，环境的再创造者。对于居民来说，追求的是相对较低的生活成本和较高的生活质量。当大城市房价高涨、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失业增加、犯罪率上升、城市秩序堪忧时，必然导致生活成本上升，同时也会使得大城市为人所提供的其他服务对城市居民产生的效益值持续下降。安全指数和生活质量下降，居民越来越趋向低成本居住！低成本生活的村镇，于是，大城市中的经济条件优越者纷纷迁居城外。

如今在贵州大举展开城市化的今天，贵阳住房的价格比10年前上涨了3倍（2005年）。据贵阳是房管局的数据显示，拥有贵阳户口的家庭的房屋占有数是平均每家2.8套，而且已经趋向饱和，而且贵阳市两城区的人口不足300万，那么在贵阳大举买房的生力军又是谁呢？是贵州其他地方的居民，他们在家乡做生意，赚了钱之后就来贵阳买房一方面是出于自己使用的目的，另一方面是出于投资的动机，这样以来，房地产就成为了贵州城市化的支柱型产业。原本贵州的购房者会考虑在自己的第一套房子全部还款完成后后还了大部分后才去购买其他住房，但是不断攀升的房价使得房屋的“提款机效应”不断显现，看到这一情景，即使在贵阳本地并没有国定收入的劳动群体也加入到了买房的大军中来。众所周知，最好的房屋买卖价值应该控制在年收入的5倍以内，然而贵州的这群购房者年收入均小于6万，却要购买35万左右的房子。现在贵阳的首付率大多数都提高到了30%，这样的情况就好比山巅的石头，不知道会因为哪阵风儿坠入谷底。就是在贵阳这种畸形的城市化的基础上，逆城市化展开了。第一批离开城市的居民并不是中产阶级和富人阶级，而是在城市中务工无果的人。

从外在条件分析，贵州如今的产业模式是以互联网和旅游业为主打的新技术产业。从这方面来说，城市的去工业化使得贵州并不需要太多同质化的劳动力，贵州也没有大型劳动力密集型的国企来吸纳这些劳动力，多以城市中这种摩擦性事业的劳动力还是少数，这也就说明贵州逆城市化的人员构成不是工厂被解雇的员工而是大多本来就在城市与乡村中游走的“游走一族”，这样看来从城市向乡村转移的这一批人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高素质的可以为乡村带来革新的人才，而是边际成本大于心理预期的投机性劳动者。再加上最近没有大型的工程上马，专业技能不够、房地产遇到寒冬这都使得他们的生活境况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美好，催生了他们回家的欲望，所以这种是被动的回乡发展。但是从另一个侧面来分析，虽然贵州的地缘优势及资源禀赋不足以支持贵州走大型工业化的道路，但是贵州文化旅游产业的异军突起却为贵州找到了新的利益增长点，截止2015年8月，贵州的旅游收入已远高于去年同期水平，实现连续6年的大幅上扬，使得旅游取代传统工农业成为贵州的支柱性产业。又因为旅游业多在乡村地区，所以很多城市的商人看到机遇纷纷向贵州民族地区涌去。在贵州黔东南的肇兴侗寨，百分之50以上都是城市的商人，他们以更先进的管理和更大的资金规模不断打造着这一旅游胜地，有些商家甚至把家人也接到了这儿，就是由于看到了商机。当然，也正是由于这些城市资金、人才的注入使得肇兴年接待旅客量大规模上涨，原本出去打工的人纷纷归乡，开旅店、跑营运进行二次创业，收入远高于在城里务工，有很多民族文艺表演和手工艺术品更是深受国内外游人的青睐，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贵州式逆城市化的状态。这是与欧美的城市包围农村的逆城市化截然不同的。

三、几点思考

虽然我国的城市化率据报道已经超过了百分之50，但是我国的城市化是偏激的城市化，是大资金推动下的城市化，城市的规模的确有了，但是其配套设施、产业链、交通环境仍有待于进一步改善。而且，在城市化还没有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就出现了逆城市化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脆弱性。像贵州、甘肃等西部省市并没有形成足以支撑整个经济运行的产业体系，虽然省会城市的发展较为迅速，但是这是以牺牲其他地级城市的群众福利所换来的，所以，要想破局，就必须重视城市发展的更高阶段-逆城市化。

1、逆城市化的突破口在文化产业。文化产业被称为“朝阳产业”，正在成为各国市场资金的新宠儿。在温饱已经基本得到解决的今天，人们对于精神层次的需要愈发的强烈。之所以想把文化产业作为逆城市化的突破口是因为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文化资源和大众消费。在广大的民族地区，其文化资源并不是互联网、电视、音乐等流行元素，而是充满神秘和韵味儿的民族歌舞和戏剧，这些民族文化元素经过现代的包装会以一种全新的效果展示到众人面前，并成为旅游宣传的一大特色看点。发展民族文化产业既可以利用逆城市化带来的资金，提高资金的回报率，又可以解决回乡发展的居民的就业问题，而这些居民也可以利用自己擅长的东西创造出自己的价值。

2、打好生态牌。逆城市化的本质就是城市居民无法忍受日益上涨的城市生活城本和各种“城市病”，选择回归乡村的一种做法，那么乡村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来迎接这样一批逆流的人群呢，如何才能留住这一群人呢？我想除了必要的产业和基础设施之外，继续完善环境是及其重要的。首先，我们应该了解，城市的居民之所以会选择来到乡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乡村良好的自然生态系统，如果在不断发展的同时把自己安身立命的本钱都丢掉了，那么发展也就失去了本来的价值。（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文法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为“贵州财经大学2014年度在校学生科研资助项目”

参考文献：

[1] 孙群郎.美国城市郊区化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

[2] 陈伯君.借助“逆城市化”的力量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

[3] 霍华德.明天的田园城市[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