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边缘化人群多些关注

最近，贵州、上海、陕西等地接连出现了几起事件。事件均与群体有关：或本身便是；或虽由个体引起，却引起了群体性的关注。细察几起事件及其舆论反应，可以发现，在后果严重的事件之后，往往还有相当多的非理性声音起哄添乱，火上浇油。这表明，随着社会转型、竞争加剧而逐渐发展起来的边缘化群体问题，已经凸显。

其实，产生被边缘化的人群，这本身并不可怕，或者说难以避免。社会要发展就要鼓励竞争，而只要存在竞争，就会产生程度不同的失败者或失意者。但是，一个理性的社会必须将边缘化人群纳入主流视角，给予他们充分的关注和关怀。如果不能做到这些，听任某些人群持续“边缘”下去，则这种现象终将成为社会发展的不可承受之重。

在这个问题上，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都有过深刻教训。例如，2005年巴黎曾经发生过一场持续数十天的骚乱，造成的危害十分严重，包括学校在内的许多公共设施被焚毁，并发生了多起暴力事件。对于这一事件产生的原因，美联社的分析很具代表性：骚乱之发生，是因为那里的居民“感觉正在被边缘化，被割裂于社会繁荣之外。”当时的法国就业机会平等部长贝格贝亦反思道：“只有通过消除歧视，而不是部署更多防暴警察，才能重新恢复秩序和平等”。另一位政要社民党发言人朱利安・德雷则强调：“对富人区实施安全政策，忘记了普通大众”是教训之一。

这些分析和反思虽然角度不同，但殊言同旨，都触及到一个关键问题，即万万不能对边缘人群过于忽视，要充分理解他们的利益诉求，并设法给予帮助。

法国如此，其他国家亦是如此。令美国人头疼不已几成“规律”的枪击案，据分析也有许多是因为“边缘感”所致。去年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发生后，美国社会学家迈克・梅尔斯就曾经指出：“愤怒枪杀”频发的真正原因，是美国社会的日渐分裂。还有，最近在日本秋叶原发生的一起致7死10伤的闹市血案，也有这样的背景原因。针对此案件，日本中央大学犯罪学教授藤本哲说：“当今社会存在贫富差距和低薪工作问题，由于不能适应社会而爆发不满的犯罪正在不断发生，可以说现在的犯罪正在呈现美国化趋势。”

从西方国家的经验教训来看，社会发展越快，竞争越激烈，边缘群体的问题就将越严重。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缘故，中国目前的边缘群体问题还只是初现端倪，但是，这并不代表中国的边缘群体可以被忽视或搁置。首先，从收入水平上划分，中国的社会结构目前还是金字塔型，底层群体极为庞大，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一时间也还比较难解，这使得中国的边缘群体问题一旦爆发，可能会更加突出。其次，种种迹象表明，由于受到城乡差距、企业改制、分配不公、低福利政策以及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等因素的影响，当下的中国社会亦充满着焦虑和不安，相当多的人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失衡感、自卑感和被排斥感，甚至还有个别人极易因此而产生仇视的心理。这些情绪和感觉，都是边缘感的“种子”。

因此，对待边缘群体问题，中国亟应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这一问题防范或解决的好与坏，应当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也决定着社会发展的和谐程度。

一个社会的健康及和谐程度，并不在于主流群体的生活多么富裕，情绪多么稳定、多么乐观，更取决于边缘群体的感觉和情绪。如果一个社会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被边缘化，边缘到失去了应有的尊严，边缘到难以维持基本生存，就有可能会产生绝望感。这将形成对社会阶层的严重撕裂，社会将因此出现“中空”状态，在某种程度上或某种范围内，社会秩序很可能因为这种“中空”而崩坍，就如同在不久前的瓮安事件中，人们所看到的那样。

也许可以这样认为，解决好边缘群体问题，未必能使社会发展更快，却一定会使社会发展更稳。如果边缘群体的问题解决不好，甚至问题越积越多，矛盾越来越深，则必将形成对社会良性发展的阻碍。因此，对边缘化群体多些关注和关怀，帮助边缘群体回到社会主流，实属社会良性发展的根基。

(摘自7月23日《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