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焦点:民生经济并行

本次“两会”，关于廉政建设的议案不少，两会对此议论也很多，特别是会议把领导干部的财产公示提出到了法律约束程序上。不过，尽管反腐倡廉在整个经济生活中不失为最为重要、民众最为关注的大问题，但是该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问题，需要重要的政治制度改变才可能得以化解。相对而言，经济和民生问题仍是两会关注、也更容易发力的重点。

缩小收入差距迫在眉睫

政府工作报告作为一年的短期政策，把如何保证2010年的经济稳定增长作为重要的方面。应该说，这是“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的重心。两会开出的药方是保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与持续性，调整失衡的经济结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保证国内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重视经济质量及民生经济。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减少对投资与出口的依赖，促进国内居民消费的增长。而要实现以居民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就得让居民有消费能力，就得通过有效的方式来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就是要解决当前十分严重的贫富差距的问题。

在200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政府表示希望通过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及放宽中小城市户籍来化解这个问题，特别是强调城镇化来化解这个问题。这是几年来整个社会一直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成为今年“两会”的经济问题的重点与热点。

扩大居民消费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一般来说，在市场经济中，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并非仅是市场供应商品的问题，因为，与计划经济的短缺经济不同，在发达的市场条件下，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市场产品供给永远是充分；也并非市场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商品的问题，比如住房、汽车、家电等，而是消费者有没有支付能力的问题。即使有发达的信用市场，能够采取延期支付方式来让居民提前消费，但这同样存在居民进入消费市场的最低条件问题，因此，居民消费支付能力是刺激居民消费最根本的方面。而居民收入分配政策是决定居民支付能力最为重要的政策。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国内绝大多数居民不是没有意愿消费，而是他们的收入水平过低没有能力消费。国内绝大多数居民收入水平过低，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当前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许多收入分配政策不合理。无论是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还是机构之间的分配都是如此。

这种收入分配不合理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近几年来，由于政府政策不合理，导致了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这不仅表现为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低、收入上升的幅度小，而且表现为居民劳动收入在整个要素财富分配中的比重越来越低。对于绝大多数中低收入民众来说，劳动力收入是其最为重要的收入来源，甚至于多数人是唯一的财富收入来源。当劳动力在整个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过低时，自然会导致绝大多数居民收入水平十分低下，消费支付能力小。这不仅使得国内扩大内需的政策缺乏动力源，即广大居民收入不增长没有能力扩大消费，而且表现为中低收入的居民越来越多，他们相对收入水平越来越低。比如农村居民不仅所占的比重高，而且其收入水平越来越低。

二是收入分配不合理，表现在国内要素市场发展滞后，不少要素财富的分配不是通过市场价格机制进行而是通过权力方式获得。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国有的、全民的资源，成了谁占有谁获利。而谁占有这些资源往往又与权力的大小有关。比如矿产资源、行业资源、金融资源等都是如此。这样必然造成整个社会财富的分配与权力关系大小有关，而不是与劳动创造努力有关。这使得与权力较远的中低收入民众其财富持有最少、收入分配最低、消费能力最弱。国内为什么会越来严重，根源就在于各方面的财富分配往往与政府官员的权力大小有关。因此，调整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就得从根本上来改革政府对经济干预与占有，改革要素市场的运作方式。

三是由于政府对整个社会资源过度的干预与管制，不少政策加剧了财富转移与分配的不公正。比如，由于当前的个人所得税的主体绝大多数是中低收入居民，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制度，并没有起到很好的调节居民初级财富分配不合理的情况。实际上，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这些中低收人民众是免征个人所得税或少交税的；还有，财富所得税征收的情况也是如此。当这些中低收入居民的税收过重时，不仅其可支配收入要减少，而且其消费支付能力也减弱。

当然，这些只是显性的不合理的财富转移与分配机制，在中国还有许多隐性的不合理的财富转移与分配机制。比如说，政府对利率严重管制，特别是把存款利率压在极低的水平上，其实这就是对存款人利益的一种财富转移。通过政府对利率的管制，把债权人的利益转移到债务人手上。因为，绝大多数居民所组成的债权人是十分分散的、在整个经济决策中的话语权小，因此，他们的利益容易受到忽视。而这种财富转移不仅使得债务人的融资成本降低，更为重要的是会让债务人滥用资金及投资高风险的项目，增加银行体系的风险，而且减少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弱化居民的消费能力。

可见，绝大多数居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过小，和社会财富严重的分配不公，不仅使得居民消费支付能力不足，令我国经济增长更加依赖出口和投资，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结构畸形发展，而且带来了潜在的社会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得从根本上提高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弱化权力对要素市场的分配关系的干涉，通过公共决策减小既得利益制度化的机率等。

加速城市化　破解城乡二元结构

当然，加快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也是调整居民收入分配关系的重要政策。在“两会”上，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不仅成了民生的重点，也成为经济民生的热点问题。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城市化就成了世界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可以说，现代经济的起源都在于城市的兴起。因为，城市的产生不仅在于农村居民大规模向城市聚集及其生活方式的改变，而且在于城市人口增长、城市规模的扩展、社会及生活方式的城市环境形成等。城市化过程就是人口、产业、资金、信息、思想的聚集，也是新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新观念体系形成与转化。正因为城市化形成了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推动了整个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

进入21世纪，中国城市化已被公认是世界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动力。可以看到，在1998年中国住房制度重大改革以来，中国的城市化以突飞猛进的方式在发展。2004年的资料表明，在美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只有9个，而在中国则有166个。联合国的人口发展报告指出，中国的城镇人口正在以每年2.5％的速度增加，中国成了世界城市化增长最快的国家。在中国飞速城市化的进程中，一方面带来不少城市的快速发展与经济繁荣，帮助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摆脱

了贫困；另一方面，由于受户藉制度限制，农村与城市的二元化结构，使许多农村居民不能够真正在城市生根下来，成为城市经济生产与消费的动力。我们可以看到，正因为这种城乡二元结构，正因为农村居民不能够在城市定居下来，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减缓，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居民的消费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有研究表明，在居民消费支出中，城市居民消费所占比重从1952年的31.1％上升到2008年的74.4％，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68.9％下降到2008年的25.6％。

上述数据表明，一是尽管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城市率在提高，但城市居民消费所占比重的增长远远高于中国城市化率的增长，这就意味着农村居民消费的相对水平越来越低；二是二元分化的城乡结构不仅不利农村居民的消费，而且也不利农民分享中国改革的经济成果。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低，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农村居民在整个收入分配体系中所占有财富过少，他们无法分享到经济改革的成果；三是正因为农村消费水平过低是制度安排的结果，是城乡二元分化结构的结果，因此，只要改革当前这种造成城乡二元分化不合理的户藉制度，就能够改变当前城乡不合理的利益分配关系，增加农民收入及促进农民消费快速增长。所以，放宽中小城市户口限制推动城镇化是当前这种改革最为重要方面，它也是“两会”的热点之一。

遏制高房价　释放消费力

“遏制高房价”不仅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改革的重要方面，也是民生经济或经济民生的重要方面。要实现以居民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人们不禁要问，中国居民的消费从何而来?尽管政府提出了不少完善、促进居民消费的政策措施，但是住房消费仍然是近几年来居民消费最主要方面。

对于城市居民来说，鼓励他们的汽车消费与住房消费，当然没有多少问题，但是城市居民消费不仅要有消费意愿，而且要有消费能力。对于汽车消费，尽管它是耐用高价值的消费品，但是汽车不仅总价值占居民收入比重不高，而且每一辆汽车的总价值处在多层次、完全竞争的市场之中，在政府的优惠鼓励政策下，不同的居民可以找到不同汽车消费产品。这就是汽车消费量2009年突破1300万辆的原因所在。随着汽车消费优惠政策向中小城市及农村深入，这种态势仍然会进一步地快速增长。

但是，由于住房既可消费也可投资，那么投资者一定会利用住房投资这种工具获利，即使仅购买一套住房或所谓改善性住房都可以用作投资。在全世界最为优惠的信贷政策下，投资者不仅可以便利进入住房市场，而且只要进入住房市场仅是利用优惠政策就可大获得其利。这就是为什么2009年住房市场量升价涨的根本原因所在。当住房市场是一个投资者为主导的市场时，住房消费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即使规定只优惠居民的自住性住房消费也是如此。由于住房投资与住房消费的定价与需求上的差别，住房投资为主导的市场一定把住房的价格越推越高，最后只能把真正的住房消费者全部挤出(即使真正希望购买住房消费者也不得不参与这种投资炒作)，留下住房投资者。

2009年，国内房地产市场出现所谓的空前繁荣，但是这种繁荣是建立在个人按揭贷款比2008年增长4倍多的基础上的，就使得国内房地产市场由年初以消费为主导的市场转化为以投资为主导的市场，不少地方房地产泡沫吹大。比如，中国沿海一线城市房地产泡沫不仅可能用理论指标(如房价收入比、房价租金比、个人按揭贷款月还款比重、国际其他城市实际房价比较)证明，也可用每一个城市居民基本常识来证明。比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海南等地房价上涨1倍以上。而当房地产泡沫吹得巨大时，居民住房消费也就自然严重挤出。

因为，在住房既可消费又可投资的情况下，政府的职能部门及地方政府在落实中央对住房消费政策时，可各取所需，根据其不同的需要出台不同的政策，从而使得住房市场越来越混乱，投资性的购买越来越成为主导。比如，外国政府及学界一直在批评中国的经济失衡就在于居民消费率过低。但是实际的问题并非如此。从国家统计数据来看，在2000年以前，无论总消费率还是消费贡献率来看，两者的比重都是在60％以上，都占绝对比重(比如2001年消费贡献率占5.5％，而投资与出口贡献率分别为1.9％和1.0％)，但是从2001年以后，这两个指标都出现迅速下降。比如，消费贡献率从2000年的65.1％下降2007年的39.4％，下降的幅度达40％。其原因何在?为什么居民消费在短时间内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为什么越是经济发展居民的消费率则越低?国内居民的消费意愿真的迅速下降了吗?不是，而是中国经济结构及居民消费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

也就是说，这几年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的地方并不是居民消费突然减少或下降，而是随着中国住房制度改革之后，居民消费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住房消费成为居民消费最大部分。但是，作为国家统计指标，住房并不是消费而是投资。试想，当居民把其绝大部分的收入用去购买住房消费(在2006年以前基本上如此)或是居民最大消费时，但统计指标则把其算作投资，居民的消费率及消费贡献率岂能不下降?而投资率及投资贡献率也自然上升。比如，投资贡献率分是2000年为22.4％、2003年为63.8％、2007年为40.9％。投资贡献率为1倍甚至几倍的增长，根本原因就在于居民住房消费算作投资了。

国家统计把住房作投资，不仅可以让投资者进行住房市场炒作及把房价推高有合法性依据，而且房价上涨甚至于飚升也不会影响CPI。因为，如果算作消费，房价快速上涨，也会造成CPI快速飚升，从而促使央行通过利率上调的方式来控制物价，增加融资成本，住房投资者减少。但住房是投资品，房价上涨不对CPI影响，央行可以保持低利率，投资者可以利用政府优惠条件任意地炒作住房。在这种情况下，要把住房作为消费几乎不可能。也就是说，在高房价下，必然会导致居民住房消费全面挤出，这不仅使得政府的民生经济 成为一句空话，也严重阻碍了政府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威胁着中国经济及金融体系的安全。

此外，在中国制度安排下，房地产市场同样也是一种对绝大多数居民十分不利的财富转移与分配机制。因为，当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仅是终端商品的市场化，而房地产生产所需要的要素方式则市场化程度低，再上加上房地产的产品不动产性及居民必需性，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房地产企业就能够容易地控制与操纵市场，并对其商品实行垄断性定价，通过房价来转移全民的财富。如果不对高房价进行遏制将损害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并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

还有，尽管国家统计局把住房购买作为居民投资，但实际上自住性住房的购买是中国居民最大消费与民生。如果房价过高，不仅使得国内房地产市场转变成了一个完全以投资为主导的市场，也必然会剥削绝大多数人的基本居住权，无法改善绝大多数居民的基本住房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住房的民生性也就无从谈起。可见，无论是从经济民生，还是从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安全性来说，两会上许多代表对高房价都是坚决反对的，都希望政府出台房地产政策遏制高房价及保证住房的民生性。事实上，在“两会”上关于住房政策方面的议案占一半以上。足见房地产对当前中国经济的重要性。

总之，保证经济增长，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改善民生、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是2010年“两会”经济工作的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就得转移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就得把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移到以居民消费为主导的增长方式上来。要实现这一点两个重大问题要解决，一就是化解居民收入分配不公的矛盾，提高全体居民收入水平；二是要遏制高房价，以保证居民的住房消费或住房民生才能让这个市场得以持续。否则吹大的房地产泡沫一定会破灭，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