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钱锺书同学的日子

1929年，我报考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那年外语系招收差不多四十个名额。等到正式上课前三天，我才接到通知我已被录取了，可以到学校报到。

我第一次碰见钱锺书是在冯友兰先生的逻辑学课上，印象很深，一直到现在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我们那时上课在旧大楼，教室里都是扶手椅，没有课桌。我进了教室，看见大约第五六排有空位子，就走到靠右手的一个椅子上坐下来。后来又进来一位同学，和我一样也穿着蓝布大褂，他走到我这边，坐到我右手旁的空座位上。我不知道他是谁。

冯先生河南口音很浓，讲课时口吃特重，所以记他的笔记很不容易。比如，他讲到亚里士多德时，总是“亚、亚、亚里士多德……”，坐在我右手的这位同学忽然从我手里拿过我的笔记本，就刷刷地写开了。我当时有些不高兴，心想这个人怎么这样不懂礼貌呢？可是当时也不便说什么。冯先生讲完课后，这位邻座就把笔记本给了我。下课后他走他的，我走我的，出了教室，我也未向他道谢。我看了笔记本才发现他不但记下了冯友兰先生讲的亚里士多德，还把冯先生讲课中的引语、英文书上的原文全都写了下来，这着实让我吃了一惊。

当天下午有人来找我同宿舍的许振德，来客就是在我笔记本上写笔记的那位同学。老许介绍说，他叫钱锺书，他俩在同一个英语班上。我和锺书就是这样认识的。

钱锺书看见我书桌上的书就翻开了。他看见《国学概论》一书（钱穆著），前边有锺书父亲钱老先生写的序，就说：“序是我写的，只是用了我父亲的名字。”后来他又看见了别的书，其中有爱尔兰作家乔治·穆尔写的《一个青年的自白》。他很惊讶地问：“你看这本书吗？”我说：“以前看过郁达夫介绍这本书，所以来到清华后就到图书馆借了出来。”这样，我俩就聊了起来，这就是我与钱锺书友谊的开始。

我们两人是同年出生，生日也很相近。但他的博学多才与勤奋都是我望尘莫及的。

一年级第二学期春季始业后，我们搬到了新宿舍。我是住在一层朝阳的房间，与从山西一同考入清华的中学同学康维清分到一室，宿舍后边即为饭厅。锺书住在二层楼的左翼一侧的宿舍。他的同乡曹觐虞住在我房间对面的宿舍，他常到楼下来到我对面房间找同乡，所以也就常来我宿舍，因为我这儿离食堂最近，所以锺书常来和我一块儿去食堂吃饭。

后来，我宿舍对面房间的一位同学搬走，锺书就搬下来与他的老乡同学同一宿舍住下来，我才对他的读书方法有所了解。他是一个礼拜读中文书，一个礼拜读英文书。每礼拜六他就把读过的书整理好，写了笔记，然后抱上一大堆书到图书馆去还，再抱一堆回来。他的中文笔记本是用学校里印的16开大的毛边纸直行簿。读外文的笔记用的是一般的练习本。他一直就是这样的习惯，看了书每天要写笔记。他的大作《谈艺录》和《管锥编》都是这个时期就打了基础的。

四年级的时候，锺书和我都选修了吴宓先生的《中西诗的比较研究》。我们上课时从来不发问，只是赶快记笔记，教员也不提问。吴先生的课，上课时用中文讲，讲完后就问锺书：“Mr.Qian的意见怎么样？”锺书总是先扬后抑，吴先生听了之后总是颔首唯唯。

当时在清华教授中，知道和了解钱锺书的人除了本系的两三位先生以外就是张申府先生。大约在1934年，张先生编《大公报》之副刊“世界思潮”，在一篇文章中，他说：“钱锺书和我的兄弟张岱年并为国宝。”

我们四年级时曾一度传说钱锺书受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之聘教中文。锺书曾经把他们无锡县里的一张登载他消息的小报给我看，他没说什么，我也没问。因为我不相信这种传说。锺书已经在英文杂志发表过几篇文章，当时他给Clark翻译的坡诗写过一篇导言，已经出版。我想以这样优秀的成绩去英国教中文，锺书是不会干的。

1932年5月初，学校里忽然召集紧急大会，说“梅校长有重要报告”。届时开会了，梅校长说：“接到北平行营的紧急通知，昨日我国和日本的谈判已经破裂，决定打仗，跟日本人在北平打仗，我们要坚守北平，所以学校要停课疏散学生。”于是，散会之后，在新大楼宿舍外突然之间来了许多小汽车和三轮车之类，大家就纷纷地离校，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是政府的一个骗局，害怕大学生反对卖国的“何梅协定”，闹。我的大学生活就这样在动乱中马马虎虎结束了。我们的毕业很凄凉，连毕业典礼都没举行，大家就作鸟兽散了，我与钱锺书朝夕相处的日子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我和钱锺书当年亲密无间同声相应的日子也至此告终。

摘自《和钱锺书同学的日子》